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思考文学是什么以及文学之于我的意义。
1
作为一名中文系学子，受浓厚的人文氛围熏陶四年，也无法言说的合乎自己的心意。
前段时间和朋友聊天，她们说很久都没有静下心来读一本书了，特别羡慕我能每天抽出时间，安静读书的状态。
细细想来，这种状态有如向日葵永远迎着朝阳，饱满而充实，也是我最后能够享受和珍惜的校园时光了。
朋友说，羡慕我能在匆忙的现实奔波中仍拥有一座纯粹的内心世界，而我羡慕她们的学科靠谱实在有前途。
这种无法对称的心理恰应了《后会无期》那句话：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2
为了让我的生活不囿于书斋，也不想青灯黄卷埋首一生，我尝试融入新闻这条河流。从大二开始活跃在记者团，结识一群志同道合，有理想有情怀的新闻小伙伴，大抵是我目前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
不仅是署名权的珍贵和吸引力，更多感受到新闻本身的温度和力量。然而我还是选择中途离开这条河流，我想，这并不会是我一生的方向和归宿。
在新闻价值观暧昧不明，舆论导向混乱商业化的今天，代表谁发声，站在怎样的立场让我意识不到自己被卷入“议程设置”、“受众分析”这些基本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实验中，一遍又一遍而不自知。
也许，我还是更适合安安静静看书写字，与世无争的构建自己心中的“希腊小庙”。
沈从文一生都在执着于构建文学创作上独一无二的“希腊小庙”，他试图完全隔绝城市与乡村，然而无论怎么回味故乡幼时的纯粹美妙，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染上了城里人的世俗气，不仅回不去，而且改不掉。
3
我时常也认为自己在大学继续学习文学，颇有与世隔绝、超然物外的姿态。
我的心态很平和，既没有过分地自认为脱离现实而努力融入社会，也丝毫不会因为自己对文学的专注和热爱而自恃清高。我想，这也是文学在潜移默化中赋予我的淡然。
我很庆幸自己还拥有“诗意的人生”，也会偶尔幻想“诗与远方”，毕竟人要是没有梦想，和咸鱼又有什么区别呢。
擅长幻想与神游似乎也成为我的一大特长，生活中任何一个细小的事物和情节都会唤醒我的各种情思，然后意识仿佛放空的飘忽一阵，我甚至还认为这点可爱。
比如这个季节一片落叶的自然坠落，我会想到“如秋叶般静美”，不自觉吟起里尔克的《秋日》，会想到郁达夫《故都的秋》中的场景，也会有无数描述秋景萧条的古诗词滑过脑际，甚至神游到落叶似蝶翼，进而联想到初中一本极喜欢的悬疑神秘小说，蔡骏的《蝴蝶公墓》的序言。
然而这番不动声色的神游经常无人察觉，甚至身旁朋友都没有注意到我的走神和不在状态。我将这视为生活中的乐趣，这里有个小空间，我不说，谁也不会了解，完完全全属于自己。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和自在。
4
但更多时候，我的幻想和神游也会走入极端。比如早春四月，草长莺飞，一方面我会欣喜于这“最美人间四月天”的美好和诗意，重温一下民国才女林徽因的传奇人生；另一方面，我也会想到艾略特的《荒原》，转眼“四月就成为最残忍的季节，荒地上长着丁香，掺和着回忆和欲望”。假若左心房和右心房可以分别享有两种不同的情绪，那么一半是明媚，一半是忧伤。我甚至无法调和这两种成分的“配比”，只能任凭这些情绪蔓延，然后又在无人注目的角落自我痊愈。
你会好奇这种习惯久了我会不会精神分裂。答案是肯定的：不会。
作为细小的神思，它们发生的时间甚至比不上弹指一挥间。况且小情绪这种东西，人人都懂，却还是情难自禁。况且我深以此为乐，又怎么会抑制呢。
5
如果一定要将文学赋予某种实际功用，那便是在短期内大大了丰富了自己“纸上谈兵”的人生阅历，以及逐渐锤炼出的自我治愈的能力。
艺术来源于生活，最终也会或多或少的指导生活的态度和方式。当我碰到难以解决的情形，也许我不会诉诸言语，我在祈求看过的书中的主人公给予一点灵感和指引。
也许是《少年维特之烦恼》，也许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许是《小王子》，总会找到与你心境契合的情况，再思考下主人公身处何时何地会如何面对，一切也会忽然释然起来。
这好像在说文学的方法论的意义。但文学的性质规定了它的无功利性。
6
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中这样理解文学：“用宁静的童心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
如此简单，如此纯粹，王小波也说过自己毕生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有趣的人。我想，走在文学这条道路上，我会成为一个有趣的人。
其实无论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终有一天都会被我遗忘。借用前伊顿公学校长威廉·考利的话，“而被忘记的知识的影子却保护着你避免陷入很多错觉”。
就像年幼时为了成长而吃下的许多食物，现在已经不记得具体的品种，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构成了如今我们的骨干和血肉，让我们成为一个健全而独立的人。
我想，这便是文学之于我的意义。
网友评论
贵族的气质需三代方能所成；文人的内涵亦需三十年方有所悟。路漫漫其修远兮，学了四年何谈修为，如若有心，必一生向之。若被世俗牵绊，不妨早做了断。
在本文中，他提出理念世界、现实世界和摹仿世界。他使用三种床作为比喻，第一种是神创造的，自然中本有的床，也就是理念的床；第二是工匠制造的，实体的床；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影像的床。只有第一个，神创造的床是真实的，工匠是床的制造者，而画家是床的摹仿者，而且摹仿的是工匠的作品。
于是，苏格拉底就证明了，摹仿性的诗人与哲学家国王和真理隔着三层。就诗人而言，他们对所摹仿的事物了解的远不如制造者。如果他们能够制造，就不必去摹仿了。比如荷马摹仿战争、政治、教育等，但却没有替哪一国建立一个好的政府，也没有指挥和参谋哪一场战争，也不是一个成功的伟大导师。这显然是曲解文艺的作用，混一了创作和实务之间的区别。
在今天，仍有许多人存在这种观念：文学家对人们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实实在在去做事情。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岂止文学家，一切哲学家、历史学家等形而上的从业者，都全该去搬砖，建设新世界。
显然，柏拉图将建设精神世界的功能归于自己（哲学家），并企图将世俗世界的管理权也归于自己（哲学家），于是，跟他构成竞争的文学家等，皆沦为无用之物。
苏格拉底开始论证理性和感性（哲学是理性的，文艺是感性的），他提倡要应用理性的指导，从而贬斥那些诉诸感性的诗人，因为他们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
苏格拉底的看法在今人看来实数荒谬，理性和感性同样是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纯粹理性只有神和机器才能做到。苏格拉底的压抑感性，从本质上是压抑人性，是反人类的。文艺所谓的迎合感性，其实恰恰释放了人类心底感性的部分，相当于清理了内存，如果按苏格拉底的方式，人只会变成越来越呆滞的机器。想象一下没有喜剧，没有娱乐的世界，谁不会毛骨悚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