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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汇报》（2012年5月31日）刊登：《关注北大旁听生现象》（文/郑球洋）
这是古今中外教育史上一个罕见的现象。2017年5月4日，北京大学即将迎来119周年校庆。翻开北大一百二十年来煌煌校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分驳杂、来去无律、不断流动、永远存在的北大旁听生群体，在一个多世纪的风云激荡当中始终与北大相伴相生……
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着，成为北大有别于世界其他大学、吸引一代又一代的旁听求学者的独特传统，成为这所全国最高学府一道特殊的文化景观、令人心领神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
一群游走于教育体制边缘的人，怀揣梦想、求知若渴，“他们没有北大学籍、也没有宿舍床位，更没有文凭和奖学金，未曾佩戴过北大的校徽，也没得到北大校方的任何凭证”，但他们和北大学生一样，“在食堂用餐，在体育场打球，在教室听课，在礼堂听讲座，和北大老师交流思想、讨论问题……”
北大旁听生是北大的一个特殊群体，自1898年创办京师大学堂至今，可谓北大的历史传统：传道授业解惑，不论出身，唯传播知识与真理为第一要务。
这一大批并不属于大学编制内的社会群体，给“北大之父”蔡元培所确立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校格增添了颇具平民色彩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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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关注北大旁听生现象》稿费单 曹文轩手迹
曾著有《老北大的故事》的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是较早关注北大旁听生现象的学者，谈及这一老北大以来的传统，他说：
“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
“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没有围墙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有时间、有精力，听得懂相关课程，大学就应该向他们开放……”
“北大真正特异之处，在于默许外系、外校乃至外地的学生未经注册而进入教室。只要教室里有多余的位子，而你又不影响正常的课堂教学，周围的人即使明知你不是北大学生，也不会横加干涉。这已经成为北大校园里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
陈教授更在媒体撰文说：“‘偷听生’对于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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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大沙滩红楼
做为一名曾经的北大中文系旁听生，本人到目前为止断断续续地有过多年以上的北大旁听经历，也认识了部分北大旁听生，对这一群体感同身受，有着一些切身了解，现就北大旁听生现象谈谈自己的看法和体会。
北京大学有非常严格的招生标准，但它同时又宽容地向社会敞开着大门。北大旁听制度始于清末（1910年），据笔者所查阅的《北大一览•北京大学大事年表》（ 北大招办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第260页）记载，“1910年（庚戌年）开办分科大学，设经、文、法政、格致、农、工、商、医等科。除经、文两科皆用本国教习外，其余各科均聘有外国教习。医科因故未能开办。学部董戒学生专心向学。以大学堂中学未毕业各生碍难升入正科，奏请筹添旁听生，是为北大旁听生制之始……”
1916年12月26日（民国五年），时年49岁的蔡元培秉持教育救国理想，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更是对这种制度大加褒扬和倡导，蔡元培大倡平民教育、有教无类，主张“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将大学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发挥到了一个极致，希望人人都可以自由地来旁听，“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这样的浪漫主义，唯老北大开时代之风气。
其中，一部分旁听生是经过正式登记手续进来的，“旁听生和选科生优秀者还可以转为正式生，一样发给毕业文凭（1921年后不能转正）”，其他的才是什么手续也没有的“偷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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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生活》（1921年出版）
据笔者查阅1921年出版的《北大生活》得知，其中录有一整套旁听生管理规章制度，比如记载校方关于旁听生的规定《国立北京大学旁听生规则》若干条：
“(一)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二)旁听生得依其志愿，于各系中选听愿习之功课，但每周至多不得过二十小时。（三）经学校审查或考试认为确有听讲学力者，方准入学，每年只收考一次。(四)旁听生不得改为正科生。(五)旁听生按所听之学科，每学分每学期应缴学费一元。实验功课，每星期实验者，每学期缴费二元。(六)旁听生平时对内对外，均应称“北京大学旁听生”，不得通称北京大学学生。”
在当时，除办理正式手续的正科生、旁听生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偷听生”。不少在京生活无着、一贫如洗的青年，如沈从文、胡也频、丁玲、许钦文、冯雪峰、柔石等，连旁听的手续也没钱办，只好天天溜去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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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曾在《百年独语》中这样写道：
“自由主义者蔡元培不重虚名重实才，有无过硬学历没关系，只要肚里有真货而且会倒出来，就只管来北大高谈阔论、授业解惑吧！……”
“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文凭也都不正宗，尽是水师、路矿、医科的，按现在的规定，至多是大专生而已；梁漱溟才二十三四岁，连大学的门也没进过；只胡适一个人有博士头衔，但也不过一个二十七岁刚从美国回来的小毛头罢了，却一回国就当了教学骨干，进而接替陈独秀升任文学院院长……”
“学而优则挣钱多，挣钱多方能筹划引进德、赛二先生改造中国之大计。于是，讲新潮的留洋学者，爱复古的前清举子；干过‘暗杀团’的铁血志士，帮着袁世凯称帝的封建余孽；宣扬社会主义的激进党，崇尚无政府主义的名土派……”
“只要你有本事，政见如何不管你。崇尚自由，提倡民主，尊重个性，畅所欲言，开一代新风，飨天下后生。也许只有这种环境，才是培养出北大神话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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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北大三校址之一的沙滩被人称做“中国之拉丁区”。北大仅能提供四分之一学生的住宿，其余的在校学生、大批旁听生们都聚居在沙滩周围几条胡同的廉价公寓里。
他们和北大的学生平分课桌。许多在班上常见的面孔，在北大的浴室和球场里也常见到，熟到使北大学生若干年后在别处遇着时，义不容辞地自动愿为他们证明北大的学籍，偏偏他们婉谢了，“我们只在北大旁听了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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