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无为
南京军区之所以在10年后征集张孝华的“渡江第一船”，缘起首都B・J。
1958年，北京搞了个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十大工程”，其中之一，就是兴建一座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并在1959年国庆到来时正式开馆。开馆，就必须有陈列物供参观，而能够被军事博物馆收藏展出的革命文物，只能是那些在战争中起到特殊作用的武器装备。张孝华的那条在渡江战役中起典范作用的渡船，自然是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重点征集对象。
这个缘由，巢县报记者在文章的开头就做了说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南京军区的赴巢征集，巢县报也就不会兴师动众地做出这篇大文章。
唐诗据此推断，在此之前，巢县报可能压根就不知道本县还有个惊天动地的“渡江第一船”。这真是灯下黑，手握一张王牌，还需要别人来提醒。这大概与当时落后的宣传舆论工具有关，战场上发生的事，如果部队不在地方上宣传，这事也就只有东张村的部分村民知道。幸好，部队还存有资料。据文章介绍，南京军区在接到征集“渡江第一船”的任务后，军区的军史部门专门成立了一个征集小组，四处查找这条船，最后还是在军区保存的《渡江战役船工名册》上，找到了张孝华的名字，并得知他是安徽巢县东张村人。
令唐诗感到惋惜的是，这条船在送往北京前，由于体积过大，当时的运输工具难以承载，只好把它锯成两截，运到北京后再粘合起来。就像一个人骨折，虽经治愈，但毕竟伤残过，再也不能像原先那样运用自如了。
这篇文章还详细介绍了张孝华的家世，以及参战的全过程。由于文章的资料来源全部出自张孝华之口，因此，有关“渡江第一船”的一些背景资料，比如战役的部署、参战部队、渡江的准确时间等，文章中都没有反映。这些内容，张孝华作为一个普通民船的船工，是无法掌握到的。
现在唐诗要对“渡江第一船”作深度挖掘，巢县报的这篇文章只能是个引子，还需要挖掘更多的资料。这个挖掘也不能漫天撒网，必须有个更深层的目标，力争挖出个让人眼睛一亮的金娃娃。
经过反复思考，唐诗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为什么”上，即：张孝华的船，为什么能成为“渡江第一船”？
用哲学语言表达，就是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如果说，张孝华的船成为“渡江第一船”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那么，它又是通过哪些偶然因素促成的呢？唐诗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偶然因素一个个找出来，为这个必然结果做出合理的解答。
思路明确后，唐诗把办公室的工作作了一些调整，写书的任务交给朱主任为首其他4位同仁，自己带着小焦去寻找“渡江第一船”的根脉。
查访的第一站，选定在无为县。无为县是沿江江北的一个大县，江堤长达百里，渡江战役中，无为县是我军中集团集聚待发的前沿阵地。巢县和无为县毗邻，渡江作战的部队，首先要在巢县境内的巢湖和裕溪河进行水上练兵，然后再开往无为县江边。战争年代，巢、无两县联系紧密，抗战时期的皖江抗日根据地，其核心地带就是巢、无两县，故称为“巢无中心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渡江战役，又有这样的训练和作战无缝对接。党史界据此有个“巢无是一家”的说法，两边的业务往来比较頻繁。
唐诗和小焦赶到无为县时，无为县党史办的王主任已在办公室等候。因为事先在电话中把来的意图作了说明，王主任已经将相关资料准备好，一共两份，一份是第二十四军渡江战役总结，厚厚的一大本，另一份是渡江英雄马毛姐事迹介绍。
“就这么多吗？可不要打埋伏噢。”唐诗首先来了个火力侦察。直觉告诉他，这两份资料在涉及面上似显过于单调，无为作为渡江战役的重点县，在大侦集时不可能只征集到这么点资料。
“还嫌少啊，能找到这些就算不错的了。”王主任不疾不徐地笑着，厚厚镜片后的双眼夸张地瞪得圆溜溜的，一只手习惯地将头上仅剩的几根毛向中间捋了捋。他那头上“聪明绝顶”，全靠边上的一缕长发遮挡，是标准的“地方支援中央”。
唐诗也跟着笑道：“特地来你这里寻求支援，当然是多多益善。”
“爱莫能助啊。也怪你主意来得迟，要是你早一年过来，说不定还能多给一些。”
“此话怎讲？”
“去年搞文明创建，县里组织了一次大检查，查到我们这里，说我们办公室太乱，到处都是资料，建议我们好好清理一下。你也看到了，我们这里就这一间大办公室，资料只能这里放一堆，那里放一堆，不像你们那边，除了办公室还有专门的资料室。没办法，只好把那些零散的资料清理掉了。”
王主任说着，一脸无奈，那只手也下意识地在头上连连捋着，似乎要把那些被清理掉的资料再捋回来。
唐诗听了心中连呼可惜，干他们这一行，征集来的资料就好比农民种地收获的粮食，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他能体味到被迫清理资料的难舍之情。
由此他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那时如果不是咬定不松口，单位的档案资料同样会面临被“清理”的结局。
那时他刚到党史办，办公室在一栋单独的二层小楼上，一共3大间。这里本是住宿区，由于空间大，办公也还方便。这时一位乡镇书记晋升为副市长，全家跟着进城，看上了这个二层楼。于是常务副市长出面做工作，要求党史办搬进新的办公大楼，把房子让出来。开出的条件是，3间换3间。
唐诗本来也乐意搬，但当他看了新办公大楼的房间后，改变了主意。原因就在于，这里虽然也是3间，却比原先的3间面积要小得多，6个人办公，要1间办公室，1间主任室兼接待室（党史办经常有老同志来访），剩下1间做档案室显然不够大。十几个制式档案柜，在原先那个大房间勉强摆开，换成现在这个小房间，塞都塞不进去。问题还在于，党史办的档案室在前任黄主任手中，曾花了大气力，从硬件到软件作了规范建设，一举成为省级档案管理先进单位，唐诗可不想当败家子，把这个先进单位弄丢了。
有鉴于此，唐诗向常务副市长提出，必须再增加1间房子做档案室，否则无法搬迁。
这等于是讨价还价，也算是抹了常务副市长的面子，单位的人都有点担心。唐诗说没事，我们做这边田就要向这边天，市长也不会那么小家子气。
常务副市长也了解唐诗的禀性，别的话没说，拿出一个权宜之计：承诺增加1间，但要过段时间等文物管理所搬走后再给，党史办先搬过来，档案室装不下，可将部分档案柜暂时放在中心走廊上。
有了常务副市长这个包票，唐诗也就没有计较那个暂时困难，及时把办公室搬了过来。一个月后，文物管理所搬走，唐诗把腾出来的这间房中间隔了一下，把走廊上的档案柜放在里面半间，外面半间摆了一张桌子，作为档案调阅室。档案管理重新走上正轨。
这边刚整理好，那边又出现新的问题。那天下班前，负责档案管理的陶玲找到唐诗，急匆匆地说：
“主任，不好了！我们档案室恐怕保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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