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此书给我一种说不出来的不适感。在作者看似冷静的叙述上,实质上包含着一种悲观宿命的笔调。它更像是一纸宣判明朝死刑的判决书,后来读黄仁宇回忆录,发现他不止宣判了明朝的死刑,也宣判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死刑。在他大历史观的视角下,他把近代中国的落后追溯到晚明,认为从那时起中国便已经丧失了现代化的可能。接着他又把中国丧失现代化的原因归因于中国所出的地理环境。这种宿命式的论调,充斥在他的书中。
温故一五八七,读万历十五年我要从他的论调中挣脱出来,就要弄明白:明朝为什么灭亡?除了黄仁宇,学术界至少有五种关于明朝灭亡的解释模式。无论是谢国帧的党争说,还是李光涛的建州与流寇共同作用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把明朝的灭亡时间定在1644-1662年之间。
如果我们同意黄仁宇,那么谢国帧、李光涛等人的观点,就是在叙述万历十五年以后明朝衰亡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回答明朝为什么衰亡。
如果我们把视角从政治移到经济,会发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樊树志倡言的晚明大变局,即着眼于此。
如果我们把视角延长到嘉靖,会发现这是一段不断革新的历史。学术界有隆万革新的提法,主要是指徐阶、高拱、张居正对正德、嘉靖以来的弊政和统治危机进行革新的措施。
以上两点使我们观察到一个诡吊的现象:在政治之外,是社会经济的发达;在万历前后是改革与衰亡的分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社会经济的发展没能促成政治的变化?又为什么政治的改革没有挽救帝国的衰亡?
温故一五八七,读万历十五年在我看来,黄仁宇所说的明朝的灭亡,实质上是指明朝旧体制的灭亡,也就是自朱元璋以来制定的制度,在万历年间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了。
但是旧体制的灭亡,可以制定新的制度,未必就是明朝的灭亡。所以,我们要探讨明亡于万历,就应该说清楚,万历年间为什么没有发生转变新体制的可能性?因为,从万历到崇祯或者到南明,明朝的势力消退,还有七十多年的过程。为什么没有产生新的体制才是判定明朝灭亡的关键。黄仁宇用皇帝、大臣、思想界的集体困境来解释,我是不能同意的。
在史观和史料被质疑甚至被推翻后,《万历十五年》只剩下流畅细腻的文笔了。的确,本书开创了一种年号+某年的历史书写模式。此后出版的《至元十三年》、《崇祯十七年》等书籍无一不是受了它的惠泽。
然而,如果我们抛开黄仁宇的结论,而专注他提出的问题。那么当下的现实又会让我们想起晚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温故一五八七年,已经不是一件探讨明朝灭亡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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