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美国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教授在1976年的著作。内容就像标题说的，从戊戌变法失败说到1913年二次革命，介绍了辛亥革命在湖北湖南两省的成因与经过。关于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在武昌首先爆发，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学课本里就是复习的重点，相关研究也早已汗牛充栋。不过，周教授以“屋外的旁观者”的角度，在四十多年前提出的观点，和国内主流认知相对照，还是颇有意思的。
一、孙中山及同盟会在武昌起义中作用有限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历史主流观点，都认为武昌起义虽然不是由同盟会直接领导，但孙中山和同盟会革命思想的宣传是革命爆发的重要因素。
周锡瑞教授对此持有异议，“湖北的图谋者跟同盟会只有薄弱的联系”。考察武昌起义的两个策源机构，文学社是湖北新军内成长的团体，与同盟会接触有限；共进会更是反对同盟会的政策，认为革命应该着力于国内，依靠国内的会党等力量，而非同盟会主攻华侨募捐。事实上，在1911年，同盟会重点筹划的是广州黄花岗起义；同盟会派往两湖联络的谭人凤，对湖北革命党人评价不高，共进会首脑孙武也不愿意湖北居于配角的地位策应广州的起义。
爆发前没有领导和有力支援不说，在起义爆发后，黄兴一度前来武昌助战，担任了民军战时总司令，但他的军事领导并没有湖北革命党人想象中的英明神武，反而革命军的几次挫败与他不当的指挥有着很大关系，弄到最后，革命军内部对黄兴也产生相当的不满；在面对北洋军极大威胁，武昌形势岌岌可危的形势下，黄兴提出弃守武昌转进南京，更被人议论为“和历次革命起事后，一到失败，他就脱身而去”。在本地革命党人的普遍反对下，黄兴只有单独离去。
所以，关于同盟会在武昌起义的作用，还是孙中山的说法更近事实：“文于中国革命，虽奔走有年，而此次实行，并无寸力。”
二、改良与革命
近年来有一类观点颇为流行，即清末的改良已经处于渐进式和平变革的正确道路上，辛亥革命将改良的道路打断了，反而使中国走了弯路。周锡瑞在书中就反驳了这个论点：“这种见解的缺点，来源于它对群众、对在社会较低阶层活动着的社会政治力量，采取了漠然不顾的态度。”“农民和城市贫民并没有从新政中得到好处。”清末的改良新政，推动最力和受益最大者是城市上流士绅阶层，通过对新政的鼓吹宣传，包括后面成立的省谘议局等机构，士绅阶级事实上从清廷手中抢过来了部分地方政治事务的话语权。
我们当然要承认，新政各项措施的推行，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但新政并没有使基层民众享受到多少好处也是事实——显然的，如果民众分享到了改革的好处，又怎么会有辛亥革命各省的一呼百应呢。
首先上流士绅阶级本身就不是民众的利益代表，凭借权势地位攫取自治机构职位后，更是借机鱼肉群众图谋私利，当时民众对于新政成立的地方议会等自治机构就有如下议论：“中选士绅，多半为平日城、镇、乡中最占势力者，试问未办自治以前，平日在城、镇、乡中不武断乡曲者，能有几人乎……一旦厕身其间，滥膺斯选，势必视自治公所为鱼肉乡民之具，借官恃势，假公报仇，名为自治，实以自乱，只知吞款，而不知捐款，只知欺贫，而不知恤贫。”
其次新政的各项举措都带来浩繁支出，政府如何解决财政压力？当时的做法一是向民众加税，二是滥铸货币，两者从一明一暗的角度都让本就穷苦的民众越发穷苦。许多收入被官员中饱私囊不说，即使取得实效的新军、新学堂、邮政局、法庭，这些成果离民众日常生活又太遥远。譬如新军，民众对其的寄望是对抗西方列强，结果在多次的民众抗议列强运动中，新军反而承担了列强保护者的角色；又譬如新学堂，都集中在城市里面，昂贵的学费就将穷人拒之门外，比起之前村里的私塾，也缺乏便利性和灵活性，使民众觉得新学堂只是为上等阶级的子弟而设。
矛盾不断积聚，消解了人民对于改良救国的期望，政府对化解矛盾又无所作为，逼使人民走向更暴烈的革命。周锡瑞在书中重点剖析了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这个风潮就是由对政府改良的不满和对帝国主义的仇恨结合起来的，一定程度上预演了一年之后的辛亥革命。
三、革命中的秘密会党与上流阶级
在辛亥革命中，秘密会党是革命的重要势力之一；而城市上流阶级，尽管如上所述，在新政推行中分享了部分权力，但清廷“皇族内阁”的出台，阻碍了他们进一步获取更高的权力，因此当武昌首义枪声打响后，他们对于推翻清廷也采取了不排斥乃至直接参与到革命政府中的态度，而且很快的就夺取了革命政权的权力。在这个层面，周锡瑞选取了湖南的革命进行分析。
武昌首义后十二天，秘密会党首领焦达峰就推翻了湖南巡抚。当时湖南改良派首领是后来在国民政府也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谭延闿，在湖南有着很高声望，大家也会觉得，革命党会像在湖北捧出黎元洪一样请谭延闿出山主持大局；但出乎改良派意料的，焦达峰并没有那么温良恭俭让，而是在革命大会上直接开口“吾在湘谋革命多年，当为正都督。”措手不及之下，改良派也只能让焦达峰暂时上位。
焦达峰任湖南都督之后，立刻大量提拔秘密会党成员，在上层阶级看来，这就是继续从他们手中夺权的举措。改良派马上进行反击，拱谭延闿担任省军政部长和参议院议长来抢权。面对改良派的反击，年轻的焦达峰还是大意了，还派出自己的亲信部队去武昌支援。结果三天之后，他就在兵变中被杀害。虽然很多研究认为兵变并非谭延闿授意，但焦达峰死后谭延闿为首的上层改良派获取了湖南政权，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却是不争的事实。
可以说，焦达峰代表的会党势力，接近和发动底层群众的做法，在改良派看来是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威胁因素，是不可控分子，出现矛盾乃至最后被扑杀，也是可以预料的。周锡瑞在该章最后提出，“辛亥革命的后果，是加强了地方绅士的权力”。之后便是连绵多年的军阀混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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