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丽：基督教的颠覆——埃吕尔论在技术，权力和危机时代如何活在信仰

马丽：基督教的颠覆——埃吕尔论在技术，权力和危机时代如何活在信仰中

原文部分发表在北美《恩福》杂志2018年10月期，这是全文。

当代欧洲新教思想家中曾出现过三个人，都一生致力于用正统基督教信仰来回应现代性（modernity）的挑战，而且涉猎多个学术领域。他们是荷兰神学家凯波尔（1837-1920），英国文学家C.S.路易斯（1898-1963）和法国社会学家埃吕尓（Jacques Ellul, 1912-1994）。前两位是华语神学界比较熟悉的，但极少有人了解第三位。

埃吕尔的通才与伦理洞见

雅各-埃吕尓（Jacques Ellul）善于紧扣圣经伦理原则来分析社会现象，对当代人的社会处境富有一种理解性、同理心的同情，但又一针见血地不妥协。实际上，正如美国文学界在1950年代兴起过一阵“路易斯热”一样，美国神学界在1970年代曾出现过一段“埃吕尔热”。当美国计算机技术刚发展到民用阶段，中国计划经济还没破产时，美国各大神学院几乎每个教授都在谈论埃吕尔和他对“技术”和“宣传”之属灵含义的批判。

埃吕尔的兴趣广泛，涉及法学、伦理学、社会学和神学。他著述之多，到今天仍被人从法语翻译成英语（和凯波尔、巴文克一样），被收入惠顿大学（Wheaton College）著名的“埃吕尔档案”（The Ellul Archives）中。还有一个北美学者的“埃吕尔国际协会”每年活跃在学术界。

在社会学领域，埃吕尔的代表作品包括《技术社会》、《宣传：人态度的形成》、《城市的意义》等；在政治学领域，他写了《上帝的政治和人的政治》、《政治幻象》、《耶稣和马克思》等；在法学领域，他著有《法的神学基础》、《暴力》、《自由的伦理》等；在神学领域，他写了《道的降卑》、《国度的同在》、无数本解经书（《启示录》等）以及一本颇具争议的《基督教的颠覆》。他严禁地论述各种现代社会的复杂现象，涉及面之广博，以至于有人说，很难想象这些书都是同一个人写出来的。埃吕尔自己晚年曾对学生说，其实他一生所写的四十多本书，都是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关于世界是怎样悖逆上帝的启示，同时又怎样被上帝的道所管教、塑造的。只有大师级的学者才会选择这样一个宏大视野。

埃吕尔在《国度的同在》（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中说，基督徒“是一个未来之人，不是一种暂时的、逻辑性的未来，而是指末世（eschaton），是一个与当下这个世界决裂的未来。…我们相信这一真理比环绕我们的现实更真、更实在。”  因此，他称自己的神学是一种“正面冲突”的神学，好像与凯波尔强调的“对立”（Christian antithesis）一样。埃吕尓在《意愿和行事》一书中论述什么是他理解的基督教伦理学:

“人被耶稣基督释放得自由，得以脱离万事对人的专制，也因此有了使用万事而不受它们奴役的可能性，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人受耶稣基督差遣，与他人真实相处，也因此有了服事他们、爱他们的可能性，这是什么意思？人受耶稣基督光照，理解关于世界之结局的事，也因此有了服事上帝、用全心全灵全意爱他的可能性，这又是什么意思？”

对技术幻象的反思

马丽：基督教的颠覆——埃吕尔论在技术，权力和危机时代如何活在信仰中

埃吕尔认为，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从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哪些过程背后有奴役人灵性的属灵影响力。例如，《宣传：人态度的形成》（Propaganda: The Formation of Men’s Attitudes）一书剖析了大众传播带来的社会性意识形态灾难，不只是发生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他说，“现代宣传的目标，不再是为了转化人的观点，而是激发一种积极、神秘性的信念。” 在很多时候，科学和艺术没有起到平衡的作用，反而助长了这一趋势。又如，他在1993年的一个纪录片《技术的背叛》中说，

“我认识的人中，很多喜欢看电视广告，是觉得它们很有趣。它们让人放松，分散注意力。人们上了一天班后回到家，他们不觉得工作令人满足，需要分散注意力和娱乐。‘分散’一词本身就很重要了。当帕斯卡用‘分散’一词时，他的意思是，有人追随上帝的道路，后来因娱乐分散注意力，而偏离此路。他们不会想到上帝，而是自己娱乐自己。所以，人们不会思考技术和我们的工作所造成的问题，我们只想娱乐自己。”

马丽：基督教的颠覆——埃吕尔论在技术，权力和危机时代如何活在信仰中

他在《技术社会》（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开篇定义说，“‘技术’（technique）就是人们理性得出的方法之总和，而且已经在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都发挥出绝对效率。”埃吕尔延续了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经典的“理性化”命题，但多了一种启示的维度。人性的反讽之处恰恰在于，人往往在最强的地方，反而成为道德上最弱的，技术革新也不例外。和美国神学家尼布尔在《美国历史的反讽》中观点一样，埃吕尔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祛魅感。当人们因科技日新月异而对人类前景乐观时，他提出，“技术”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控制结合，会带来一些人类无法想象的道德后果。

埃吕尔对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过度悲观的预测，让他更像是一位看到末世光景的先知。埃吕尓的悲观不是来自于技术本身，而是来自他对人性的洞察——人在挣脱物质匮乏的限定，以为获得史无前例的自由时，往往已经陷入史无前例的捆绑中。埃吕尓的悲观不是来自于技术本身，而是来自他对人性的洞察——人在挣脱物质匮乏的限定，以为获得史无前例的自由时，往往已经陷入史无前例的捆绑中。

我们当前正进入的一个由网络、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主导的社会，比以往更需要埃吕尔的洞见，就是他基于历史和基督教伦理原则的分析。他半个世纪之前的著作，仍能帮我们揭下占据后现代社会世俗宝座的“新魔鬼”的面具。

敢于批判基督教的神学家

埃吕尔的道德诚实，让他无法仅仅只是批判社会，而假装无视不去批判教会欠佳的见证。他在《基督教的颠覆》（The Subversion of Christianity, 1986）中指出，教会往往只泛泛地、概念化地谈到“属灵争战”和“背道”，却在实际上，让虚假、操纵世俗权力堂而皇之地进入。他尖锐地说，“权力”一直在侵蚀着基督教教会的纯正。“那些攻击基督教的人，常常从指出我们可怕的做法开始。伏尔泰、霍尔巴赫、费尔巴哈、马克思和巴枯宁的攻击，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基督教福音传讲的是上帝纯全美善正直的启示，那么，要怎样解释，基督教教会所行出来的，却常常是相反的样式？

埃吕尔作为一个强调实践伦理的人，他并不满足于一种解释说，“我们所行出来的当然不够好，但你要看到上帝的启示是美的、纯正的、真理性的。” 他认为基督徒用这样的说法来推脱伦理责任是可耻的，那只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可畏和对罪的认识还不够深。人总会轻飘飘地对待上帝严厉的要求，却不知自己已经触犯了那火一样的忿怒，就像当代另外两位圣经学者所说的：

“一次又一次，以色列试着和上帝对话，希望上帝可以亲和地、超然地考虑以色列的处境。但耶和华上帝立即让整个修辞都激烈起来。他用愤怒的言语回应。以色列只希望因自己的小错误被责备一下，却听上帝称他们是‘通奸的’、‘淫乱的’。”

埃吕尔在真信仰和一种制度化的宗教二者之间进行了区分。他甚至谴责说，基督教已经成了一个被世界颠覆了的宗教：基督教国（Christendom）。

埃吕尔认为，“权力”是世界对教会的终极试探。他纵观教会历史，发现基督教教会曾与各种世上权势结合在一起，与资本主义体系有“同构”关系的新教更是如此。他批判新教在现代发展出的各种造势运动、噱头和所谓“领袖”，这些人不知自己在光环名声之下，以事奉之名，已经窃取了上帝的荣耀。这背后的逻辑与他对“技术”（方法或手段）的警惕思考有关。教会即便不与世俗政治联盟，但在人们建立起各种机构、制度、名头和平台中，已经建立起一个一个权力的“山头”，用某种技术安排（如名牧大会、大型场面的奋兴会）来“造势”。他称之为基督教的“变形”（deformation）。

这不是教会得到君士坦丁的认可之时发生的，而是此后一直以“君士坦丁主义”持续着。基督徒和教会想要与每一样代表世上权力的事物结盟。在现实中，这种做法基于一种确信，那就是，感谢圣灵的能力，世上的权能都被胜过，服务于福音、教会和宣教。我们必须为了传福音而使用它们。…但实际上发生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教会和宣教被权力穿透，因权力的腐败而偏离了真理。当耶稣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时，他明确说出了他想要说的。他不为任何世俗王国正名（即便那位掌权者是一位基督徒）。他让我们警惕，除了寻求圣灵的权威之外，不能寻求任何其他权威。

马丽：基督教的颠覆——埃吕尔论在技术，权力和危机时代如何活在信仰中

正因为他对权力的彻底“解构”和祛魅，埃吕尔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和妻子甚至用退隐深山的小组交谈团契的方式，实践一种祛权力架构的教会生活。而且，尽管埃吕尔在自己建立的教会讲道，也写很多解经书，但埃吕尔自始至终一直只承认自己是个平信徒。曾有人开玩笑说，尽管埃吕尔是本世纪最被忽略的一位神学家，但即便人们认识到他的思想很重要，邀请他担任某普世机构的主席或重要头衔，他一定会像一位真正的巴特主义者那样大声说出一句“不！”，因为他一生致力于解构“权力”，包括教会内的权力架构。他不会赞同用一种机构化、运动化的方式推动合一、合流。

技术和权力的同构，迎合了“大众社会”（the mass society）的需求。朋霍费尔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也在《伦理学》中指出，“通过技术科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征服，似乎肩负着蔑视上帝意志的使命。在技术所具有的魔鬼特性的背后，它的益处已经显得黯然失色。” 随着现代性的出现，西方社会的思潮和革命也创造出一个伪三位一体：技术（technology）、群众运动（the mass）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三种要素既联系又敌对，但三者纠缠的后果都将人推向奴役的深渊。

朋霍费尔和埃吕尔在反思中，都得出一种“激进门徒观”（radical discipleship）的伦理立场。埃吕尔说，“在现代世界，一种最危险的决定论是技术现象。问题不在于怎样除掉它，而是靠一种自由的行动来超越它。”

在今天，教会和事工离不开新媒体和各种组织方法，又要警惕其世俗力量的同时，很需要重读埃吕尔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