同事心脏有点难受，去医院看病。一大堆大大小小的检查项目做完之后，医生说是冠心病。我这个同事才三十出头，平时生龙活虎的，看着医生给他开的一千多块钱五花八门的药，他长了个心眼，去了趟市区的大医院。检查结果啥事也没有，就是劳累过度，建议多休息，一分钱的药也没开。
以药养医，过度夸大病情，不管啥病先把各种检查先做一遍，这是很多基层医院的常态。上高一那年，我耳朵里进了一虫子，去家门口附近的医院检查，虫子取出来之后，却给我开了一大堆眼花缭乱的药，里面竟然还有藿香正气水和六味地黄丸，想我十六七岁的年龄血气方刚，还需要吃地黄丸吗？
反正吃不死你，就给你开呗！
以上说的例子只是小打小闹，毕竟没有酿成重大的医疗事故。
要说史上最冤的医疗事件就是梁启超先生被错割了肾。
梁启超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领导维新改良运动。他的文笔特别好，那篇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无论何时何地读起来都振奋人心。
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小便出血住进了协和医院。当时的协和医院是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有最好的医疗设备。
梁启超最终被诊断为肾肿瘤，医生建议切除那个“坏肾”。当时的国人对手术还是有很大的恐惧心理的。梁先生的很多朋友都反对，但梁启超还是毅然决定做肾切除手术，以实际行动支持西医在中国的推广发展。
梁先生是名流雅士，为他做手术，协和医院自然不敢怠慢，特指定协和医学院著名外科教授刘瑞恒主刀，刘的副手也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可是百密一疏，手术室护士用碘酒标手术位置时，却把本该标明的左肾标成了右肾，刘瑞恒手术前也没仔细核对挂在手术台旁的 X光片，就将梁启超健康的肾给切除了，而留下了坏死的肾。
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梁启超手术后的态度。
对于这起医疗事故，社会人士和梁启超的家人都觉得协和医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梁启超却一直替协和医院辩护。
1926年6月2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称：“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实际上手术后，梁启超病情日益加重，不到三年就去世了。在媒体上撰文替协和辩护的同时，梁启超私下对家儿曾说“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做”，“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
既然深知其误，梁启超为什么还要极力的替协和医院辩护呢？
原来，梁启超早就撰文比较过中西医之优劣，他本人极力的推崇西医，基于这种理念，他生病的时候就拒绝中医治疗。看来，梁启超之所以替协和医院辩护，是怕说出真相影响西医乃至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这种将国家前途命运完全置于个人安危之上的做法，非常可敬。试想以梁先生的影响力，他和协和医院打官司的话，哪有不赢之道理？可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那普通百姓一定对西医更加恐惧了，这绝对会阻碍西医乃至西学在中国的推广与发展。
只能说梁先生是一个大写之人。
如果梁先生生活在今天，面对当今的医疗乱象，医患矛盾又会如何表态呢？
医者仁心，值得每一位医疗工作者谨记在心。毕竟你们掌控的是最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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