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作为所谓的“防御外交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显得出类拔萃。满清帝国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明白帝国可能的未来和帝国自身的弱点。满清帝国活着的人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富有经验，担当重任实际上，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恭亲王是政府政策制订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恭亲王奕訢，清朝道光皇帝的六皇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兄弟，晚清自强洋务派，总理衙门的首领，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晚清时期，有关和洋人的谈判、外交等事务，都是由他打理，所以得了个外号 “鬼子六”。
19世纪末的晚清政府犹如满目疮痍的病人，大厦将倾的政权还是苦苦支撑了几十年，甚至这期间还出现了“同光中兴”，一度让当时的人们见到了恢复天朝上国的曙光。而在风雨飘摇中背后苦苦支撑大清朝这艘轮船的人就是人称“鬼子六”的恭亲王奕?。虽与天子之位擦肩而过，但却位极人臣。自咸丰至光绪．历经三朝，实际执掌清朝政权数十年，其间所有重大事件，几乎都和这位王爷有关。
01
清代以前皇位继承上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在诸多皇子中，立嫡不立长，在嫡系子孙中立长不立贤。保证了政权的平稳交接，但也带来了明显的弊端：嫡长子并不都是才智出众者，一些智力低下、昏庸无能之辈在这种制度的庇护下登上了皇帝宝座，给当朝的统治留下不可磨灭的祸患。清朝建立后，为避免上述弊端，废除了这一制度。
雍正帝继位后，为防止诸子争立，各树朋党，互相残害，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由在位的皇帝对全体皇子作长期默察考验，选定之后，以朱笔书名，密定为储，藏之于匣，悬置于乾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当皇帝病危时，当众开启，册立皇太子。
公元1850年（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卯刻，道光帝驾崩，议政大臣公启锦匣，内有道光帝御笔两谕，一为“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一为“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光三十年(1850)正月二十六日，在太和殿举行了登基大典，次年改年咸丰。
据《清官遗闻》所述，道光确实想立奕訢，但最后之变化系由于奕詝之师傅教导得当，故而终于影响到道光的决心。一日，举棋不定的道光帝决定召奕訢与奕詝论政，以便定储。
二人皆向师傅求教。奕訢师傅卓秉恬教奕訢对道光所询之事均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则知奕詝之才学不如奕訢，若陈议时政，必定屈居下风；因此他授机奕詝，如果道光帝自言老病，将不久于人世，即当伏地流涕，以表仁孝。
果不其然道光自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准备询问一下他们二人对治国的看法。询问老六奕訢时，奕訢回答的十分流利、头头是道。道光皇帝虽然挑不出什么毛病，但心里总不是滋味，似乎这个儿子盼望着自己早死一样。
而老四奕宁的回答相当绝，奕宁的回答是：“皇阿玛在世，儿臣不敢想这些不臣之思。”意思就是这是皇帝才能考虑的问题，父亲健在，我不敢想。奕宁不仅抬高了自己，而且给弟弟挖个大坑。奕詝按老师杜受田主意行事，果得道光欢心，因此得立为嗣。
咸丰即位后，19岁的奕訢受封为恭亲王。1852年，奕訢受命在内廷行走。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由扬州进入安徽，杀人河南，直逼直隶。咸丰帝打破亲王不能任军机大臣的祖制，任命奕訢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奕訢在镇压太平军北伐期间“参赞军务，夙夜勤劳”，用人得当，布防及时，为挽救清朝立了大功。
在平息太平军北伐之后，奕訢功震朝野，呼声越来越高，咸丰本是资质平庸的人，而奕訢偏偏是个能力超凡，又一心想要做一番事业的人。所以在咸丰看来，自己的声威被弟弟超过是很危险的。大凡专制制度下,所需要的只能是奴才而不是人才，属下比上司优越，臣子比帝王优越往往是没有好下场的。在平息太平军北伐之后, 咸丰帝就借口奕訢在其母丧期间为母争封, 礼仪失当, 于1855年罢免了奕訢的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都统等要职, 命仍在内廷行走，奕訢一下子成了闲散宗室。
02
平灭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列强不满从《南京条约》已获得的侵略权益，它们贪婪地提出“修约”要求，迫使清朝开放更多的口岸和允许西方传教士传教以及鸦片贸易合法化等等。修约谈判无果后，列强出兵中国。1858年，英法联军逼抵天津，清朝政府代表桂良奉命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
1860年8月，无法满足的英法等列强又再次提兵逼近天津。9月18日，咸丰帝亲信怡亲王载垣等人拘留了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等26名和法国人13名。侵略联军抓住把柄，加快向北京进
9月21日，清军在八里桥战败，咸丰帝逃往热河命奕祈留京议和。奕訢受命于危难之际深知在大兵压境的情形下，主持抚局并非易事。在敌兵枪炮威胁之下，奕訢只能被迫接受城下之盟。于是奕訢代表清朝与英法俄三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签约后，奕訢上奏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咸丰帝，以英法联军两度焚掠圆明园而未能加以保护及原议条约非但未能删减，反而增添了赔款等项内容之故，引咎自请议处。咸丰帝下谕，以奕訢在万难之中办理抚局，实属不易，免究其罪。
对侵略者的骄横傲慢，奕訢忍气吞声而无可奈何。这次屈辱，使年轻的恭亲王大受刺激，他立志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自强的道路，这为他后来成为洋务改革的首领奠定了基础。
1860年，奕訢建上奏建议并创办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的外交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办同外国交涉事务。总理衙门起初是专门的外交机构，后来又经管通商、海防、关税等许多事项，并逐渐成为与军机处平行的军国大政决策和执行机构。凭借总理衙门这一机构, 奕訢最初掌握清朝外交大权, 以后又逐渐经管通商、关税等事务, 把握了清廷的财税大权。
而在此时，在热河的咸丰皇帝已是病入膏盲，就如同他现在掌管的大清国一样，以肃顺、载垣等在热河行宫随驾的近臣组成了另一个权利中心，掌握着清廷的最高权力。北京和热河两个集团明争暗斗，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被酒色掏空身体的咸丰帝死于承德，临终前留下遗言：立叶赫那拉氏所生皇子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继承大统，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辅政大臣，而掌握外交大权的奕訢被排斥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
而对于当时咸丰的皇后和懿贵妃，他仅仅给了一个“盖章”的权利。这使得两宫太后和肃顺日益针锋相对起。于是两宫太后想到了北京的恭亲王，想跟恭亲王合作，共同发动政变，最后各取所需：两宫太垂帘，恭亲王为议政王。咸丰自以为安排的不错，殊不知，一场政变已经在酝酿之中。
1861年11月1日，奕訢手捧盖有玉玺和先帝两枚印章的圣旨，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又命令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撤职查办，严加看管。并派醇郡王奕譞在京郊密云逮捕护送梓宫回京的肃顺。
此次宫廷政变后, 奕訢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兼领神机营，并享受亲王双奉，在此后的五年间，内外大权集于一身的奕訢以其议政王的崇高地位，达到了一生政治生涯的顶峰。
03
“同治中兴”的兴旺，与恭亲王奕訢所倡导的洋务改革运动是分不开，他主张开办近代教育，引进西方技术，开办近代企业、走自强之路，收回失去的国权。奕訢提出学习制造与学习西方科学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前者乃权宜之策，后者则是长远之谋，他提出了不以学习洋人为耻，并超而上之的兴学育人的主张。
1862年，第一个不同于封建八股教育的同文馆成立，这里起初只是一个外语学校，到后来陆续增设了天文、数学、化学、国际法，生理、物理，外国历史、地理等多门课程，成为当时第一所具有象征意义的综合性学校。作为近代教育的倡导者，奕訢多次奏请各省将军及督抚在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一批专门人才，促进了洋务运动中军用、民用工业的发展。
自强、练兵、制器及御侮结合在一起，是奕訢洋务思想的完整体现。从同治四年(1865)开始，大规模兴建近代军事工业。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以奕訢为首，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大员为骨干的洋务派先后建立了近代军事工业二十余家、分布十二个省区。
可惜的是这种改革忽赂了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没有引进西方近代的政治法律思想，没有从根本上改革中国，洋务运动的局限性是十分强烈的。这些局限性其中就来源于当权者，也就是慈禧太后。洋务运动初期的时候，慈禧太后是十分支持的，甚至还亲自下旨去斥责那些保守的反对派，但是如果恭亲王的权力触动到了慈禧太后的底线，那么，恭亲王背后的洋务运动也就同样成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受害者”。慈禧太后可不是想仅仅要个“垂帘听政”的名，她还要实实在在的权力。慈禧对恭亲王与洋人打得火热也极为反感，认为他是挟洋自重，以便揽权。为此，慈禧决意寻找机会打击恭亲王，她要让朝廷上下都知道，自己才是清王朝的最高主宰，其他人包括恭亲王在内，都不过是她驱使的臣仆，都必须向她效忠。
1865年，距离慈禧与恭亲王戮力同心，一举粉碎以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大臣集团，仅仅四个年头。慈禧单独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人。慈禧哭哭啼啼地说：“议政王植党擅权，渐渐到我不能忍受的地步，我要重治议政王的罪！”最后下令周祖培和倭仁一起审理此案，可还不等案子查明白，慈禧就下令将恭亲王“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大清官场的各方博弈了一个多月，恭亲王终于在太后面前“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做了违心的自我检讨，慈禧则收回成命，归还了这位前政治盟友的几乎所有乌纱帽，但依然去除了“议政王”的头衔。
在这之后的恭亲王，开始学乖了，也放下傲慢的架子。他已经不敢小看自己这位嫂子，慈禧太后处理朝政的能力在逐渐提升，在朝中的根基也越来越稳，而自己又一次处在了风口浪尖上，重新坐上这把“二把手”椅子，奕訢已经缺少了以前的意气风发，开始学着揣摩上意。但是，由于恭亲王的权势低落，行事更加谨慎，总理衙门和洋务运动也受到了影响，慈禧对此也不断的打压和限制，使清王朝好不容易迎来的光明却又因此暗淡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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