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对胡适，始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在他的头脑中萦回。最初，胡适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学者典型，是“我”学习的榜样，很快，就有点看不起了，不过仍旧以尊重为主，到1959年胡适生病以后，两人的关系就远不像开始时那样亲密了。如1958年6月13日：“夜在新兴给昭先讲史学史，我想到胡适说话演说对的态度，我甚受影响，我真的已经开始做一个最有气派的飓风型的人（我在说话的神情与技术上，最近因他而有大转变。四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归来在室中大谈可证也。……我近来一是肯努力，二是有担当，胡适这次回国来给我的影响甚大，因为看到他，使我决心想做成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又说：“多少人对胡适的欣赏与佩服更增加了他的上进与生活的愉快，同理（如今晚余士辅对我的佩服，我对昭先等朋友的好、对彦增的关怀），也可使我增加了不少‘外助力’。隔了一天，6月15日说：“国实无人，如胡适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了呵。唯美主义的李敖，岂胡适、殷海光等无艺术人生者所可及！”“对胡适有些反感，过去吾之态度不正常。”6月18日：“老马此生与人关系上必将窄而狷，重质不重量，交际等比我差远了，他不能成为一popular式的学者。popular式学者，只胡适一人而已，唯吾能学及之。”11月6日：“前晚迎胡适以来，油然于努力一途，‘出山要比在山清’之自勉殊殷，对与女人为伍事颇厌。吾终当脱尘缘而上升为胡适等第一等之人耳。”12月23日，称赞了胡适的“手勤”，12月20日。则又说“胡适的拔尖心与首席心太重”。1959年1月2日，借他人之口，说“胡适已不能领导李敖了”，又说，“胡适等安足以为吾师哉”。1月14日记：“深觉鼓舞一时风潮当从马戈采罗曼罗兰等著书之法，胡适等法不行也。”3月1日：“傍晚复徐高阮一长信攻击胡适以下的老朽们。我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不满意。”4月3日记蒋廷黻对胡适的评价：“适之先生的个性要比我温和得多，即以他目前在国内发表的若干谈话来说，都非常含蓄婉转，有时甚至使人弄不清楚他到底是赞同什么或反对什么。但我的个性却喜欢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李敖的性格也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有甚说甚的，这可能是李敖对胡适感到不满的原因所在。4月13日，李敖到台大医院看望胡适，又看望了光宗。4月18日晨，姚从吾“又劝我看胡适，意谓胡颇欲使关系密切也”，五天以后，4月23日，李敖到台大医院看望了光宗，却没有顺道看望胡适。4月25日，再次到医院看望光宗，“并花十八元送炼乳二听”，仍旧未去看望胡适。如前所引，直到4月30日他才去看。这以后，未再看到两人相见的记载，7月3日胡适“飞美”，李也似未去送行。读到这里，总觉李敖先前对胡适的一片热望，已经变得有些冷淡了。
如何看待李敖这些话？或者说，如何看待李敖跟胡适这些初期的交往？我们以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胡适方面说，他是急需把李敖招到自己门下的。这从胡适第一次相见就“立约我去聊聊”，每次见面都十分热情、1959年4月18日姚从吾传话“胡颇欲使关系深切也”等都可见出。1990年11月24日，李敖为《胡适与我》一书作《自序》一篇，引胡适给赵元任信中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李恕谷的名言，我曾读了大感动。这是‘收徒弟’的哲学！”接着说：“清朝学者李恕谷这段话，意思是说，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势力；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胡适引用这段话的心意，我想和他个人的遭遇不无关系。胡适名满天下，又喜欢交朋友，所以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但是这种车水马龙的热闹，是虚荣的、虚幻的，聪明如他，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在热同之余，未尝不存‘求士’之心。他以为‘收徒弟’是求士，辛辛苦苦收了好多徒弟，但是，在他身后，完全失败了。”现在李敖这样有才气，肯用功的年轻人来到身边，他自然是把他当作“士”（即“徒弟”）来“求”的。他对李敖那么热情，在此；李敖定了《宋代婚姻》的研究题目，姚从吾反对，吴相湘反对，惟独胡适不反对，也在此。
第二，从李敖方面说，他虽然一直心仪胡适，却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做胡适的“徒弟”或“门生”。《自序》在上引话后说：“在胡适‘求士’的心里，我是他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父亲是他的学生，我并不是他的徒弟……”即是说，李敖不承认更不自夸自己是胡适这位大名人的弟子。李敖在这篇《自序》中引用他以前说过的一段话说：“胡适先生走进‘地狱’后，剩下的，是一片冷漠的局面。何以说冷漠呢？这是专指胡适先生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他们这批人，在胡适先生生前俨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门生、干女婿，是‘蟠龙大花瓶’的赠送者、是生目酒会的拜寿者、是…胡适合会’的‘标会’者，……可是在胡适先生倒下以后，几乎在‘尸骨未寒’的当儿，他们就变成了‘不认得耶稣’的‘彼得’。”李敖不是这样的人。在胡适生前。他不以学生自居，不谬托门生，因为他确实从未以胡适为师。
第三，李敖虽不以胡适为师，他对胡适的尊祟却是真诚的。李敖是一个“狂人”，“国学大师”钱穆不必说了，即使殷海光，他也不放在眼里（详下节），他惟一能看得上眼的，只有胡适一人。他虽然说过“胡适等安足以为吾师哉”，但他的“攻击”总是限于“胡适以下的老朽们”。从本书以后的论述可以知道，对胡适一生所作贡献给予最充分、最崇高评价的是李敖；能真正继承胡适思想和自由主义精神的也是李敖；把胡适作为人格楷模的还是李敖，《大学札记》中就列有《胡适论悲观》、《胡适论反省》、《胡适论“有所不为”》等题目，摘录胡适的言论以激励自己。《胡适与我》的《自序》里，在说了“我并不是他的徒弟”之后接着说：“但是云龙契合之际，我却在他生前死后，做了比任何人都识其大者的事。这种奇缘与情义，求之古今人物，亦属罕见。清朝王源《刘处士墓表》中记‘[刘献廷]尝从容谓余日：“吾志若不就，他无所愿，但愿先子死耳！”予惊问故，日：“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谁，得子为吾传以传，复何恨哉？”我想，胡适死而有知，当有刘献廷这一感叹。我以为这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四，李敖性格上的独异和志向的远大，使他跟胡适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很不相同。李敖1959年4月10日日记，在引用蒋廷黻对胡适的评论之前说：“蒋廷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态度甚好，其批评胡适之言甚是。”胡适的性格是“温和得多”，对国事的谈话又“都非常含蓄婉转，有时甚至使人弄不清楚他到底层赞同什么或反对什么”。比起蒋廷黻来，李敖远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是对一切他认为错误的东西，进行“攻击”，毫不留情面，即使是自己的老师、朋友、同学。我称李敖为鲁迅所说“个人的自大”者。用鲁迅的话说，“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就是对庸众宣战，他们“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李敖树敌过多。在台大时代，就有同学老师提醒他注意这个问题，他没有接受，那提意见者，后来也受到“攻击”。这是他跟胡适的第一个不同之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对学术研究的态度。胡适曾经“从政”，但是当他做学问的时候，当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他是纯粹搞学术的。李敖从来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把学术研究跟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或者说，是把学术研究服务于政治斗争。在这一点上，李敖又跟鲁迅有相似之处。20年代以后的鲁迅，写文章也好，做学问也好，都是他从事政治斗争的工具，一切为政治斗争服务。李敖1959年5月9日日记中有：“读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合著《人权论集》，深感吾之方向在此不在史也。”李敖对人权问题感兴趣，就在于这是一个最紧迫的现实政治问题；他说“吾之方向”“不在史”，就因为它不是现实政治问题。从这一点出发，决定了李敖跟胡适之间还有第三个不同。李敖是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不断地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所以他的研究题目一直是新的。胡适却不是这样。《红楼梦》也好，《水经注》也好，他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谈，几十年谈不完。所以李敖批评胡适“老是卖老货，说他“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不满意”，这样，胡适自然“不能领导李敖了”。
因此，如果用一个语句来概括两人，则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李敖是一个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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