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理论错误

（相信博学的费老会原谅晚生的异论，对费老理论的念念不忘应该是对老先生最好的缅怀吧，同时也希望同仁指正我的观点，共步老先生们走过的求识之路。）

        费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已成为我们研究的定式，但如果以概念来检验概念，我觉得费先生忽视了“民族”和“中华民族”本身具有的政治属性和形成的历史，这两个词汇真正涵义和国人习惯的望文生义式的理解大不相同，“以为民是人们，族是种族，民族就是一国之内的许多不同样的人民，于是血统和语言自成一格单位的他们称之为一个民族，甚至宗教和文化自成一个单位的他们也称之为一个民族，而同国之中就有了许多的民族出现。”（1）“多元一体格局”实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描述，如果用来描述“中华民族”这一政治词汇，会造成理论和政策的混乱，严重的会埋下分裂的种子。

         一、对“民族”概念的理解错误

         早年，针对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提出“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的观点，费先生发表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指出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事实应当受到尊重，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人群发生共同的利害，有对内稳定、对外安全的需求，自然有可能结成一个政治团体。两种观点实为“民族”概念的两个方面，顾颉刚侧重于“人群”的政治属性—“nation”—来解释；费先生侧重于“人群”的历史、文化属性—“ethnic group”—来解释。可见，偏重于文化的角度是费先生民族观的一个特点，这也是中国社会视“族群”差别为“文化”差别的传统观点，古人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2），“族”与“族”之间联系的纽带主要是文化，不能只指望武力征服，“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3）。“在儒家思想中，‘华’与‘夷’主要是一个文化、礼仪上的分野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界限。……华夷之辨并不含有种族或民族上的排他性，而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和区分”（4）。另外中华古人力求言简意赅，名词能用单字表达者，绝少使用双字。民，古代指黎民百姓—平民，与君、官对称。族，族本意是箭头，还可以指氏族、家族，“民族”连在一起，在古语中很少见，即使连在一起，也不可能具有“民族=国家=人民”的涵义。（5）“民族”这个带有政治属性的词汇不是我们的原创，是近代才引进的“舶来品”。

        令人奇怪的是，具有英国留学经历的费先生好像一直没有考虑过“1903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把瑞士—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J.K.布伦齐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民族一词便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其含义常与种族或国家概念想混淆，这与西欧的民族概念的影响有密切关系”。（6）

费先生称“Ｎａｔｉｏｎ所指却并不是同一政府有团体意识的一辈人民。在普通政治学教本上就很明白的说明：在一个政府统治之下的一辈人民所引成的一个政治团体是Ｓｔａｔｅ，通常译作国家。Ｎａｔｉｏｎ和Ｓｔａｔｅ相对立，指语言，文化，及体质（血统）上相同的一辈人民。Ｎａｔｉｏｎ通常译作民族。”（7）费先生对“nation”的理解停留在16世纪前（8），他对nation理解其实是对“ethnic

group”的解释“用于表示多族群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发展历史、不同文化传统（包括语言、宗教等）甚至不同种族体质特征但保持内部认同的群体，这些族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归类于这些社会中的‘亚文化群体’”。（9）并且费先生还认为“名称和概念的含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事物的变化和学科的深化而发展的，重要的是如何把握中国多民族社会的现实,并在概念的不断更新中思考问题”。（10）这种理解亦是费先生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功能论的观点——文化要适应人类社会的需要，但过于关注现实存在的需要，会忽视存在和需要的意义，所以马林诺夫斯基曾建议英国殖民当局采取通过原始居民的首领对原始居民实行长期统治的阴险政策。另外文化功能论强调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来考察，把人们的集体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费先生承认其“对国内的少数民族、农村、小城镇以及城市里工厂的研究都采取同一的观点和方法，把它们看成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社区——社区是指人们在一定地域里经营集体生活的共同体——进行亲自的观察和分析”（11）。综合上述思想，费先生习惯使用“民族”这一整体性强的名词统称部族或族群，而不介意其政治属性的限定。

一个完整的功能首先需要一个亚里士多德式“实体”的存在，功能论者的“共同体”会不自觉的向“实体论”发展，特别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引进学科，我们如果不注意词语的准确性，使用国族涵义的民族/nation来称谓国人心目中的宗族、部族、部落或移民联盟，会造成我们事与愿违的混乱。如南开大学的《民族学概论》（12）把“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主权的实体——政治主体来通称一切族体，运用“民族/nation”的理论上来规划民族学理论体系，民族学就类似于了国际关系学。

费先生的文化功能论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一系列理论错误的根源。费先生用功能论看待“族群”的文化交流和发展，忽视了文化仅仅是“族体”发展的表象和结果，文化什么时候也不可能是“族体”冲动的内在动力，“族体”内普遍的个人生存和发展永远是“族体”变动的原因和目的。（这是我视马林诺夫斯基政策阴险的原因，它妨碍了原始居民的发展）；另外，用“民族”来定义文化族体，难免又赋予其了政治属性，再加上有机的整体观，发展政治属性会成为一个“族体”变成“民族实体”的最迫切的需要，成为民族主义的原动力。所以，不顾“民族”概念的历史和涵义，以带有政治属性的“民族为单位”象“俄罗斯套娃”一样用在中华民族身上得出“多层次的多元格局”，这种观点不仅错误而且是危险的。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费先生两次引用苏俄民族政策来证明自己的“民族单位”观点的正确性，但实践证明苏联的“民族单位”政策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费先生自己亦承认“民族中包括民族，在概念上就不太清楚”啊！（13）这是因为有意思的是，费先生看待整体是有机的，看待部分却是机械的，下面再做论述。

二、“汉族”概念的错误。

费先生认为“汉作为一个族名是汉代和其后中原的人和四围外族人接触中产生的……汉族这个名称不能早于汉代，但其形成则必须早于汉代……上面从华夏人开始所追溯的2000多年的历史正是这个民族诞生前的孕育过程。”（14）费先生此处的错误不仅是把“汉”作为“民族”来看待的，而且对“汉”的叙事与历史经验不符。

“汉族”这一称谓也是近代才引进的“舶来品”，据韩景春、李毅夫两位研究，最早使用“汉族”一词的是驻日外交官黄遵宪，他在1903年的《驳革命书》中写道：“倡类族者，不愿汉族，鲜卑族，蒙古族之杂居共治，转不免受治于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之下也”。中国古人没有“名称+族”来称谓的习惯，而是夏朝称夏人，商朝称商人，周朝称周人，秦统六国后则有了秦人，西方称中国为China,就源出“秦”字；徐杰舜在《汉民族发展史》中论述，汉灭秦后仍称“秦人”，直到东汉时文献才频频出现“汉人”，《汉书·李广利传》将“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中“秦人”改称为“汉人”。由于汉王朝长达400多年，国势强盛，汉人这个名称也逐渐成了中原一带居民的称呼了。但以后朝代“汉人”的概念和范围仍不固定，唐朝时“唐人”和“汉人”并用；两宋由于一直忙于对抗辽、夏和蒙古人，“汉人”开始体现出了带有“国族”意识的内聚性和向心力；元灭宋后，汉人则包括契丹、女真和原来金统治下的汉人，元朝对汉人采取歧视政策，导致朱元璋在《奉天讨元北伐檄文》中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不仅提出“中华”的国族涵义，还开创了族群平等的先河，汉人提前具有了现代意义的“民族”意识。所以范文澜先生在1954年就提出：“汉族自秦汉以下，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它不待资本主义上升而四个特征就已经脱离萌芽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15）；清政府吸取了元朝残酷的人种歧视政策的教训，积极吸收汉文化，“汉人”虽泛指前明朝统治地区的所有人口，而其政策则是不分满汉，分旗民，把旗人以外的人视为民人。

可见，至清时汉人的划分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不依亲属集团而是以人群的政治身份或地缘关系来划分，是一种建立在王国秩序认定基础上的人的身份识别，打破了建立在血源识别基础上的部族、宗族识别方式，更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发展。直到鸦片战争的失败，满清带有优越感的“天下观念”破灭，面对西方先进文明，知识分子特别是革命党人急于推动民族建国，否定“大清”，仓促地扯起了汉族中心主义的大旗，“这个偏失，在民国成立后曾用‘五族共和’的公式去补救”（16）。抗战时期，为了加强族群团结，傅斯年组织了一批学者阐述“中华民族之混合性”，强调2000多年来中华民族基于国家秩序所具有的完整性和统一性。1943年初，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称：“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这些理论就是中国域内包括台湾同胞同属中华民族的理论依据。

费先生虽然一直倡导民族平等，但他描述“汉族形成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的过程，不免是受到了清末汉族中心论的影响，忽视了“汉人”→“汉族”→“中华民族”的形成即不同于恩格斯“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为一个民族”（17），也不同于斯大林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8），而是深具中国特色的“以王国秩序到现代国家秩序”为基础的民族构建过程。2000多年来，“汉人”或“汉族”和“中华民族”的识别基础——王国制和共和制属于国家制度的两种形态——是相同的，这是中华文明传承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华民族”作为近代出现的词语实际上是对“汉人”或“汉族”语言符号的的更新，“汉人”或“汉族”和“中华民族”根本不和基于血亲或宗教等因素所形成的“族体”如藏族、回族、高山族等在一个识别维度，各族群只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个宗族或具有某种共同性的群，是“中华民族”整体概念中的一个有机环节，不是机械的“积木组合”，各族体自身的特殊性包含在国家秩序规定的“中华民族”的普遍性之中，这种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任何族体脱离普遍性的行为，在古代会受到王国血与火的惩罚，在现代则是国家法律的制裁。

这就是费先生机械论看待部分的思想造成其困惑于“民族中包括民族，在概念上就不太清楚”（13）的原因。

三、“自在民族”、“自觉民族”的定义错误。

费先生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4）我查询不到“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的概念性解释，百度解释将“民族自觉”作为“民族自决”的误用，“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的概念很可能是费先生的原创。“自在”指身心舒畅，心中好不自在 ，生活无拘束。道家指无所达致，自然而然的存在状态。“自觉”指自己有所认识而主动去做；自己感觉到；自己有所察觉。（百度解释）结合费先生文中意思，“自在民族”指已经自然而然的存在着的民族，中华民族就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自觉民族”指自己有所认识而主动维护的民族，中华民族是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14）

费先生对“自在民族”、“自觉民族”描述不清晰完整。中华民族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那么它的形成确切时间是何时？是一直在形成之中还是已经形成？

其次，费先生认为“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那么，这个“自在民族”岂不就是“汉族”了吗？中华民族不就成了“汉族”的自觉了吗？如果因自觉而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仅百年，那么如何解释自觉前2000多年中华文明？特别是以同属中华文明而自豪的历史悠久的少数族群，如何定位自己在仅百年自觉历史的“中华民族”中的位置？

费先生“自在民族”到“自觉民族”的“滚雪球”式的演绎，滚出了“汉族”的一家独大，这不是费先生强调文化多元性的本意，但这是客观事实，这是始终困扰费先生的一个问题，“困惑我的主要问题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发生过什么作用和怎样去看待包含汉族和国内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我的困惑出于中国的特点，就是事实上少数民族是离不开汉族的。如果撇开汉族，以任何少数民族为中心来编写它的历史很难周全。”（19）作为文化功能学派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和一位多元文化主义者，费先生“对过去以汉族为中心的观点写成的中国的历史一直反感”。（20）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就被费先生视为解开困惑的答案。

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错误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错误原因是：费先生为了消除心中的“反感”，把两类不同的属性即多元的文化属性和一体的政治属性同时用来构建国族概念——“中华民族”。

（一）忽视“中华民族”词汇由来

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梁启超逐渐认识到，如果按照欧美的“民族建国”的构想，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就将不复存在，中国就要遭到分疆裂土的下场。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开始使用“中华民族”的观念。他阐述：“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原本喊着“驱除鞑虏”，以排满思想为指导的革命党人也意识到了“中华民族”概念对维护国家疆域统一完整的重要意义，“中华民族”逐渐成为了国民党的行动纲领。抗战时期，"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理念深入人心并并受到国共两党的一致拥护，合力宣传。

（二）作为国族，多元与一体的不兼容性

文化功能论的整体观必然会形成费先生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但对一个单独的民族实体来讲，文化的属性天生是多元的，而政治属性必然是一体的，用机械论的组合来描述一个有机的整体和部分关系，会切断部分和整体之间普遍性的联系；用文化的多元来分解政治的实体无疑是危险的。

1.文化的属性天生是多元的。学界没有统一的多元文化主义解释，英国学者艾利斯·卡西摩尔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观念或理想就是，不同民族或文化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和谐共存。”（21）此理念以平等的文化群体为单位，建立在不同的文化群体和谐相处之上，坚决反对文化同化论。但群体间文化先进和落后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五胡”、契丹、女真人、满人等作为征服者“汉化”不能被否认，正如马克思说“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22）不能为坚持多元一概反对同化，周总理也说过“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这种同化本身就有推动进步的意义”。（23）

文化的最终主体是人，人天生的自由意志决定了文化的属性是多元的。我们无法想象人只有一种思想，国家只有一类文化，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涵化、整合，统一出更高一级的思想、文化，然后在这更高的一级上再涵化、整合，统一出更高的一级，这就是文化多元主义的辩证法，多元的主体遭到淘汰是无法避免的。从人的感情上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祥和无害的族体因文化落后而土崩瓦解，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的每一个成员即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淳朴的族体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落后的顽石，迷信的工具和传统规则的奴隶，无助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做出更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所谓民族的无法必然是世界的，只有当民族孕育出人类文明的普遍性才能成为世界的，刻意保存落后的文化是对进步的阻碍，即使我们把摩梭人的走婚在舞台上表演得美轮美奂，也无法掩饰对偶婚的丑陋，文化的功能不能去满足那些“张着嘴的看客”的需要。

2.政治属性的一体性是“民族=国家”的标志。民族国家的政治属性是独立，若国家是非独立的就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不算是民族国家。“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它在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性。”（24）政治属性有很多种，包括独立、社会主义、平等、统一等等，这些属性的形成不是一蹶而就的，每种属性都是随着人的意识觉醒，不同的人、宗族、部族等等形成不同的意识，在不断的对抗冲突就形成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属性，众多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属性实现统一，就是国家，国族则是政治属性一体化在国民身份上的表现；“构成主权的理想主义是跟动物机体中的规定相同的，按照这个规定，所谓部分其实不是部分，而是肢体，是有机环节，它们的孤立和独立乃是病态。”（25）任何个人、族体、族群都是国家的有机环节，只有统一在国家的机体内才能实现国家主权的完整和保持自身的常态。所以，多元或同化可以是民族形成过程中暂时的形态，只有政治属性实现“一体”才是民族作为国族形成的标志和维持的标准，民族内的部分不是多元的主体，只能是有机环节。“中华民族”指称“中国人”，具有国族的性质，“民族=国家=人民”，我们必须坚持在中国“民族” 和“中华”配用的唯一性，“民族”不能指称其他族体，可以用“人”或“族”来称呼，如“藏族”或“藏人”，应当“把中国的‘少数民族’改称为‘少数族群’（ethic minorities）”。（26）

文化功能论坚持整体性，多元主义反对同化，二者的结合肯定要视“族体”为一个个功能齐全、且保持独立存在的“实体”，随之而来自然会产生政治要求。民族“多元论”已经误导了我们的思想，教科书中出现了这样错误的理论——“民族作为政治主体与其他政治主体如政党、国家、政府发生的关系，便构成了民族政治关系。”（27）高教授也发现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局限性，“多元文化主义及其政策在加拿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促进民族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许多加拿大人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了质疑，认为它削弱了加拿大的社会团结和国家认同，最终会导致加拿大出现民族冲突、国家分裂”（28）高教授给出的答案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修正，没有认识的对于国族性质的“民族”，多元与一体之间冲突的必然性。

国家秩序绝不能允许任何族体拥有实体的机能，具备成为政治主体的条件，“美国虽然允许成立某个族群为基础的、不具有排他性的文化团体，但是绝不允许建立在种族、族群方面具有排他性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29）经济和政治因素是诱发族体“实体化”的种子。将“族体”、“族群”政治化、经济化的结局，就是列宁满心期望的“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反而为日后苏联解体的法律依据。马林诺夫斯基也认为“政治主权必须永远不与族属相联系，因为这种联系将导致危险的民族主义的爆发”（20）。

费老称“我的困惑出于中国的特点，少数民族是离不开汉族的。如果撇开汉族，以任何少数民族为中心来编写它的历史很难周全。”（19）。答案的钥匙其实就在先生的问题里——“中国的特点”。

在“汉人”或“汉族”和“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靠王国秩序维持的地缘范围内，早早的形成范文澜所称独具中国特点的“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15）并且由于它在区域内经济、文化长时间保持着先进性，且没有血亲集团和文化的排他性，造就了一个巨大的东亚内陆“文明熔炉”，少数族群为了生存和发展甘愿与之交流改变自身经济、文化，甚至乐意同化融入其中形成新的文化，这种“熔炉效应”就产生了费老心中的困惑。

我们要感谢聪明的祖先和上苍的眷恋，让我们拥有儒家文化和东亚内陆这两块构筑“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基石。首先，儒家树立了“天下大同”的文化观，《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有教无类”。（31）造就了中国人的种族意识、族群意识都很淡薄，习惯向弱者伸出援助之手，如主动接纳二战时的犹太人。没有西方人早期形成的种族、宗教、族群等方面的比较意识，这种意识至今仍或多或少影响着他们，例如上至声称美国优先的总统特朗普转发“英国优先”领导人的反对穆斯林假新闻，下至美国电影《战争》中的美国大兵将寻求保护的阿富汗4口之家拒之营地之外，听任他们当晚被塔利班杀害，美国大兵人道精神的表现仅是塞给他们的两瓶矿泉水。美国人失去普世性的“司徒雷登精神”是打不赢反恐战争的；其次，以地缘为基础，靠社会秩序的强制力构筑了一个“汉人”的概念，虽不是完整的国族概念，但抛弃了以血源为基础的低级的“自然脐带”，使“汉人”的群体无法固化，始终保持着流动性，即融入了骄傲的征服者，也接收了落魄的逃亡者。东亚内陆区域的封闭性又天然地造就了区域人群的向心力——“我们是一起的”；儒家“天下大同”、“有教无类”的思想更是推波助澜——“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当中华神州的人民与域外人民接触时，心中自然被唤起的最强烈的民族意识就是“我是中国人”、“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前提！

费老先生艰苦治学精神是吾辈之榜样，而拖至八十年代才重返学界，让晚生为老人不胜唏嘘。谨将此文献给费老！

注1：顾颉刚，《中华民族只有一个》

注2：孔子，《论语·颜渊第十二》。

注3：孔子，《论语•季氏第十六》。

注4：张磊、孔庆榕著，《中华民族凝聚力学》，载于马戎著《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7页。

注5：关于“nation”与“ethnic group”的解释见，宋剑平《民族概念的定义缺陷及造成的混乱后果》，并采用此文中的定义：“民族”对应“nation”；“族”对应“ethnic group”；“族群”翻译为“ethnic groups”；“少数民族”改称“少数族群”，翻译为“ethnic

minorities”；单个非主流族的称“少数族体”，翻译为“ethnic minority”,如“彝族是一个少数族体”。

注6：《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198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注7：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载于1939年的《益世报·边疆》（第19期）。

注8：潘蛟，《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

注9：马戎，《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4页。

注10：周星，《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理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2期。

注11：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载于《费孝通谈民族和社会》，学苑出版社，第154、155页。

注12：高永久等著，《民族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

注13：费孝通，《谈“民族”》，载于《费孝通谈民族和社会》，学苑出版社，第362页。

注14：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注15：范文澜，《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三联书店。

注16：（美），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1页。

注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3页。

注18：《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注19：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载于《费孝通谈民族和社会》，学苑出版社，第166页。

注20：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载于《费孝通谈民族和社会》，学苑出版社，第167页。

注21：英国，艾利斯·卡西摩尔，《种族和民族关系辞典》，载于，高永久等编，《民族社会学概论》，第68页。

注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86页。

注23：《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团结》1980年第一期）

注2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第288页。

注2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第335页

注26：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1页。

注27：高永久等著，《民族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第159页。

注28：高永久等著，《民族社会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第73页。

注29：马戎，《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7页。

注30：马戎，《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63页。

注31：《论语·卫灵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