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未名湖中的翻尾石鱼
北大之美，在未名一湖。未名湖宛如一块温润的碧玉镶嵌在燕园的中心，湖中一石舫、一枫岛、一翻尾石鱼，颇具点睛之巧。湖畔垂柳袅娜，曲径通幽，形成了亦真亦幻的妙境，这里真是一块圣地，远离浮华和喧嚣，有一种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之美。
未名湖南挽静谧的临湖轩、肃穆的斯诺墓，远望巍巍图书馆，北临整齐精致的“德才均备体健全”斋和乾隆石屏风，西望气宇轩昂的办公楼和沧桑厚重的西校门，东接凝重庄严的博雅塔，真可谓如诗如画。
在未名湖的北岸还立有乾隆时期的四块石制屏风，上书“画舫平临濒岸阔，飞楼俯映柳荫多，夹镜光徵风四面，垂虹影界水中央”，这四句诗文原是称素有“万园之园”之誉的圆明园里那一处“夹镜鸣琴”景点的，几经周折后，石制屏风被置放于此。虽并非专为未名湖而作，放在这里却十分恰当地描述出了未名湖畔的风光之美，真可谓是天缘巧合。
02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多种社会思潮的发源地，历史上就有旁听的传统。旁听生是百年名校北大的一道特殊景观。
蔡元培先生自1916年12月26日（民国五年）开始担任北大校长后，在其任职十年（实际任职约五年）内，按照研究学问、繁荣学术、教育救国的思路改革北大，暗淡的北京大学，顿时光彩四溢。
此后，它影响着中国的教育、思想、文化的进程和时代前进的步伐，使全体国人看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的古老中国崛起的新希望。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03
老北大校长蔡元培办公室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付诸实践，倡导的是“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要求“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通过开办校役班、平民夜校，招收旁听生、选科生等方式，尽可能地让北大的教学资源惠及平民大众，甚至对没有经过任何合法手续的“旁听生”、“偷听生”也敞开怀抱。“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这样的浪漫主义，唯老北大开风气之先。
也有人指责旁听制度搞得北京大学乱糟糟，蔡元培有次问老下属：“守常，你说我这样办学行吗？”李大钊点了点头：“这就叫‘胜地自来无定主，大抵山属爱山人’。”
蔡元培先生这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大改革在当时实现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使北大在此后的近百年来一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学术圣地。
而在蔡元培改革北大时的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历史大转折之际，各种思想文化激烈碰撞，北京大学以其独特的办学精神、学术氛围、校园文化为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培养了大批人才。
北大旁听生凭借超过正式生的求知欲和顽强毅力，历史上曾经涌现出大批学术巨子、文艺名家、革命志士甚至一代伟人。
04
老北大旁听生曹靖华
当时的老北大旁听生、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和翻译家的曹靖华回忆说：
“蔡元培在北大时办学民主，首倡学校为社会开门，教授为社会服务的作风，他长北大时，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北大）听课。
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起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都可以随意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现在进入北大要有证件，当时什么都不要。
蔡先生提倡的这种精神，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大学要为社会开门，要为社会培养人才。蔡先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当时我因交不起学费，而去北大作为旁听生学习俄语的，后经李大钊同志的帮助，我作为注册的学生可以长时间地在北大学习，要是没有蔡先生的首倡，我们这班青年是无法进北大的，也就无法学习文化知识的。
当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等青年也是这里的旁听生。蔡先生创造条件鼓励青年学习文化知识，培养和扶植了一代青年。”
05
周氏三兄弟 许广平 合影
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都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也都曾在北大任教，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但作为他们的弟弟、著名生物学家、社会活动家周建人也曾在北大旁听，却鲜为人知。
周建人在《达尔文进化论是怎样吸引着我的——早年学科学追忆》中写到：
“在当时的社会，许多知识分子都感到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就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可是，社会本身有许多病症，总觉得还没有找出来。因此我就想，学自然科学的人，也得关心社会科学。
1919年我到北京来，就曾经到北大去旁听哲学和社会学，听胡适讲欧洲哲学史，讲杜威。听了一学期，总觉得离中国的问题很远，就不想再听下去了。但并非对哲学、社会学没有兴趣了，相反，我的兴趣更浓了。
后来到上海进了商务印书馆，当一名生物学编辑。在那里，我认识了沈雁冰、杨贤江等共产党人，以后不久又认识了瞿秋白、侯绍裘等革命同志。和他们的接触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特别是秋白，学识渊博，他常对我说，要看马列的书。
于是我就读起马列的书来，并且从中找到了可以造福于人类的革命真理。这就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信仰马列主义的过程。”
06
晚年季羡林
学界泰斗、北大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也曾在清华求学期间经常跑到北大来旁听，对此，季羡林后来回忆道：
“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西谛）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
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
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
他也竟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
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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