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就为什么学经典而精辟阐释道:经典之所以可以成为经典,因为它历经了历史的考验，历久弥新;也因为它是千百年来时代的总结，常读常新。读经典，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与大师，更是与你自己。
国学经典中有着历史积淀的智慧。我们之所以强调要学经典，要学圣贤之道，就是因为圣贤之道，已经是千百年来历史经验所验证的结果，是经过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智慧。如读《论语》，看到孔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所学的是什么？他所学的就是古圣先贤之道，古代经典之中记载下来的古代圣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一生所秉持的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精神。《贾子新书·修政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学古圣先王之道。“汤曰：学圣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静思而独居，譬其若火。夫舍学圣之道，而静居独思，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然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贵尚学道，而贱下独思也。”这段话中做了一个比喻，学古圣先王之道的人就像太阳。一个人静坐冥思苦想的时候，如果舍弃了学圣贤之道，就像舍弃了外边的太阳光明，而去屋子里接近小的烛光。烛光可以让你有小小的见识，能够看到周围小的范围，但是开不了你的大智慧。所以明智的君主，乃至于君子，都崇尚学圣贤之道，崇尚读经典，而不是一个人独自地冥思苦想。这样才能够学有所成，学成之后还能够变化气质。
国学经典中有着丰富的当代价值。就人生意义层面来说，梁启超曾认为，《论语》《孟子》等经典，“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这就是说，《四书》等国学经典表达的是“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中国历代志士仁人与普通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道，人们就是按此信念而生活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对一代又一代民众的养育是中国的实际。国家的兴盛与国学的复兴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国学是软实力。在文化传统中，勤俭、重教、敬业、乐群、和谐、诚信、日新等观念，无疑是经济发展过程的文化资本。“儒释道”三教的价值观、义利观和人格修养论，有助于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坑蒙拐骗的行为。
国学经典中有着治国理政的经验。国学经典中的治世经验，首先是富民教民。孔子以“庶、富、教”为治国方略，强调养民、富民，富而后教。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解决民生为急务，即所谓“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明确提出“恒产恒心”“制民之产”说，主张解决黎民百姓基本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保障问题，此为养民安民的基础。百姓的生计解决了还不够，还须施以教化，如此方能调治民心，和谐人伦关系，安定社会秩序。第二是礼乐文化。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价值。荀子推崇“礼”为“道德之极”“治辨之极”“人道之极”，因为“礼”的目的是使贵者受敬，老者受孝，长者受悌，幼者得到慈爱，贫者得到恩惠。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目的，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第三是社会自治。传统中国是儒家式的社会，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传统中国的社会管道、中间组织很多，例如宗族、家族、乡约、义庄、行会等。民间组织与民间自治，士人的积极参与，以及儒学传统所倡导的公共品德，是公民社会的人的成长与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性政治的基本内容。儒家的人禽之辨、公私之辨、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天理与人欲之辨，是当代公民道德重建，并以此美政美俗的重要资源。
回忆法
“回忆法”是著名作家巴金的一种读书方法。巴金在《读书》杂志上撰文说：“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结合法
“结合法”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读书方法。老舍说：“读了一本文艺作品，或同一作家的几本作品，最好找些有关这些作品的研究、评论等著述来读，也应读一读这个作家的传记。”把作品与作家传记以及文艺评论结合起来读，我们将这种读书方法称之为“结合法”。
“栽花”法
著名作家张一弓曾经专为中学生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自己的读书生活。文中说他曾经有次阅读是愉快轻松的，本来没有什么系统的学习英语的计划，读《新概念英语》只不过是为了换换脑子而已。没想到，这并无用心的阅读，却也很有“实用价值”，起码使他记住了两个颇难理解的句子。这正好应了一句谚语：“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记账法
散文家、《北京日报》高级记者曹世钦有一本珍贵的小本子，那是他几十年来记录的“读书账”。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读书时除了做点读书笔记之外，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每读一本书，都记录在一个专门的小本子上，前边记读毕的日期，中间记书名、作者及其国籍，后边记书的字数。
人—资系统法
中年学者王通讯是一位研究人才问题的专家。他通晓人才成长的规律, 深知读书与成才的关系, 因此, 他主张读书应该有目的, 目的就是学有所成。为了能够学有所成, 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人与资料有机结合的信息系统, 简称“人—资系统”。而读书过程, 也就是建立人—资系统的过程。
我家广场西边布满了一排五颜六色的伞状花篷，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儿是小商贩们兜揽生意的小市场，每天都热闹非凡。
市场的北头，有一个中等个头，身段窈窕，干净利索的中年女商贩，长年累月站在那里经营瓜果。在烈日下，健康黛色的面庞上透露出质朴、敦厚、聪颖。她识辈分知长幼，大叔、大婶、大兄弟、大妹子那叫一个嘴甜。她知道所有瓜果的营养常识，在不同顾客的百般挑剔下，不厌其烦地回答着顾客们的问题，如不同瓜果的产地、特质、价格、保鲜等问题。
将近中午，一对穿着时尚整洁的男女青年从班车上走下来。女的走向女瓜贩：“大姐，西瓜咋卖的？”女瓜贩笑盈盈地说：“您刚回来，大妹子？”顺手切块瓜递过来，“先吃着，好吃了买，不好吃不要钱！”说着又把她让到遮阳伞下的一把小竹椅上。女青年喜眯眯地朝男青年使个眼色，男青年也走过来，女瓜贩也忙递过来一块瓜，“先吃着，大兄弟！”说着话又为他俩挑个绿皮翠衣大西瓜，切开一看，哇，竟是一个小黑籽红沙瓤的良种瓜！那对男女青年美滋滋地吃了起来。女瓜贩见状，趁机笑着问：“这瓜咋样？”“中，中啊！”男青年说着，呱噔又是一口，女青年也哧溜哧溜地吃着。吃完后俩人又挑了一个七八斤重的绿皮瓜，准备买回家。青年爽快地掏出10元钱，“大姐，够不够？”“多啦，大兄弟！”“不多，拿着吧！”“那会中，多啦！”双方竟推来让去的，最后女瓜贩只好收下。
我被女瓜贩的精明所折服。我问她咋敢说不要钱的话。她说：“这二位一定是从郑州回来的大学生，言行有礼貌。现代人没有傻瓜，你诚心对待他，谁不知个好歹？我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六点前把瓜拉到摊位，一直到晚上六点才收摊，再说俺进瓜时个个是挑过的，坏瓜宁可扔掉也不贱卖。大家都信任你了，这生意的门路就越走越宽了。”我不由感叹道：“怪辛苦啊！”她竟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生活，生活，人活在世上必须干活。俺是既没社会背景，又没专长技术的平头老百姓。人懒惰不干，活着没意义，苦点累点，习惯就好了。”听得我直感汗颜。
我问她这么辛苦现在生活怎样，她朗声大笑：“党的富民政策好，俺当家的种地、养猪、进货，俺管做生意。妮儿上高一，娃儿读初一，家住小洋楼，家电齐全，再干二年买部小汽车，也实现小康了啊！”
那女商贩的形象，朴实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我。她乐观、向上、勤劳的精神，不正是中国当代老百姓的缩影吗？
与学文科的孙女在一起闲玩，说是三块稻田边有四个马虾坑，拟一下联是：三块稻谷四坑虾。我若能配好上联，说明我还没有老。我琢磨了好几句，始终没能找到一个理想的上联。
端午节那天，我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故乡探望。昔日土墙灰瓦的农家院一个也找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座钢筋水泥砌成的两层小楼。那口四周长满绿苔、供全村人食用的水井处，圈成了一个养鸡场，家家都用上了自来水。尽管一切都变得方便、现代化了，我却总感觉缺少点什么。
老邻居田娘颤巍巍地向我走来，对她记忆中当年还是小胖娃的我端详了又端详，自言自语地说道，变了，变了，都变了，都变好了，就是把咱村的莲菜池、鱼塘变没了，太可惜。她的话勾起我对昔日村东莲菜池的回忆，夏日开满荷花，清凌凌的水里，小鱼游来游去。池旁是一个鱼塘，劳力们从鱼塘里取水浇地，娃娃们在水里洗澡玩耍。如今，莲菜池地建了一个猪圈，鱼塘变成了一个臭水坑。我忽然觉得，心里缺失的、感觉不舒服的那一点点就是它了。这是否就是所说的乡愁。
返回的路上，我想出了孙女要我对的上联：一池莲藕两塘鱼。
作为一名家庭“煮妇”，为了做饭时也能上网，我把电脑从书房搬到了餐厅。因为离门口近，一天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正在网上看东西的我，不时地听见门外有小男孩“啊、啊！”的喊声。我们这个小区是两梯四户的高层，我知道我们这层只有01户家有一个小男孩，但是，那么晚了，他还在外边?而且也没听见有他家长的声音。
正在疑惑不解时，老公从外边回来了。我问他谁家的孩子这么晚了还在门外的楼道里玩，他很肯定地说没人，我不相信，因为刚才几乎是在电梯门打开前我还听见那“啊”声，就算是01户家的孩子进屋了，我却没听见关门声。平时几家邻居开、关门都能听见！正想着又有“啊”声传来。为弄清真相，我拿着手电筒小心翼翼地走了出去。
我照着步行梯，走到01户，谁知01户门口和楼梯都没人!我又从01户沿着电梯墙倒转过来，刚一转过电梯墙最后边的那个拐角，就看见有姐弟俩在感应灯下。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双手背在后边靠在门口的墙上，每隔一阵就“啊”一声，走廊里的感应灯就亮了。而他旁边那个大约十来岁的姐姐正趴在一辆小自行车的车座上写作业。原来是弟弟为了能让姐姐继续在灯下做作业，就不得不在灯快灭时，赶紧“啊”出声来。
这个谜终于解开了！那个负责不停地把灯叫亮、好让小姐姐写作业的小男孩，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虽然咱是一个响当当的纯爷们，但却喜欢钻进厨房大显身手，特别是看了“舌尖上的中国”后从中偷学了不少拿手好菜。我做的小炒肉、红烧肉、葱爆羊肉、剁椒鱼头、辣子鸡丁、红果山药、一盘盘端到餐桌上，也是色、香、味、形俱全，很是诱人，让家人在品尝美食之余享受天伦之乐，朋友相聚更是增添了彼此之间的情谊。
现在，无论是亲朋好友相聚或过年过节，人们大都喜欢在酒店餐馆订桌包席，以没时间做饭或忙为由懒于下厨房自己动手。然而，餐馆做饭千篇一律，常下馆子难免厌烦，且餐馆菜品通常是“大火猛料”制成，很容易导致各类健康问题。我喜欢下厨房做菜，同时也是为了家人的健康，只有家常的味道才是健康的味道，才是百吃不厌的家的味道。
我下厨的时候，往往是全家老少齐上阵，孩子们洗菜、淘米，妻子洗碗、整理卫生，全家人忙得不可开交，但一个个都干得很卖力，也很开心。相互配合，不多时由我主厨炒出的一盘盘味美菜肴便被孩子们端盘放在餐桌之上，心里那个美，那个乐啊。大家一边吃一边对每道菜进行点评，我都一一记下，等下次做菜时进行改进。
屈指算来，咱下厨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用家庭的味道牢牢拴住了妻子的胃，联住了儿女们常回家看看的心。当听到妻子在耳边夸奖我的手艺高超时，心里那真叫个乐。有人戏说：“你这叫怕老婆。”我哈哈一笑说：“这叫奉献爱心一片。”我的厨房我做主，这辈子这个厨男我是当定了。
戊戌年夏，择一周日闲暇时光，得以遍游杭州西湖。从涌金公园出发，向西北绕西湖而行，时有小雨淅沥，岸边长长的柳条低垂拂水，一望无际的湖面波平如镜。西北处的山上矗立着一座塔，想必就是著名的雷峰塔。途经此处，我们没有进去，只一心想要寻找那让人牵肠挂肚的断桥。
踏上漫长的苏堤，沿途观赏大片的荷花。苏堤尽处却见岳王庙，想必是供奉岳飞的，心怀爱国之情的人不能不进去一看。出得岳王庙，沿湖向南而行，白堤尽头，就是那闻名天下的爱情之桥——断桥，一弯起伏，横架东西，惹得多少痴男怨女在此寻寻觅觅。
虽是粗略一游西湖，却也有了对西湖的认知：原来，风景秀美的西湖，不仅流传着洁白无瑕的白娘子凄美缠绵的爱情故事，还安息着尽忠报国却被冤屈致死的岳飞那博大忠诚而又壮怀激烈的英灵。
凄美与缠绵，热血与壮烈，为西湖铺染上了不同的色调，奠定了阴柔与壮美两种不同的故事风格。一睹西湖，在我心中，西湖就已不仅是爱情的西湖，也是英雄的西湖。
二
西湖因断桥而名扬天下由来已久。前些年，由于《新白娘子传奇》的播放，让西湖的名气随着主题曲《千年等一回》而家喻户晓。
多少年过去了，旋律的荡气回肠，赵雅芝扮演的白娘子和叶童女扮男装的许仙在断桥上偶然相遇的惊鸿一瞥、情愫暗生，以及其后历经磨难、不改初心的情真意切，一直深深打动着我这颗坚硬的心。人与妖的天地鸿沟，法海的无端阻挠与雷峰塔的重重阻隔，让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故事徒增了几多悲剧色彩，也让我不得不随着剧情推进涌动出西湖般晶莹的泪水。
移步断桥前时，仿佛天也生情，顿时又下起雨来，我不得不撑起提前准备的雨伞来。此时的断桥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自然也有许多青年情侣相伴而行，许是在感受白娘子与许仙人生初见时的那份梦幻与真纯吧。
有了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故事，西湖的水、桥、塔、柳、荷等风物，也都脉脉含情起来。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湖水，多了几分柔情，多了几分期待。肠断情难断的断桥，化作世上因缘桥，成就一段伟大的爱情传奇。无情最是雷峰塔，铜墙铁壁隔不断，一双痴情人儿心相连，一朝破塔见天日，恩爱如昨人唏嘘。遍布湖畔的含烟柳丝，拂弄湖水千百遍，依偎出几多情丝绵绵。一片片青青的荷叶、一朵朵或白或红的荷花，一如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千年不变地生长在西湖、盛开在西湖、娇艳在西湖。
西湖的风景，美好而柔情；西湖的爱情，凄美而温情。
三
沿着长长的苏堤走到尽头，我们看到了岳王庙的标识，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原来从小崇拜的民族英雄岳飞就埋葬在西湖之畔。
我生长在一个偏僻的农村，自小就对岳飞的故事耳熟能详。岳飞带领岳家军大战金兀术、一心收复中原的尽忠报国，让我领略了一代民族英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怀激烈。岳飞终其一生奋勇杀敌的战斗精神和爱憎分明的家国情怀，无不体现在他的千古绝唱《满江红》之中。时至今日，我辈读起此首词作，依然能够感受到岳飞的豪情壮志和博大胸怀，以及那个时代国破山河的民族耻辱和无数仁人志士奋力拼杀的不屈斗志。
只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岳飞被以莫须有之罪杀害，多少仁人志士捍卫民族的热血和恢复中原的热情被无情地浇灭。被杀之前，岳飞只重复说了四个字“天日昭昭”，除此之外，再无一句状词、一句遗言，无可奈何地留给了历史和后人长久的遗憾。自此以后，南宋再也没有恢复中原的可能，注定成了一个偏安一隅的短命王朝。
在岳飞墓前，白铁铸成的秦桧夫妇跪在墓前，千夫所指，任人唾骂。一副对联形象地写道：“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此时，正好有一对老年夫妇从秦桧夫妇的跪像前走过，那位手持拐杖、口不能言的丈夫口中似乎恨恨地骂着什么，又用拐杖狠狠地敲击着秦桧夫妇铁像的头颅。历史和未来，都会记住忠奸善恶，像青山绿水一样永世长存。
这座位于西湖西北角的岳王庙，承载着中国英雄的血性、胸怀、坚忍和气节，也承载着中国民间的正义、良知、缅怀与敬仰。
四
西湖美景犹在，到西湖来寻觅美景、寻觅爱情、寻觅英雄者，仍将络绎不绝。
白娘子的爱情已远去，但断桥仍在、雷峰塔仍在、西湖水仍在，西湖水流不走缠绵柔情，无数人仍将到西湖、到断桥、到雷峰塔寻觅爱情。
岳王爷的硝烟已远去，但岳王庙仍在、岳王墓仍在、西湖水仍在，西湖水流不走铿锵气节，无数人仍将到西湖、到岳王庙、到岳王墓寻觅英雄。
骨子里最执着的“恋莲”情结是暗恋几十年的梦中情人，宛在水中央，就连给她写只言片语的勇气也没有。
一个人想象着她的千种风情。风过荷塘，鱼戏莲叶间。“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那朵莲开得正好吧？忽然冥冥中就有了一种想去看莲的冲动。终于来了机会，有幸参加南阳莲花温泉举办的文学论坛笔会。从此对莲有了深一层的认识。
几处荷塘，亭台楼阁，假山池沼，片片竹林，曲曲弯弯的石桥，回环往复的廊亭。易步换景，宛若海市，似江南的园林，水乡。
幢幢建筑建于水面之上，廊亭小桥相连着。无论推开哪个方向的窗子，都有水在缓缓流淌，水面上漂浮着几片荷叶，色彩斑斓的金鱼晃晃悠悠的在水面，几只野鸭凫在水面，安然悠闲地戏着水，荡漾出圈圈的涟漪。
石桥，犹如雨后水中幻化出的彩虹。三三两两，恰到好处地点缀着园林的景致。轻轻地走上石桥，前后左右都是画面。幽静的竹林，几个假山，几块大石。沿着竹林行走，听风，听蝉声。不远处，荷塘也飘来了阵阵清幽的香味。伴着清幽的莲香，漫步其中，感觉整个园林都有莲的印痕。
走过一座石桥，一片大荷塘映入眼帘，翠绿的叶茎，高高低低地依偎在一起，晚霞映照在荷塘之上，岸边的金柳也洒上了一层金黄。一望无际的浓绿中夹杂着几点尖尖的粉红，是唐诗里的红荷吗，还是古诗中采莲少女粉红的罗裙一角。你从盛世大唐而来，你从迤逦的宋朝而来，带着动人的诗词，在一片绿波中轻轻摇摆着杨柳蛮腰，罗裙，粉面，兰花手。我闭上了双眼，用心倾听风吹荷塘的声韵。一阵晚风吹过，莲叶中呼呼啦啦飞出三两只白鹭，荷塘深处也仿佛传来阵阵喧闹声，是采莲女还是易安居士？"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了吗？
我缓缓地睁开眼，无舟，无人，无成群的鸥鹭。平平常常的一池翠荷。我慢慢蹲了下来，用手轻轻拂开她的叶茎，满是污泥的池塘，缓缓流动的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几十年的“恋莲”情结难道就如此平淡吗？一位文友看出了我的纠结和遗憾，他说，莲在刚出生时，莲子生于莲蓬之中，表示有因必有果，因果同时，所以生长的过程就是修习的过程。我听着文友带有禅意的介绍，思索着古人的诗词名章，心有顿悟。原来美好的莲就在心中，心中有爱，心存善念，心中有阳光，莲就无处不在。
秋天灿烂的阳光里，我又一次拜谒了卧龙岗。卧龙岗上的山门格外出眼，更显得庄重；那红色的围墙，微微泛着黄色，远远看去，龙盘虎踞，气势恢宏。
汉朝末年，诸葛亮从山东迁徙来到中原，依岗临河，选择了长岗的边缘隐居躬耕。后人拜谒武侯祠，感叹一代贤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国家社稷呕心沥血，留下了无数的诗词歌赋。今天，武侯祠的院子里到处都是碑刻和匾额。其书法，大气端庄有之，清秀雅致亦有之。浏览精美的书法，欣赏古人的提顿运势，是每一次游览武侯祠最惬意的事情。
前殿的堂檐下，挂满了匾额。隐居求志、舜业尹功、雷雨经纶、抱膝长啸、帝臣王佐，每一块匾额，当然都少不了歌功颂德，都少不了表达对诸葛亮的敬仰和崇拜。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刻石，堪称一代书法精品。至于郑板桥到没到过卧龙岗，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卧龙岗上的“难得糊涂”刻石，用笔更自然，更生动。和别的地方“难得糊涂”刻石相比，它更有神采，更像是郑板桥。
在院里的笔廊上，镶嵌着一排排石刻，其中楷书占十之八九。那些楷书，极具功力，颜柳欧赵，钟王虞褚，这里都有影子，都有传承。那些楷书笔迹，带着镌刻的效果，可谓直木曲铁，钢筋铁骨，看不出丝毫的做作。看了这些刻石，你才知道书法为什么是国粹，才知道中华民族真正的精神！
前殿北厢碑廊，镶嵌着岳武穆书写的前后《出师表》和“还我河山”刻石。根据石刻文字记载，这是岳飞行军路过此地，夜宿武侯祠时所书。那《出师表》书法，气势壮观，骨力遒劲，大有气壮山河的精神。开始，那书法苍劲豪迈，如蛟龙出海，一派豪气，直贯长虹。到了后面，虽然书体从行草转为狂草，但用笔气势稍有收敛，字写得小些，却更刚劲，更壮观。纵观全书，其忠臣孝子的忠诚和大气跃然纸上。笔画俯仰之间，浓淡疏密之际，分间布白之中，有着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有着对国家命运的焦虑和忧心，还有堂堂七尺男儿的英雄本色。在大门口北侧，还有一通菱形石碑。那石碑，镌刻着于右任先生的草书。于老书法风格优美流畅，这碑文，笔迹格外放达，格外顺畅舒展，于老书写碑文的时候，分明带着喜悦，带着打胜仗的兴奋。
从武侯祠出来，已经接近中午。走了一程，再回身仰视牌坊上“千古人龙”几个大字，在秋日照耀下，和山门的雄浑气势相互映衬，更显得神采奕奕，更加分明，更耐远观。
秋天又至，岁月里的秋天，总是能够让人们心目中的情愫泛起漪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同的时代，始终有着不同的韵。
漫步在秋天，享受着秋风扑面，爽意始终在心境中微动，我含情脉脉，依偎在秋天的屋檐下，身旁相伴的植物微笑着，依然散着花香，时常使我心醉。倾听着阶前苔绿唱出的大地风歌，我的心顿时飞向了城市郊外，那广阔的原野，绿浪翻滚着，已经颗粒饱满的玉米蓄起了胡子，青绿和微红的玉米胡随风飘着，仿佛在告知，又是一个丰收年。
轻抚秋天，历历在目的场景都会由绿意融融渐变金黄，烫金的黄叶在微风吹拂下洒落满地。思绪在立秋日无限伸展，伫立在秋天的屋檐下，我似乎已经感受到了秋雨所带来的丝丝凉意，秋雨有情，人亦有情。诚然，秋雨，是希望之雨，定时而来的秋雨，是在禾田几近干枯的期盼中而来，然后，又在润物细无声的甘霖沐浴中离去，把炽热的爱无私奉献大地。我最爱欣赏秋竹的风骨，可谓是“一顷含秋绿，森风十万竿。气吹朱夏转，声扫碧霄寒”。看到今日中原城市中的箭竹之绿，在微微秋风中逐渐变黄，心中的感慨犹如清凉泉水一般流过，无限美好的生命，在自己的过程中，任由风吹雨打，在溢满希望的日子里，尽情与日月同行着。
菜市场是个热闹的地方，人多而杂。熟人见面打招呼，生人见面谈生意，都需要大声小气地说话，许许多多的人说话，形成一条洪流。每个人说的话成了一个小小的浪花，这些浪花在洪流中肆意翻滚着，又都那么相似、那么无关痛痒，这就是平民的生活。
我曾想，平民生活里最生动的场所应该就是菜市场了。
菜市场是每家每户必有人到的地方，厨房里的材料，餐桌上的食物，哪一样不是从菜市场买回去的？每家每户管做饭的人，隔一两天就要去一趟，几乎是每一家的代表了。他们从不同的家庭来，带着不同家庭的生活层次特点。衣着有差别，分好坏；食物有差别，分贵贱。常卖菜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买菜的是啥身份，八九不离十。有人笑谈，卖菜的最怕老师了，他们好瞅便宜，秤上较真，几斤几两几毛钱揪着不放。有钱人割牛肉，一块牛肉下来几百块，扔下钱，拎起肉就走，眼都不往秤上瞅一下。
如果有多年未见的同学在菜市场里不期而遇，这一定会是件令人惊喜的事。谈谈曾经的岁月，聊聊正被遗忘的青春，当乌黑的头发变成花白，当干练的帅哥变成肥腻大叔，怎能不感叹岁月都被这热闹的菜市场一天天消磨掉了。
也有几处闲人聚集。他们即便无菜可买，也硬要自带一把小凳子，在菜市场里坐上一坐，看往来行人不同的面孔，听各式叫卖声，遇上几个同样无事的人，哪怕是陌生人，也能一坐半天，说东谈西，聊得眉飞色舞，一杯茶能喝到忘记时间。
菜市场里的味道也是自由飘散，热闹非凡。五香佐料，是最大众的香，悠悠地激发着人们的食欲。酒的香从大酒缸中溢出，爱酒的人会不由自主地投去一瞥，油然回味上一次的饮中之乐。最特别的要属臭味，它从活鸡活鱼的摊位上飘出，腥臭熏人，所在之处却又生意兴隆。动物们的哀叫与扑腾，最终变成血和气味，飘散在人们的鼻孔间，吸进又呼出。不同的味道，组成了不同的人生，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
热闹的菜市场，如人生，复杂而生动，却又日复一日重现相似的场景。
21日上午，在从济南到北京的高铁上，一名男乘客霸占了一女乘客靠窗的座位，并以“站不起来”为由，拒绝回到自己的座位。经列车长及乘警劝说无果，当事女乘客被安排到商务车厢。列车长劝说男乘客的视频被发布到网上后，该男乘客的做法遭到网友的批评。
如果这起高铁占座事件就这么不了了之，或者最终只是停留在批评、谴责的层面，那么确实会让人感觉很气愤，也让人很失望。道理就在于，我们明明知道占座男子的行为是一种恶行，但是却似乎拿这样的恶行毫无办法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的企图得逞。而对恶行一味、无原则地纵容，就是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一种慢待，就是对社会规则的一种破坏，这才是更应该引起我们关注与重视的。
人人都知道，甚至连他自己都知道这一行为不符合社会道德准则、文明规范，也不符合基本的社会规则的要求，但是不管是列车长还是列车上的乘警，对他的行为除了劝导、教育，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如果仅仅因为他的无赖流氓行径，就可以肆意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不受到除道德谴责之外的任何惩戒，那么恐怕社会上这样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最终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文明意识、规则意识将受到严重破坏。
除了批评与谴责，我们真的拿他没有办法了吗？其一，可以像一些网友所建议的那样，完善铁路黑名单制度，把这样的不文明乘客纳入“铁路黑名单”，对他购票乘车的行为给予必要的限制，让其为自己破坏社会文明与规范以及亵渎社会规则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其二，在公共场所蛮横霸占本属于他人的座位拒绝归还，侵害他人利益，引起其他乘客围观，铁路公安方面也应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的法律，以扰乱公共秩序依法追究其责任。
一个正常的社会，是要讲究道德文明和规则意识的，没有了文明规范、道德准则，也没有了规则意识，那么一切都将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甚至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代，导致人人都可能成为“无规则社会”的受害者，那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吗？显然不是。
贵州纪检监察机关近日通报多起典型案例，直指向扶贫资金伸手的“村霸”。其他一些省市在乡村换届选举、经济建设等环节也拧紧纪律“阀门”，将“村霸”拒之门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只有将“村霸”拔除掉，才能让乡村社会治理风清气正。
乡村干部是乡村振兴的“主心骨”，为脱贫攻坚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然而在个别农村地区，“村霸”占山为王、我行我素。他们中有的把持基层政权，啃食群众切身利益；有的拉拢团伙，把乡村社会生态搅得乌烟瘴气；有的攀上权力后台，与民争利、无法无天。
惩治“村霸”需要多方合力。一方面要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让村民自治有序运行，确保“村班子”公道行事；另一方面，要进行有效监管，对农村项目建设等严格把关，不给“村霸”留可乘之机；同时，还要斩断“村霸”借以维系嚣张气焰的“根”。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两个重要维度。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和公检法要形成合力，以“眼中不容一粒沙子”的态度，用最有效的措施，对“村霸”进行强有力的打击。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乡村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乡村社会治理直接关系到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营造清净和谐的乡村生活氛围，既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所需，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需。要瞄准靶心、下狠手、出实招，通过严惩“村霸”使国家治理向基层组织延伸，让乡村生活更加和谐安康。
据中国之声报道，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新巴尔虎左旗民政局和住建局被指在没有相关手续的情况下非法侵占草原，建起了殡仪馆和垃圾场。记者采访当地执法部门时，被告知“建垃圾场不需手续，是政府认可的”。
从新闻图片可以看到，绿茵茵的大草场，被大片灰色的水泥地面，以及巨大的垃圾填埋场所取代，造成的破坏触目惊心。这片草场，曾经沙化严重，当地退沙还草，有人承包了这块地方，花了几十年治理，才消灭了流动沙丘、露沙地面。
问题是，对于民政局占草场建殡葬设施，国土部门只给民政局批复了不到10亩地且为期一年的临时用地，但民政局实际占地120亩。生活垃圾场批地72亩，但实际占地193亩。公众很想知道的是，政府是怎么“认可”这两家政府部门破坏草原的行为的。难道有政府部门“认可”，违法建设、破坏草原就可以一路绿灯？
拿着相关审批大肆违法扩建，这是法律严厉禁止的行为，对此，恐怕没有哪个部门敢公然“认可”。
草原变火葬场垃圾场，不仅破坏环境，侵害了承包人的合法权益，这些违法建设也造成了巨大浪费。民政局建的殡仪馆至今空荡荡矗立在草原中，正如当地民众所质疑的，整个新左旗4.3万人，建这么大的殡仪馆和停车场，干什么用？
政府“认可”，不是环境违法挡箭牌。保护草原生态，国家层面有《草原法》，地方也有相关法规，对这起重大环境违法事件，公众迫切需要真相和答案。
小时候就知道《易经》，因为它是五经之首，是历代文人要求后人细读之书。很早就知道阳爻、阴爻和六十四卦，因为母亲在我少时动不动就要请人给我起卦。上中学时就记住了《易经》中的一些精彩句子，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像“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像“诬善之人其辞游，失起守者其辞屈”等等，说得多么简洁智慧。但却一直不知道《易经》出自河南汤阴，不知道周文王就是在汤阴城北八里地的里城里发明了《易经》。
丙戌年五月，当我站在里城的门口，站在周文王的那座巨大雕像前，我才明白，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众多文化遗存，我其实是多么的孤陋寡闻。对不起，我来得晚了!我对着文王姬昌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在心里道歉。
大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殷商的最后一位王位继承者纣王帝辛，上台之后以很快的速度腐败着。其腐败的最明显标志，就是耽于淫乐和动辄杀戮，九侯把女子献于纣王，仅仅因为该女不喜淫欢，就被纣王杀害，纣王还把献女的九侯剁成肉酱。鄂侯对此强进忠言，也被纣王杀死并做成干肉。周文王姬昌闻知此事仅偷偷叹息了一声，也被崇侯虎告知纣王，结果，八十二岁的姬昌也被关在了里城这座国家监狱。纣王将姬昌投进监狱的本意，是要惩罚他，可纣王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残暴举动却催生了一部影响深远可称伟大的经书。
八十二岁的姬昌被关进监狱，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人仅仅因为叹息了一声，就要遭此磨难，世道怎会变成了这样?我猜，他最初入狱的那些天，可能会因气愤难息而在这所高出地面五米的台形监狱里不停地踱步。但最后，他使自己镇静了下来，他明白他必须接受眼下的现实，不管心中多么不满和气恨，他都暂时无法走出这座监狱。既然如此，那就找点事做吧，要不然，怎么度过漫长的白天和夜晚?
在监狱里能做成什么事？有监规在限制着，有武士在监督着!那就思考，没有谁能剥夺得了自己思考的权力。思考什么？八十二岁的姬昌要思考的事情太多，可只有一个问题最紧迫，那就是思考自己的命运，他太想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了，太想预测自己还会碰到什么，预测等在自己前边的是什么事情。可怎样预测？用何种办法预测？也许就在这时，他想起了伏羲的八卦，想起了八卦中的乾、坤、震、巽、坎、离、艮，他于是依此琢磨，开始了自己的发现和创造。
他从自然界选取了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物，作为万物生成的根源；他把世上千变万化纷纭复杂的事物，抽象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他把刚柔相对、变在其中，作为自己对世事和人生的基本看法；他将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正当他全心钻研这前所未有的预测学时，新的打击又来到了，纣王为了进一步污辱姬昌的人格，从精神上彻底把他压垮，竟把他的长子伯邑考杀害，并烹作肉羹强令姬昌喝下。姬昌胸怀灭商大志，为避免遭到“辟尸”残害，只得咽下这揪心裂肺的人肉汤然后再去含泪呕吐。为了对付这残忍的摧残，姬昌能做的就是更深地沉入对易经的钻研之中，去总结古人的生活经验，去回想古代的历史故事，把它们作为自己卦辞和爻辞的内容……
整整七年时间。
在两千多个日夜里，文王就用监狱地上长的蓍草作为工具，把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演绎得清清楚楚。这需要怎样的毅力和忍耐力!他这样做的最初动机，可能只是为了预测自己的命运，为了短暂地忘记那难忍的污辱和锥心的苦痛，但他的研究成果，却为预测学埋下了第一块基石，对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做了最早的探索。他创立的易经演绎方法，也已被当代科学家借鉴于现代科研中。
苦难成就了一个伟人。
文王拘而演周易的经过，让我们再一次见识了人抵御苦难的能力，见识了人的创造力有时会被苦难激发的奇迹。周文王姬昌的遭遇和作为再一次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承受的苦痛，人有着抵挡苦难的巨大潜力，当命运给了你意外的灾难后，你要坚信自己不会被压垮，你要迅速找到使自己重新站立起来的办法。
在里城这座远古的监狱里，你既可以看到人心的阴暗和人性的丑恶，也可以感受到人毅力的珍贵和人灵魂的高贵，还可以让自己的精神得到一次沐浴并获取到在逆境中前行的勇气。⑦3
清晨对于一只鸟来说，并不是一段美好的时光。秋天的早晨，尽管太阳已挂在天边，感觉还是有点清凉。一只鸟站在院子里的树枝上，“唧-”叫了一声，一会又“唧-”叫了一声，声音有点疲惫，看上去似醒未醒，睡眠不足。
在清晨，似乎所有的鸟都是这样，感觉萎靡不振。也许，刚刚醒来的鸟，羽毛被露珠打湿，翅膀耷拉着，看上去有点凌乱。虽然它们习惯性地抖抖翅膀，抖落一些露珠，但潮湿的空气和凉风，依然让它们感到一丝寒意。因此，单调的鸣叫，是它们对早晨的一种抗拒。
落在树枝上的那只鸟，是一只绣眼鸟。它就站在距我十多米的一棵玉兰树上，因为清冷，少了平时的活跃，只是偶尔叫一声：“唧-”鸣叫声有气无力。
眼前的绣眼鸟，看上去有点孤独、寂寞、慵懒。太阳蹿出一人多高，阳光照在树的叶片上，发出凝重的绿色光芒，树叶上的露珠慢慢地融化，化成一缕雾气，瞬间消失。那只绣眼鸟依然蹲在树枝上，阳光照在它身上，它熟视无睹，那种习惯性的抖动翅膀，也被它省略了。
我不知道它是生病了，还是睡眠不足？也许它是真的太孤独了，在孤独中享受着阳光和风的抚摸。孤独是需要宁静的，在宁静中缓解孤独带来的郁闷。人孤独的时候，就会独自坐在屋内，或者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在寂寞的时光里，排解内心的孤独。如此说来，鸟与人一样，是有思想的。
看到它孤独的样子，我突然想起在乡下，我养过的那只绣眼。那是一只雄性的红肋绣眼，体形漂亮，鸣声悦耳、双音多变，看着令人喜爱。抓住那只绣眼鸟后，我给它扎了一个很美的鸟笼，给它最好的食物，可是那只绣眼并不领情，不停地在鸟笼里扑腾。再后来，独自蜷缩在鸟笼的一角，半天也听不到一声鸣叫，似乎是在抗议。
为了调教它，我给鸟笼套上笼套，绣眼鸟套上笼套，就不会在笼子里乱撞。套笼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调教它鸣叫。绣眼喜欢在灯下鸣叫，白天用笼套罩住鸟笼，晚上开灯后去掉笼套，鸟就“唧啾唧啾”地叫个不停。绣眼的鸣叫声悦耳动听，有高、中、低三种音调，听起来有带水音的、有像虫鸣的，最洪亮的鸣叫像夏天的蝉鸣，音域宽广，鸣声持久，养鸟人称之为绣眼鸟中的上品。
但是，那只绣眼鸟很少鸣叫，偶尔鸣叫一声：“唧啾-”听起来很微弱，好像我没有喂它食物，饿得有气无力的样子。后来请教一位养鸟高手，他说，养绣眼，最好是养一对，容易成活。我下了很大功夫，想给它找一个伴，就是找一只雌性的绣眼鸟，虽说绣眼鸟不怎么怕人，但不容易捕获。因此，抓一只雌绣眼，未能如愿，最后我不得不把它放飞。
眼前的绣眼鸟，是不是在等待什么？我想起前天，那只死去的绣眼鸟。
那是一只雄性的绣眼，额头宽阔，背部草绿色，两肋有栗红色条纹，鸟体修长，看上去玲珑秀丽。那只鸟不知为什么，飞进了单位的走廊，走廊是封闭的，用天蓝色的玻璃密封。那只绣眼鸟飞进走廊后，看到来来往往上班的人，受到了惊吓，在走廊里飞来飞去，可能是急于脱逃，误把玻璃当蓝天，一个劲地往玻璃上撞。
我把密封的窗口打开，想让它飞出去，可它总是找不到窗口。大概过了十多分钟，那只绣眼鸟就从玻璃上掉了下来。我急忙过去，想把它捡起来放到窗外，没等我走近它，它就惊恐地飞起来，然后又一头撞在玻璃上。看着它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就想是撞晕了吧！我把它放到院子里的草坪上，心想，休息一阵，凉风一吹，它就醒了过来。
中午下班，我走到草坪上，看那只绣眼鸟。走近看，发现一只绣眼鸟，在草地上蹲着，它的身边，是撞晕的绣眼鸟，趴在草地上一动不动。我走过去，惊飞了蹲着的绣眼鸟，它“唧”的一声，飞到了草坪边的玉兰树上。再看躺在地上的绣眼鸟，早已没了呼吸。
这只绣眼鸟，是不是前天蹲在死去的绣眼鸟旁边的那只鸟？它们是不是一对夫妻鸟？我不知道，绣眼是不是贞鸟，是不是那种生死相随的鸟，但我愿意相信，这只绣眼鸟，就是前天死去的绣眼鸟的妻子，它是在等待丈夫回来，回到它的身边，生儿育女，比翼双飞。
突然，一种莫名的伤感，在我的心底涌起，为一只死去的绣眼鸟，还有那只在忧伤中孤独等待的绣眼鸟。其实一只鸟，不管它们是死是活，对于人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们的微不足道，人类的杀戮，从未间断。何况，那只绣眼鸟的死，只是个意外。
此时此刻，我看着那只鸟，我就觉得，它应该是那只死去的绣眼鸟的妻子，它的孤独，或者说是忧伤，都是为了一个诺言。两只鸟结为伉俪，就是一个无声的诺言。为了坚守诺言，它选择了等待，等待爱的归来。
我无意再纠结了，天地之大，自然万物，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也许一只鸟的消失，就是另一只鸟的新生。活着，就要快乐。快乐地活着，是对死者最好的怀念。不知道那只鸟是否懂得这个道理。
那只蹲在树枝上的绣眼鸟，依旧蹲在那里，依然是那样的颓废。太阳越来越高，两只绣眼鸟从院墙外的杨树上飞了过来，站在它身边的树枝上，唧唧啾啾叫着，似乎是与它说话。可它对同类的到来，无动于衷。可能是感到无趣，新来的两只绣眼鸟，叫了一阵，然后忽扇着翅膀飞走了。寂静的树枝上，只剩下那只孤独忧伤的绣眼鸟。
我走出办公室，捡起一粒石子，向绣眼鸟抛去。我听见“嗖”的一声，一只鸟箭一般弹向天空。鸟飞过，天空中响起一串“唧啾-唧啾——”的鸣叫声。
这也许就是一个生命新的开始。我想。
青山犹古人，碧草亦大雅。”
我喜欢草。在乡村，树木的高度让我们仰视，庄稼的厚重让我们臣服，只有低到尘埃里的草，甘愿俯身于我们脚下，春荣秋枯，无怨无恨，活得自自然然，明白晓畅。
我常想，了解一棵草，是否比了解一个人更难呢？
它们既可阳春白雪，也可下里巴人。《诗经》中有许多名字很美的草：柔荑、蒹葭、卷耳、荇菜、蓼蓝、香蒲……葳蕤在诗句中，散发着典雅的气息。而在乡村，人们给草的命名，土得掉渣，却最接地气：像狗尾草、车前草、灯芯草、牛筋草、马唐草、地肤草、虎尾草、麦瓶草、益母草、莎草等。
草的名字，不仅仅是称谓，更是直抒胸臆的诠释。可食用的、可入药的、可做编织的、可作饲料的……每一种草，都在大地这个舞台上，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我们做人如果没有了理想和追求，还不如一棵草，更有意义和价值。
草太多了，像人海茫茫，各色各样。直立的，匍匐的，攀缘的。长叶的，开花的，结果的。有用的，无用的，有害的。它们铺满乡村的沟沟岔岔，偏僻角落。有人的地方，就有草。没人的地方，也有草。物竞天择，它们比人更适应贫瘠的生存环境。
千人千面，千草千态。你很难认全它们，更无法叫出它们的名字。我曾无数次靠近它们，注视它们，抚摸它们，轻声地呼唤着它们的乳名。像诗人顾城那样向它们致敬：“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如果树木是得道的高僧，我愿意把草看作是艰难跋涉的苦行僧。我能感受到它们的内心装着一个辽阔的草原。那是它们的天堂。面对它们，我能暂时忘却或忽略自己。我知道，自己深陷红尘的肉身，包裹着并不完美的灵魂。我求索过，忏悔过，顿悟过。至于它们喜不喜我，已然不重要。人的快乐，多半是自以为是的快乐。而一棵草的快乐，那才是真正的快乐。所谓境由心生，当是如此。
一株草，生长在什么地方，便注定了什么样的命运。像人，会挣扎、会反抗、会妥协。也不像人，它们更隐忍、更执著，更长久。
长在庄稼地里的草，与长在野地的草，其实并无二致。只是我们选择了庄稼，那么草就是对立的，有害的。于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除掉它们。用手薅，用刀割，用锄铲，甚至用上灭草剂。一个真正的农民，从出生那天起，就在和田里的草做斗争。草年年除，岁岁长，总除不了根。人呢，也是如此。爷爷把锄头交给儿子，儿子再交给孙子，绵延不绝。人与草，斗了一辈子。最后，人还是斗不过草。一代又一代土里刨食的人，耗尽了所有的光阴，躺进泥土里长眠后，那一个个隆起的土堆上面，草又长了出来。它们是最终的胜利者，也是孤独的收获者。庄稼不是，人也不是。
长在田地外的草，也有各自的悲欢。它们或是被一把锋利的镰刀刈割，成为牲畜的饲料。或是被车碾脚踩，成为路的一部分。或者寂寞地枯荣，成为灶膛里的柴火，成为荒芜的火焰。还有一部分草，历经宿命的轮回，开花结子，完成一个家族的延续……
我相信，每棵草都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没有哪一种植物会去模仿和追随另一种植物。所以，重要的不是开出什么样的花，而是开出自己的花。阳光下的安详、夜色里的静谧、微风前的曼舞……草的每一种状态都是有内涵的。是它们的柔和本分和不事张扬，时刻提醒着我们——做人要像植物一样。
多年以后，我喜欢静坐在月光下，看干草堆上面闪烁的银光。如霜一样洁白，如雪一样纯真。它们保留着我们青春的气息。那么平和安详，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眉宇刻满沧桑，眼中盛满陈事旧影。她哼着一首古老的歌谣，有温暖的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悄然滑落……
“青山犹古人，碧草亦大雅”。漠漠红尘中，我们都是匆匆的过客，又都是永远的守望者。人生大抵如此，一如草结出的种子，被不期而遇的风吹走。我们都在辽阔的大地上彷徨着，寻找着幸福的方向…山的走向不可更改，山的情韵也不可改变。
秋的颜色，让爱充满落叶的伤感。霞站在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柳树下，身心充满涩涩的酸楚。风吹动柳叶，似他摆手再见。
霞看着他像一片柳叶儿，随风飘走。
站在岁月的路口，再也听不到喑哑枝头那摇荡的琴声。淡漠的爱情，犹如一颗找不到土壤的种子，鹅黄和嫩绿没了发芽的机遇。霞知道，即将荒芜的心田已长不出芬芳。
这一刻，霞希望自己的眼神成网，网住他固执行走着的双脚，也网住他那颗童稚般狂野的心。
这一刻，霞久久地站在那里，仿佛等待着他的传奇，但是，春意在深秋的呢喃中早已迷失了原有的馨香。
他，义无反顾，背着空空的行囊离她而去……
歪脖子老柳树的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终于，在一个细雨绵绵的春天，他回到村口。
翻开自然的章节，歪脖子老柳树仍在，春的气息浓厚，可他却咀嚼不出新绿的味道。记忆的地带只有愧疚溢流，寂静装满春天的城池。
柳树下，细雨如丝，风把远古的记忆从柳叶上扫落，淅淅沥沥，打湿了他颠沛流离的心。诗里的柳叶，毅然点燃三月的新绿，而他却在诗外。隔着远山的距离，他仿佛看到了霞清影倚窗的孤独，也仿佛看到了霞青春耗尽的彷徨……
这时候，他的情愫触燃心底。生命的旅程没有打造出属于自己的风景，心灵的台阶延伸到记忆的久远，踏上去咚咚作响而又有些颤疼。
这时候，他知道山的走向不可更改，山的情韵也不可改变。他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把近40年的歉疚和愧意，高高挂在柳梢，让所有身心的绿色在此处蓬勃… 第一次见到潘承洞先生是1978年秋天山东大学数学系的开学典礼上。厚厚的眼镜 (2000多度）、高高的个子（1.84米），是当时 44岁的潘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而当时只有15岁的我尚未发育成熟。就在几个月前，潘师因为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由讲师越级晋升为教授。
潘先生正是我报考山东大学的主要原因。我参加高考那年，徐迟发表了报告文学 《哥德巴赫猜想》，此文还被收入到 《中学语文》课本。
这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是数学家陈景润，同时该文也多处提及另外两位数学家，让他们也出了大名，那便是王元和潘承洞。
原本我就比较喜欢数学，读了这篇报告文学以后，更坚定了把数学作为自己未来专业和人生奋斗目标的信念。可是，陈景润和王元在中科院数学所，那里并不招收本科生，而潘承洞任教的山大每年会在浙江招收二十来名学生。因此，虽然我的总分超出山大录取线不少，我还是打算去山大。
但，那年山大数学系只在浙江招收两个专业，即自动控制和电子计算机，每个专业各招两名学生。因此，我在不识美国数学神童、 “控制论之父”维纳是谁的情况下，选择了山东大学的自动控制专业，并被录取。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次既冒险又盲目的 “曲线救国”。同时这也说明了，数学和潘先生对我多么有吸引力。
我的勇气也给我带来了不错的运气。山大的自动控制是偏理论的，可以称作控制理论，要学许多基础数学课程。其次，从第二学期开始，在潘师的授意下，全系一年级三个专业（包括自动控制但不包括电子计算机）中挑选出了十七位学习优秀、年龄偏小的同学组成了一个 “小班”。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我选择了比较时髦的计算机专业，那就很难实现跟潘师做数论的梦想了，因为无法入选 “小班”。大二暑假来临时，我已基本确定将来跟潘先生做数论，因此潘先生和系里都建议我从自动控制专业转到数学专业，甚至还调整了我的寝室，让我与数学专业的学生同住。
没想到，我换专业的申请被学校教务处拒绝，即便系主任亲自出面也无济于事。因此，三四年级我不得不修一些与数论乃至数学都毫不相干的课程，比如最优控制理论、集中参数控制、线性系统理论等，同时也错过了若干数学专业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后者对我能否拓宽数论的研究领域意义重大。
不过，有所失也有所得，大学最后两年，我不仅认识了控制论的命名人维纳和他的理论，同时加深了与同班同学郭雷等的友谊，也做了一回从无线电厂调入山大的彭实戈老师的学生。
1982年7月的一天，我把即将赴中科院系统所深造的郭雷带到潘先生家。至今我都记得师母开门以后，潘先生见到郭雷说的第一句话， “久仰！久仰！”这可是一个大数学家对一个即将离校的本科生说的。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华罗庚
从我决定以数论作为自己专业，到博士毕业前一年，潘先生几乎每年都有大事发生。1981年，潘先生出版专著 《哥德巴赫猜想》 （与胞弟潘承彪合著）。1982年，潘先生与陈景润、王元一起，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3年，他因患直肠癌动了第一次手术。1984年，潘先生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86年夏天和冬天先后出任青岛大学校长和山东大学校长 （当选院士则是五年以后）。
也正是因此，无论读本科还是做研究生，我都没有机会聆听潘先生的正式授课，他甚至极少有时间来参加讨论班。不过，有一次他来听我们的数学分析课，课后发表讲话，并就课上老师讲的一道例题即兴发挥，推导出了更为深刻漂亮的结果。这一高屋建瓴的思想对我很有启发，在我后来指导自己的研究生时也派上用场。
我在山大念书时，潘先生趁全国数论会议在济南召开之际，邀请华罗庚、柯召等数论大家一同来山大，让全校同学在操场上得见慕名已久的数学传奇人物。那次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华罗庚。陈景润和王元后来还曾来山大出席大师兄于秀源的博士论文答辩会，这些给予全校尤其数学系同学以极大鼓舞。
大数学家与学生无拘无束
虽然我把潘氏兄弟的 《哥德巴赫猜想》翻得稀烂，却从没有对潘先生取得世界性成就的那几个经典问题做过深入探讨或研究。这是我的两个终生遗憾之一，另一个遗憾是没有和潘先生单独合过影。
众所周知，潘先生在算术级数上的最小素数问题、素数分布的均值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等领域均有开创性的重大贡献。
潘先生很早就意识到，应该让学生去探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为此，他派大师兄于秀源去剑桥大学，师从大数学家阿兰·贝克研习超越数理论。而师弟师妹们也各有所长，郑志勇在代数数论领域的工作让他较早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香港求是基金的资助；张文鹏、翟文广、蔡迎春坚持研究解析数论，分别在L函数均值估计、狄利克雷除数问题、加权筛法的应用等领域有所建树，文鹏并在大西北开垦出一片数论的沃土。
更有远见的是，潘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便意识到数论在密码学理论研究中有用武之地。后来王小云和李大兴开拓出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大兴不幸英年早逝，而小云巾帼不让须眉，破解了包括MD5和SHA-1等数个国际通用的密码，名扬海内外。王小云受聘清华大学杨振宁讲座教授，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陈嘉庚科学奖等奖项。2017年11月，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的硕士论文题目 《一类数论函数的均值估计》灵感来自于潘承彪教授来山大讲学时所提的问题，对潘师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但他却亲自推荐给了 《科学通报》发表。那是在1984年，此文让我获得了山大首届研究生论文大赛一等奖，也是理科唯一的一等奖。不久，潘师邀请了匈牙利数学家、沃尔夫奖得主爱多士来山大讲学，让我有机会与这位国际数学界的传奇人物关起门来讨论数论问题，他的研究风格和趣味让我一见倾心。
潘先生虽说是大数学家，位居一校之长的要职，却与我们无拘无束，言谈举止时有妙语，多次在中秋和元旦佳节邀我们去他家吃饭。
正是在山大读研期间，我开始并迷恋上了写诗，那自然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没想到潘先生却予以理解、宽容，从未批评过我。甚至在某些场合，还因此在别人面前夸奖我。
1995年春天，潘师来杭州出席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会，住在北山路的华北饭店，我去探望他，并陪他去西湖散步。在白堤上潘师鼓励我说，西湖这么美，在杭州做数学应该是挺享受的。万万没想到的是，仅仅两年以后，潘师便因癌细胞复发去世了，与年长一岁、一年前过世的陈景润一样，享年六十三岁。写作是孩子精神自然生长的成果，也是每一个人的表达方式，即使是同样的事件，一千个人也有一千种看法，不应该把孩子的写作从小就限制在一个个狭窄的框框里。看看一位小学语文老师眼中的作文：应该有规范，但不应该有套路。
■刘湉
语文考试中，作文历来占分比很大，随着语文越来越受重视，各类作文培训班也应运而生。但，这类速成班为了快速提高孩子的作文分数，让家长感觉到孩子的作文进步，教给孩子的往往是一些模板，即 “套路作文”，一篇作文明明有一百种写法，偏偏教孩子硬套一种。除了培训机构，有些学校的语文老师教作文也是如此，他们的教学内容和方法都少有更新，总是让孩子背诵大量的范文，传授一些模板，拒绝创新。
在我教过的班级中，那些上过作文培训班的孩子作文常常千篇一面。所谓“一众小学生，作文套路深”。这些常见的套路可以归结为：
一是套用死记硬背的好词好句。写春天，必有 “万物复苏”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姑娘来了”等语句；写夏天，必会出现 “小狗吐着舌头” “知了在树上鸣叫”；写秋天，必有 “秋高气爽” “天朗气清” “黄澄澄的麦穗”“金灿灿的田野”；写冬天，少不了 “瑞雪兆丰年” “银装素裹”等，虽然南方的冬天很少下雪，全文也鲜有自己观察到的细节。
二是作文中编造、捏造虚假事例。我自己教的班级里每年都能够看到十多篇作文写最难忘的事是让座或者扶老人过马路，最后感受到助人为乐的快乐，胸前的红领巾更加鲜艳了。每逢要求孩子写母爱，都有几篇写 “妈妈深夜背我去医院，我被妈妈的母爱深深打动了”。
曾经问过学生： “难道除了妈妈半夜送你去医院，平时感受不到妈妈的爱吗？”学生很委屈地回答： “辅导班老师举的例子就是这样，而且书店里买的优秀作文选也是这样写的呀！”
三是遣词造句滥用排比。套路作文里还有大量刻意为之的排比与引用，理由是 “能提高文章观赏性与句子的气势”。盘点我改过的学生作文，如果写老师，常常有 “老师像阳光，用他的光辉照耀着我们成长；老师像蜡烛，燃烧着他自己的青春，激励我们前进；老师像春蚕，吐尽心中所知，教会我们知识”。如果写理想，常常读到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向黎明”。
这些老套的写作和千篇一律的语言复刻出死板、毫无灵气的作文。孩子从小学开始，读那么多年范文，写那么多篇作文，到最后，却找不到所谓的“真情实感”，这大概是作文教育的最大悲哀。
究其根本原因是，无论家长还是培训班的老师，都很少告诉孩子该如何去发现真实生活，进行真实表达。孩子也知道，在现有的阅卷 “规则”下，这些老套的叙事和生硬的意义拔高虽然不一定能够获得高分，但能获得一个较为安稳的分数，求新求异反而有风险。因此，这些满满的作文套路能为学习时代的孩子带来稳定的分数，却没有教会孩子如何写作。生活才是我们最好的作文老师。写作需要长期积累，在考试之前，即便你多读10本书，临时抱佛脚，作文依旧很难脱颖而出。这就要求我们引导孩子从小学会观察生活，进行阅读积累，培养写作兴趣。
对孩子来说，只有从自己的视角去观察世界，体会生活，才会在慢慢的积累中逐渐认识生活、理解生活，从而才能学会表达，写出一篇篇真实的、属于自己的文章。
我们要研究孩子的心理，在生活中创设情境，让他们从大自然与生活中感受美、提炼美，真正做到 “我手写我心”，孩子的作文也会变得更美更真实。
观察、体验生活，打开孩子的眼界
经常有家长和我说： “老师，每次写作文，孩子都不知道该写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教。”这就是大多数孩子面临的困难。因为不知道写什么，所以才生搬硬套那些读过的作文书或是老师讲过的范文。
为什么有的孩子找不到可写的东西？因为他不会观察，找不到身边可以打动他的亮点。法国艺术大师罗丹说过： “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写好真作文的首要任务，是让孩子有话可说，有文可写。
要打开孩子心灵的一扇窗，可以带领孩子们在大自然里、生活中寻找美，发现美。作为父母，与其不停地催着孩子快点写作文，不如和孩子一起寻找生活中的点滴和瞬间，启发孩子留心生活，学会观察。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出门旅行，观察大自然中的美好，感受大自然四季的变化，并且可以经常谈论起旅行中的有趣细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去博物馆，细心研究一件文物，一起聊聊相关历史；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看一场电影，并和他反复聊里面的人物、故事发展的情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寻找身边的平凡人物，比如几十年如一日卖煎饼的阿姨、修鞋的老人……走近他们的生活，与他们聊天，寻找他们身上的感人之处。
长此以往，孩子就能学会自己去回顾、反思、归纳，在头脑中形成自己的想法，按照要求自动搜索有需要用到的素材，自然有话可说。
但也有孩子经常向我抱怨： “老师，我周六周日都要上辅导班，没有时间去玩。”那么如何在平淡枯燥的生活中让孩子去感受发现有趣的细节呢？生活中的有趣不仅仅是旅游、玩游戏，我们可以抓住孩子不多的闲暇时光，忙里偷闲，或在路途中引导孩子观察，或是一起动手做做家务、聊聊天……举个例子：在接孩子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一株柳树，我是这么和孩子对话的。
我：能用一句话说说你看到的柳枝吗？
孩子：柳枝很美。
我：是呀，柳枝很美，能具体说说柳枝美在哪里吗？
孩子：柳枝上长出了小小的嫩芽。
我：说得不错， “长”字可以换成别的字吗？
孩子：柳枝上冒出了小小的嫩芽。
我：还可以怎么说？
孩子：柳枝上钻出了小小的嫩芽。柳枝上露出了小小的嫩芽。
我：说得太好了，能把这句话说得更美吗？
孩子：柳枝上冒出了小小的嫩芽，像妈妈耳朵上戴的耳环。
我：这句话说得真美呀，还用上了打比方的方法呢。
其实生活中的美无处不在，只要我们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此外，孩子作业中出现了一道错题，我们也可以抓住这一小小的契机，和孩子讨论，引申出更多的内容。只要我们和孩子一起发现，一起交流探讨，孩子也能逐渐知道打动人的作文不一定要惊天地泣鬼神，不一定要高屋建瓴，对平凡生活的感悟同样能出彩。
生活就是我们的写作课堂，孩子们在生活中，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到细节，是收集素材的最佳途径，孩子也在心里悄悄埋下一颗写作的种子，感悟到自然和生活带给我们的启迪，从而提高了孩子的写作能力。体验生活不仅仅是为了写好作文，更重要的是开阔了孩子的视野，并能影响到孩子今后的世界观、人生观。
阅读、积累语言，丰富孩子的情感
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媒介，是人类文化得以传承和储存的有效载体。我们要用优美、灵动的语言，给孩子展示了一幅幅美妙的画面。我们不仅要自己语言美，还要向孩子们揭示怎样用美的语言把所观察到的事物描绘出来。
《语文课标》中也提到：语文课程应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因此，我们必须精心挖掘孩子每次说话中的亮点，引导孩子怀着对语言文字美好的期待，去体会感受语言的美、丰富孩子的情感。
大量的阅读和积累尤其重要。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送给青少年一句话：阅读和写作的关系，就是弓和箭的关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也透露，今后语文高考对阅读速度要求更高，文章类型更为多样，题量更大，除非具备长期的阅读积淀，否则很难走捷径……
孩子从小就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幼儿阶段的亲子阅读，学习阶段大量的阅读积累，精读与泛读相结合，深度与广度相结合，他山之宝为自己所用，充实自己的头脑，丰富自己的情感。
关于读书时到底要不要做摘抄，要不要做读书笔记，一直有争议。
其实，优秀的孩子不用摘抄也能把书中的好词语内化到自己的语言中，有些孩子摘抄时也是应付性地完成，并没有记住，考试时也不会用。到了高年级，大量的摘抄也会加重孩子的负担。有些书泛读就可以了，有些则需要精读。孩子读书是为了自己，教会孩子在读到好的句子时，圈画出来，学会做批注，即在书籍的空白处记录下自己读书的体会。精读和泛读结合，学生有大量的阅读积累，对优秀作品就能有更深的体会。
就写作而言，孩子的言语和精神世界有了阅读的唤醒，情感更加丰富。孩子的语言也得以积累，逐渐形成了对语言敏锐、准确的感受力，感受到祖国语言文字的美。同时，阅读又丰富了孩子的情感。正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真正打动了孩子的内心，文章中自然充满真情实感，有话可说，有情可抒，不再假大空。
思考、想象创新，激发写作的灵感
“学而不思则罔”。有了大量的阅读积累，必须还要深入地思考，才会不断激发创作的灵感，使自己思想更深刻，更有自己的想法。阅读积累并不是让孩子单纯地死记硬背优秀文章，然后进行机械地模仿照搬。我们应该研究那些好文章中的 “思维范式”，在学习中创新、思考。
其实思考创新并不难，只要对生活的态度积极向上，真实地去表达生活，特别是自己最熟悉和最有兴趣的部分就可以了。让孩子学会把自己的观察思考整理写下来。写熟悉的事，写具体的事，写感动自己的事，写自己喜欢的事，同时再加上思考与感悟。
喜欢编诗的孩子，不妨让他放飞诗情，做一回小诗人；喜欢记日记的，鼓励他记下自己的真情实感；也可以针对一件事情和孩子一起绘制一份思维导图……其实只要孩子愿意思考、创作，我们都不要吝啬自己的表扬，激励孩子多看、多想、多说、多写、多悟，往复运动，螺旋上升。
时间久了，孩子有了积累，又学会思考。同时，思考又带动对生活的构思和表达。这样良性循环，孩子自然有话可说，写作灵感迸发，下笔如有神。我们让孩子在思考写作的过程中产生愉悦的情感体验，并转化为强大的学习动力。 《出埃及记》里，上帝指使先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一步步走出他们在埃及被迫为奴的生活，以色列人历经考验穿越旷野，终于抵达上帝的应许之地——迦南地。
《出埃及记》不仅向我们呈现了以色列民族一部波澜壮阔的迁徙史，还向我们描绘了一部惊心动魄的民俗史，祭祀活动在其中占有浓墨重彩一笔。从25章开始即介绍了大量祭祀物品如约柜、灯台、会幕、祭司服装、胸牌、香坛等的规制与使用。祭祀活动中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焚香，这被视为人类与上帝沟通的一种方式。其中30章34节对一缕通达至圣者的悠然香气有着详细的描述：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 （gum r esi n）、施喜列 （ony cha）、喜利比拿 （ga l banum）；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 （pu r e f r ank i ncense）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这香药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里、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
拿他弗、喜利比拿和净乳香据考证都是用精油和树脂等植物性材料制作而成的。就像之前的30章22节，提到的用来制作涂抹会幕、法柜、灯台等用的膏油，采用的香料就有末药、肉桂、菖蒲、桂皮，然后用橄榄油调和而成，这些都是经典的植物性香料。但作为 “圣香”合香原料之一的施喜列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却一直没有被完全证实，关于它到底是植物性的还是动物性，始终存在很多争议。
来自多伦多大学的小朋友邱雨薇最近将Kristen Benkendorff的研究论文Modern Science Tackles a Biblical Secret-The Mystery in Holy Incense（The Conversation， Dec 12， 2017）推荐给我读。该文认为海螺的盖子（opercula）和祭司手中点燃的奇妙芳香之间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很可能为我们揭开施喜列成分的神秘面纱开启一道显豁的芳香之门。那么螺盖属于海螺身体的哪个部位？它其实就是保护壳内柔软肉体的那一层小盖子。
Onycha是一个希腊词汇，意思是手指甲或爪。Onycha最早是从希伯来文shecheleth翻译而来。希伯来文shecheleth有 “眼泪、蒸馏或渗出”的意思，已经向我们逗漏了螺盖的本质：一种类似于手指甲的蛋白质渗出物。
施喜列 （onycha）如果当真来自螺盖，那么它燃烧起来是一种什么味道？
不妨联系一下 《出埃及记》所发生的地理位置。据说红海海螺的壳或盖燃烧时会散发出令人愉快的气味，所以古代文献有称螺盖为 “香爪”（甜蹄）的。但又据说如果直接点燃螺壳和螺盖，它们在燃烧时所散发的味道闻起来并不香，甚至还有点腥臭。所以古人的做法是先把螺盖用碱性溶液擦拭或浸泡在醋中，然后加上烈性酒，等其干燥后再磨成粉，用以燃烧。——这听起来有没有类似传统中药 “炮制”的过程？例如酒炒、醋炒之类。
然而，现在新的问题来了——“不洁”，所以不能成圣？很多西方学者反对把海螺作为施喜列的主要成分这一观点，其理由是，基于 《圣经》本文的定义，海螺被认为是 “不洁净”的动物。根据 《利未记》11章12节的表述，螺作为一种 “无翅无鳞”的水生生物，可能被圣经时代的以色列人认为是 “不洁”的或 “可憎”的。
但有意思的是，圣经时代供高级祭司使用的帐篷和服装里掺杂了大量的紫色和蓝色纱线 （例见 《出埃及记》26章、28章）。而骨螺 （Muricidae/murex）被认为是当时制作不溶水性的紫色和蓝色染料的主要来源，经文里多处有骨螺紫 （Tyrian purple）、贝壳紫 （shellfish purple） 和 圣 经 蓝（Tekhelelt）这类说法。螺类被视为“不洁”的原典 “歧视”或者将因此不攻自破。
我们有理由相信，海螺在圣经所记述的祭祀活动中是有广泛应用的。圣香里也可以有海螺 “施喜列”。
以上的分析更多基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那么科学家是如何证明海螺是圣香的重要组成部分呢？Kristen Benkendorff的论文也提供了一些研究数据。
当代科学家发现，螺盖在燃烧时会释放芳香酚类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在香料工业中常被用作抗氧化剂。他们在烟雾中还检测到了非常低浓度的氯代酚类化合物，它可以让香味更加持久。甚至螺盖香气的药用价值也与圣香的功能高度兼容——这一特性可用于净化圣殿，并在宗教仪式中起清洁作用。
由于没有原始的圣香样本与螺盖提取物进行对比分析，科学家们自然无法百分百确定螺盖就是 《圣经》中所说的施喜列。但即便如此，海螺在圣经历史中的应用幅度和对其烟雾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依然为我们的推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施喜列很可能就是海螺盖。
虽然东西方历史上流传有序的组香原料多为香木香草类的植物精华，但动物来源的香也不稀见，且在香谱中的位置颇为显赫。较为著名的至少就有麝香、灵猫香、河狸香、龙涎香等 “四大名香”。麝香不仅是很好的定香剂，医药用途更是广泛，具有芳香开窍、通经活血、消炎止痛等功效。而经过海水自然漂洗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被人打捞起来的天然龙涎香已没有原初的腥膻味，反而散发着宜人的魅惑的香气，性格极为稳定浓郁，也是最被倚重的定香酊剂。
因此，如果 《圣经》中神秘圣香的组方包括一种海洋生物，也是并不奇怪的。——不过，假如这位研究者Kristen Benkendorff再多了解一些制香知识，可能她的结论要更轻盈确凿很多：出现在 《圣经》圣香里的海螺“施喜列”，很可能就是广泛用于东方组香合香传统的 “甲香”。
甲香又名水云母、海月、催生子（《中药志》），是蝾螺科动物蝾螺或其近缘动物的掩厣 （即位于介壳口的圆片状的盖子）。约著于南北朝时期的《雷公炮炙论》中有谓：
凡使 （甲香）须用生茅香、皂角二味煮半日，却漉出，于石臼中捣，用马尾筛筛过用之。
成于清代的 《经验方》中也称：
甲香修制法，不限多少，先用黄土泥水煮一日，以温水浴过，次用米泔或灰汁煮一日，依前浴过后，用蜜、酒煮一日，又浴过，煿干任用。
这和上文提及的古埃及一带炮制螺盖的方法可以说很相似了。
甲香可以入药，也可用来合香。《新唐书·地理志七·上》载广州南海郡、中都督府的土贡之物就包括银、藤簟、竹席、荔皮、沉香、石斛、詹糖香、甲香等。明人李时珍 《本草纲目·介二·海螺》 ﹝集解﹞ 中引苏颂言曰：
《南州异物志》云：甲香大者如瓯，面前一边直搀长数寸，围壳岨峿有刺。其厣，杂众香烧之益芳，独烧则臭。今医家稀用，惟合香者用之。
古代文献中常见的 “甲煎”，例如南朝刘义庆 《世说新语》记载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北周庾信 《镜赋》所谓 “朱开锦蹹，黛蘸油檀，脂和甲煎，泽渍香兰”，乃至明人张岱 《夜航船》中描绘的隋炀帝焚烧沉香山的传闻：
帝于除夜设火山数十座，用沉香木根，每一山焚沉香数车，火光暗则以甲煎沃之，焰起数丈，香闻数十里，尝一夜用沉香二百余乘、甲煎二百余石。
李商隐 《隋宫守岁》诗中的句子“沉香甲煎为庭燎，玉液琼苏作寿杯”，所言即是此事。这里被广泛提及的“甲煎”也是香料名，其主要成分就是以甲香、沉麝诸药及美果花烧灰和蜡制成，可作口脂及焚爇，也可入药。罗店成了人们口口相传的 “金罗店”。这 “金罗店”在上海的宝山——1964年，大画家陆俨少随上海中国画院诸位画家一同到罗店深入生活时画了一幅 《金罗店》，画面中推着自行车的男女老少们在乡间小路上蜿蜒向前，个个喜笑欢颜，自行车的后座堆着沉甸甸的粮食。
我小时候住在罗店，农乡生活朴素简单，白天明媚，夜晚清寂，偶然一阵细雨，田野间粮食果蔬花草尽是黄黄嫩嫩的生机，那是我最无忧的一段时光。自念小学起搬入宝山城厢，逢到年节或周末休息，父母仍然会带我回罗店外婆家与亲友们欢聚。外婆家在挨着塘西街的一幢公房底楼，楼房向北对着一条河，名叫练祁河，据说因为 “流水澄清如练”而得名。清乾隆举人范连的 《罗溪杂咏》写到过这条河： “练水西来清且涟，波光近与界泾边。不须更访罗升宅，烟火今经五百年。”看来它的清澈明净自古绵延。
外婆家有个十七八岁的邻居小姐姐叫小蕾，圆圆的脸，小小的眼睛，一头齐眉的刘海短发像电影里旧时的女大学生，如果配上一条围巾、一件灰色上衣，就俨然是位有家国情怀的巾帼志士，不过那时她才在镇上念高中。十足文艺女青年的派头，课余爱读徐志摩的诗，随便背得出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洄”，随便背得出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不过她不喜欢徐志摩，这位才子让他又爱又恨，因为才子的第一任妻子，张幼仪。张幼仪是宝山人，小蕾姐姐心疼自己这位同乡。她带我去镇上老街逛过两三回，有回在老街电影院门口碰见卖糖葫芦的，她买了两个，她一个我一个，我们嚼着甜甜酸酸的糖葫芦，一路上她和我说着张幼仪、张幼仪和徐志摩甜甜酸酸的故事。
小蕾姐姐家在练祁河边上另有一套私房，私房沿河种了一排蔷薇花，花开红色，艳艳如火。她家在外婆家隔壁那间屋子小，只充当了晚上的卧室，其余时间她都在私房温课写作业。我有空常去私房找她，常常和她一起在练祁河边散步，有时看河水荡漾，一条条泥沙船在河上来回穿梭；有时走近菜地，看村民挑水灌溉；有时看几位老人在河里钓鱼。走着走着，她突然问我： “你去过玉皇宫吗？”
玉皇宫在练祁河的另一边，正对着小蕾姐姐的家。寺院建在明代，五百多年了，在罗店香客极多，香火极旺。我有位舅舅，生意极有头脑，靠着公房外墙，用铁皮给外婆搭了间严严实实的小房子，不晓得他从哪里弄来的香烛锡纸，玉皇宫附近第一家香烛店诞生了，老太太开始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那是八十年代末，每次我们回到罗店，大人们就围坐在外婆的小店里，偶尔在店里的大桌子上包馄饨、准备饭菜。附近来来往往的熟人，路过多半要聊上一会儿，连玉皇宫的不少法师也会来寒暄几句，邀请大家去寺里坐坐吃吃茶。我跟着小蕾姐姐去玉皇宫的时候天已黄昏，香客们走得差不多了，大殿昏黑，剩下两三位法师在收拾物品。她虔诚地对着菩萨双眼闭合双手合十口中默念，跪在蒲团上叩拜，仿佛许了什么心愿。我独自在大殿里游荡，发现一尊尊罗汉像此时竟然怒目圆睁，一派肃杀。我害怕了，匆匆走了一圈便拉着她离开了。
有一回也是在练祁河边上散步，小蕾姐姐说起曾经有位罗店的清末举人施赞唐，是在镇上开学堂教书的。
近些年我留意罗店文献，知道施赞唐又名施琴南，是民初文学团体希社的成员、小罗浮诗社的组织人、罗阳两等小学堂的首任校长，诗词写得儒雅，一笔乌黑光洁的馆阁字也见婉转丰茸。他有位祖上世代务农的本地穷学生姜文蔚，念书用功，后来中了秀才、成了拔贡。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名奏请废除了科举，姜文蔚的仕途之路戛然停止。之后在罗店行过医，为人代笔写过文契、家书，当过罗店的小官，但终于熬不过生活的艰辛，由人介绍去了上海一位牧师家里做家庭教师，这一去让他的儿子姜豪意外步入了数十年的政海浮沉。
姜文蔚去的是位于虹口东余杭路的宋耀如家里，那时宋氏三姐妹及宋子文尚在海外没有归国，他在宋家给宋子良、宋子安教国文。姜豪随父亲从罗店来到上海，不久考入了南洋公学，从附中读起，直升大学，在南洋时亲历了“五卅惨案”，侠气少年满心仇恨、满心不甘，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爱国运动之中。他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 “在旧中国政治舞台上，我确实扮演过不少脚色行当，从汪系 ‘改组派’工运会主任，到蒋系 ‘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书记，从C.C系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到国民党中统调查局专员，从清帮的通字辈角色，到洪门的 ‘坐堂大哥’，可谓无所不为。”
姜豪最终成为国民党的 “三大叛徒”之一，毅然投奔了共产党，为上海解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最近我读到1991年11月14日，84岁的姜豪写给海峡对岸91岁的老人陈立夫的一封信，信中说：
近来 “台独”份子猖狂活动，为我两岸爱国同胞所痛嫉。兹由方秋苇先生和我共同草就 《反对 “台独”，促进统一》一文，敬请指正。文意不但表达我们二人的心声，也为大陆爱国人士共同的情怀。如有方便，可否请先生转交台报发表。
文章同时抄寄陶百川，陈立夫用毛笔在摘抄的信件边上加了两行字， “函询陶百川先生，该文已否介绍报刊刊登。立。”这篇文章是否在台湾报刊刊登目前无从查找，老人的拳拳爱国之心却已跃然纸上，如曹操所说，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一晃二十多年了，自从小蕾姐姐考上大学，我再没见过她，后来她们一家搬走了，后来外婆高龄进了养老院，而我求学就业一路奔忙也少回罗店了。这些年的经历，和新知道的许多罗店人物故事，竟没有机会再和小蕾姐姐说。
前些日子随友人去了崭新的玉皇宫——今天的宝山寺，全木的晚唐式建筑，佛像庄严祥和，大殿明亮巍峨，十分壮美。参观结束，我在寺门前驻足凝望，凝望依然清澈明净的练祁河，凝望河对岸朴素的老房子，旧梦翩然飘回。那年从玉皇宫出来，我和小蕾姐姐在练祁河边上走出没多远，我在地上捡起一块薄薄的小石片，朝着河中央打水漂，一、二、三，水面展开了三朵涟漪。20世纪以来，有三位作曲家的地位已基本确立，他们是：捷克作曲家雅纳切克 （1854-1928）、奥地利作曲家贝尔格 （1885-1935）、英国作曲家布里顿（1913-1976）。从年表上看，英国的布里顿诞生于威尔第、瓦格纳出生后的100年，也是马勒去世后的第二年。不知是天降大任于斯的巧合，还是英雄辈出本来就是规律，布里顿毋庸置疑已成为英国近代作曲家的标志性人物。因此，2018年的夏天，去英国音乐之旅，是离不开布里顿的，尤其是他著名的红屋故居 （因建筑墙面是红色的，故称红屋），以及他所创办的奥尔德堡夏季音乐节所在地，都是寻访之地。
6月29日一早，我们一行从伦敦出发，驱车赶往伦敦东北约一百多英里的滨海城市奥尔德堡。原本以为两个小时能到，想不到还没出伦敦就遭遇堵车。出了伦敦后有些又是陈旧的乡间小道，有的还只是一来一回的两车道，前面一旦出事故，就只能止步不前。就这样开开停停，到奥尔德堡居然耗费了四个小时。虽然导航显示布里顿的红屋就在附近，但周围有不少红色的房子，布里顿的红屋是哪一幢呢？寻寻觅觅中，才发现路边有一块指示牌，标示布里顿的红屋就在前方——这指示牌的字体实在太小了，稍不留神就会错过，太低调了啊！
于是继续驱车往前，来到一乡间小道，其间隔林路过几处红屋，感觉不太像，就沿着乡间小道一直奋力往里开——开到路尽，仍不见红屋，于是只得后退下车。正巧见一位女士走来 （我们在寻找过程中几乎不见人影），即刻上前问询——原来她就是布里顿故居的工作人员，正要下班，见我们专程前来，非常高兴，带领我们转身前往。这时才发现，我们的停车处有一块字体不太醒目的标示牌，告知这里就是布里顿的红屋。
在那位女士的带领下，我们向前才拐了个弯，布里顿的红屋故居赫然在前！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颠簸寻找，终于如愿以偿，难免有些激动。
从1957年起，布里顿与他的艺术和生活伴侣、英国著名男高音皮尔斯居住于此，直到布里顿1976年在红屋去世，将近二十年。布里顿的不少重要作品都诞生于此，见证了他辉煌的音乐人生，以及个人的隐秘私情 （在当时的英国，同性恋尚未得到公开认同）。因此，红屋成为布里顿一生中最重要的故居。
故居由三部分组成：居室、工作室、布里顿博物馆。居室和工作室就是原来的红屋，紧挨工作室的博物馆，是布里顿去世后的新建筑。
从建筑面积来看，布里顿的居室最大，但大门关闭，不对外开放。居室面向一片开阔的园林，古树参天，绿草如茵，鸟语花香，幽静之极。除了我们几位，没有其他参观者。在居室大门前的台阶上，摆满了一盆盆五彩缤纷生机盎然的鲜花，仿佛主人尚不曾离去。其间还有布里顿生平介绍的指示牌和图片，其中有一张照片令人感叹——那是1980年，皮尔斯与朋友们在红屋前的合影。其时，布里顿已去世四年，皮尔斯也已白发苍苍 （他比布里顿多活了十年）。
毗邻居室的就是我们平时在照片上看到的布里顿的工作室。这是幢两层楼的小屋，二楼就是他日常工作创作的地方，里面陈列着他临窗的工作台、钢琴、乐谱、书籍、照片，照片中有不少是与音乐家的合影，最醒目的是与俄罗斯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夫妻的合影。当年，有不少世界著名的音乐家在此与布里顿聚会，留下了一段段音乐佳话。创作劳累时，布里顿经常会站在二楼的窗前，眺望窗外的那片园林美景，或下楼到一处小池塘前休憩。
自普赛尔之后，数百年来，英国少世界性的作曲家，因此，他们对能出布里顿这样举世闻名的作曲家非常自豪，尊为国宝，甚至认为布里顿是继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之后的第四B。在布里顿博物馆，一进门就见这样的提示。
我们到此才明白，为什么红屋不那么醒目，不那么容易寻找，原来这里是布里顿的世外桃源。以他当年的声望，完全可以在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呼风唤雨，但布里顿选择了低调，选择了安静，选择了内心的回归。
因时间关系，我们只得有些匆忙地依依告别红屋，转程前往附近的奥尔德堡音乐节所在地。1948年6月，布里顿、皮尔斯共同创立了首届奥尔德堡夏季音乐节，从此音乐节成为布里顿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他后来的许多作品都是为这个音乐节创作并首演的。除了上演布里顿和经典作曲家的作品，音乐节的一大特色在于：组织上演一些曾经被忽视而确有价值、需要重新评价的冷门作品。独特的定位使音乐节很快闻名乐坛，许多当代著名的指挥家、乐团、演奏家、歌唱家云集于此，也有作曲家专门为音乐节谱写新曲。音乐节原本的演出场所只能容纳数百名观众，随着音乐节规模的扩大，布里顿将奥尔德堡的一座老建筑——被遗弃的啤酒厂的厂房马尔廷斯 （Maltings），改建成音乐节的新音乐厅 （约八百个座位）。1962年6月2日，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应邀出席了音乐厅的开幕仪式，可见其影响力。我们离开红屋，驱车十来分钟就到了马尔廷斯音乐厅。如同以往图片所见，这座建筑的外观有些另类，但据说音响效果很好。
我们到达的那天，当年的音乐节刚结束，人影稀少，海风猎猎。我们在售票处、小卖部等处走了一圈，除了音乐节的内容介绍外，布里顿的图片随处可见，仿佛他从没离开过这个音乐厅和音乐节，他的影响力就像空气一样始终弥漫。忽然，听到一阵鼓声传来，寻声来到音乐厅的一处边门，悄悄推开，原来是学生乐队在排练。超过90%的人类行为可以解释为释放关于自己的信号。我们的大脑会“自欺欺人”，隐瞒那些我们羞于承认的动机。汉森和西姆具体分析了一些人类行为背后的隐藏动机。比如，人们做礼拜不单纯是为了宗教信仰，也是为了寻求在共同体中的归属感。再比如，兰德公司一项为期7年的研究表明，使用更多医保的人们并没有比那些没有医保的人更加健康，有些人看病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治愈疾病，也是在释放一种对自身疾病感到忧虑的信号。
汉森和西姆勒最具颠覆性的解读是在对教育问题的讨论上——教育不仅仅是在传授知识，也是一种驯化方式，是为了有助于将来的工作这一隐藏动机。书中提到一项研究：来自世界欠发达地区的未受过教育的工人比起发达地区的工人更没有效率，即使是那些简单的重复性劳动。在他们看来，未受过教育的工人不会按时可靠地工作；他们比较迷信；更喜欢通过间接暗示而不是直接命令的方式获得工作指示；无法接受与其预设的文化身份相冲突的任务和角色；完成任务时的路径依赖。但在相对发达的社会，学校教会了这些事情——老师奖励学生遵守纪律，孩子们也被训练得接受测量、评分和排名，由此产生的想要位居前位的进取心，通常会持续十多年，是人类得以驯化的系统性练习。
然而，单一的经济学视角和有意规避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也使得他们的思考存在许多问题。前不久，多伦多发生枪击案，造成十人死亡，根据警方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可能是发泄对女性的仇恨。他曾在Facebook上发文称:“为‘INCEL’（‘非自愿单身’的英文缩写）的复仇已经开始。”该事件发生后，汉森在博客中表示：“那些更难获取性生活途径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和那些低收入人群的遭遇是一样的，他们也可以争取在这个方面的再分配，当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可以暗示性地以暴力相威胁。”针对这番言论，Slate杂志发表批评文章称：“罗宾·汉森是美国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经济学家吗？”显然，汉森的议论缺乏更多维度的视角。从经济学来看，INCEL群体的诉求也许可以被理解甚至应当被满足，但从社会学或是心理学角度看，对女性的歧视、“重度直男癌倾向”可能是他们单身的主要原因，这时就不能仅仅以需求满足的经济学模型来理解。
总的来看，《头脑中的大象》中对“信号的释放”以及“无意识的动机”的强调意在表明，我们行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隐藏的动机本身，而非行为的结果。然而，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并不完美，我们是竞争的社会动物，自私且自我欺骗，但是我们能合作登陆月球”，却反过来承认我们行为的结果比动机更重要，这就自相矛盾了。其实，“我们在发送关于自己的信号”不是新论点：欧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就在讨论我们发送的信号如何被他者所诠释；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他最知名的著作《区分》（Distinction）中也提到，一个人如何做出选择以便向他者呈现其个人的社会空间，这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这些文本均展示了人类行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头脑中的大象》对信号和无意识动机的关注则是以另一种方式：试图将人类复杂多样的行为简化为单一的规则。
用单一的等式解释复杂的人类行为，这似乎是经济学家们一贯的做法，也是他们的理论目标。文学评论家加利·索尔·莫森（Gary SaulMorson）和经济学家莫顿·夏皮罗（Morton Schapiro）在《美分与感性》（Cents and Sensibility）一书中借鉴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著名的“刺猬与狐狸”的比喻来描述经济学和人文学的差别。狐狸与刺猬的区别，来自古希腊诗人阿尔奇洛克斯的残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莫森和夏皮罗以此类比：人文学家就像狐狸，总是在试图呈现和反映人性以及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经济学家则像刺猬，永远在寻找对复杂现象的统一解释，他们喜欢将庞大而复杂的人类行为简化成等式和模型，诸如供需曲线、反映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关联，等等。
莫森和夏皮罗还以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为例来说明知识分子们对经济学的高度崇拜。贝克尔认为经济学方法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的综合方法，他经常强调“所有人类行为都可以被视为追求功效最大化的参与者在各种市场中，在一系列偏好中积累最适量的信息和其他输入的行为”。这一逻辑被贝克尔用来解释一切，包括生育、教育、时间管理、犯罪、婚姻、社会互动以及其他社会学、法律和政治问题。在关于家庭的研究中，贝克尔将孩子视为婚姻关系中特有的资本，这种资本产生的利益是，一对夫妇从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所能获得的快乐。在莫森和夏皮罗看来，贝克尔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钱人相比穷人更不愿意生孩子，因为他们在养育孩子上投入的时间更加昂贵，这意味着“投资成本”更大，因此他们更愿意少量而集中地投资，以获得相同收益。这种解释当然忽略了文化、心理、道德等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
那么，当缺乏道德维度的经济分析作用于实践时会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典型的案例是世界银行曾对非洲盘尾丝虫病控制项目作出的一项评估。盘尾丝虫病也被称为河盲症，是一种寄生虫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流行，会致人失明。1974年，七个西非国家聚集在一起，与捐助者联系并开始创建由世界卫生组织监督实行的盘尾丝虫病控制方案。该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它防止了成千上万人失明。然而，参与该方案的经济学家无法证明这项计划是值得的，因为受到帮助的人实在太贫穷了，拯救他们的视力不会带来经济效益。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称，“减少由盘尾丝虫病引起的失明和痛苦有人道主义好处”，但是，“这些好处从本质上讲是不可测量的，在这里我们不能计算”。换言之，盘尾丝虫病控制项目改善了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生活，这是该项目如此令人敬佩的原因，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项目在经济学上并不值得。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差点中止一项被广泛认为是非洲历史上最成功的卫生干预措施。幸好，这个故事有个圆满的结局：1987年，拥有伊维菌素（一种防止河盲症的药物）专利的制药公司默克决定永久地将它送到需要它的国家。
莫森和夏皮罗总结道，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存在三种偏见：第一，它忽视了文化的作用，总是寻求对人类行为的纯粹结构性解释；第二，它不能真正解释规范或者处理规范性问题；第三，它不注重叙述，忽略了要了解一个人就必须讲述关于他的故事这一事实。对此，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利用人文学科的研究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来拓宽视角，并将这三个缺失的因素重新引入经济学——“现实主义小说是狐狸的领地。人们普遍认为的 ‘情境伦理源于实际案例’的这种说法是非常糟糕的。托尔斯泰已经在他的小说中意识到抽象原则不应该超过人类现实。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明确阐述过的一个哲学中的古老概念：有些事情不能只靠一般陈述解决问题。”因此，莫森强调，要通过阅读伟大文学来锻炼我们的思考习惯。夏皮罗也举例指出：“阅读小说时会发现，有些主人公好像不知道该使用哪个叉子，有错误的乡下口音……这能让你更好地预见现实生活中那些更贫穷的学生在刚接受精英教育时的不适应，并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断裂。没有人比简·奥斯汀更好地解释这一点。”
类似观点也出现在哈佛商学院教授米希尔·德赛（Mihir Desai）的 《金融的智慧》（The Wisdom of Finance）一书中。“智慧”正是金融领域所缺少的。德赛为金融与社会其他领域的脱轨而感到遗憾，并试图通过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故事来解释和理解经济学概念，将基本的金融原则与人文学科中对应的实例相结合，“通过人文科学的棱镜考察金融，将有助于我们在金融中注入人性”。
反对声音也有。《伦敦书评》编辑、小说家约翰·兰彻斯特 （John Lanchester）对 经 济 学思考中融合人文视角的想法就不置可否。他认为：“刺猬不想向狐狸学习，现实主义小说是公式的庄严敌人，将行为简化为规则与关注人类的各种复杂性和特殊性，这两件事情是截然相反的。”一种社会现象一旦成为历史现象，对其性质的探讨、原因的分析、过程的把握、影响的研究，无论是对史实的挖掘还是对现象的理解，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各种各样适应不同时代特色和需求的解释。明治维新这一历史现象，已经过去了150年，它对日本、对东亚，甚至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现在到了可以冷静分析的时候了。
明治维新150年后，学界如何评价日本的这次现代化转型？又如何审视它对世界近代史发展的影响？7月27—29日，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中国日本史学会共同主办，《世界历史》《日本学刊》《历史教学》《日本问题研究》《日本研究》《外国问题研究》等数家国内历史学和国际问题研究杂志社协办的 “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隆重举行。来自日本东京大学、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日本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美国维克森林大学等国际代表，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河北大学等单位的 150多名学者齐聚南开，共同探讨“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这一历史课题。
明治维新后日本何以逐步走向对外战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武寅教授指出，明治维新有其内生的动力，并带给世界双重震撼。他认为，日本民族不甘于听天由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并养成了开放、进取、应变的民族特征，使得日本不断追赶世界先进文明。大化改新是日本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步，明治维新与大化改新一脉相承。所以说，明治维新的发生有着强劲的内在动力。至于明治维新带给世界两重震撼：第一重是，明治维新创造了东亚史上发展奇迹，使日本成为非西方体系的东亚强国；第二重是，日本在发展道路上选择了战争模式，不仅给中国等国造成重大伤害，而且造成日本大量的人员、财产损失和精神创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并不是被动、消极的应对，而是主动的制度选择。这种战争模式并不是必然模式。明治维新后的政权建设和制度安排，以明治宪法为基础的制度体系，将天皇置于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使其不受司法、议会、政府的约束。军部拥有的帷幄上奏权等，最终把日本引入战争。值得注意的是，战争并未给日本带来繁荣，而是将日本引向崩溃、灭亡，最终又回到明治维新的原点。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理事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北冈伸一从明治维新的时代定义、研究范畴的变化等视角，系统梳理了明治维新论的理论变迁及其学术论争，他在分析江户时代历史遗产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明治新政权的政策走向、下级武士的阶级行动和走向立宪政治的制度构建过程。北冈伸一认为，明治维新留下的制度体系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但明治时代的政治家灵活加以应对和修补。然而，后来的日本领导层却未能灵活掌握明治维新的制度成果，并最终将国家引向了战争的深渊。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谷博在世界历史进程的维度上考查了明治维新的意义。他认为，明治维新是19世纪世界发生的最大规模革命之一，是人口大国日本的一次重要转型，它实现了以近世武士为核心的世袭身份制的解体，并模仿西洋不断启动改革。在比较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辛亥革命的基础上，三谷博认为：“矫正社会的偏差，不是必须打倒君主，也不是必然大规模使用暴力。相反，即使打倒君主制，其后也往往出现专制体制。”被解放的暴力往往导致长时期的内战或内部纷争。明治维新带来的变化不仅限于国内，对东亚国际关系也有重大影响。从明治维新政府的对外政策看，对外侵略并不是明治维新的直接后果，明治政府主要侧重国内经济开发，日本对外侵略是在经济条件改善后开始的以国家为对手的战争道路。明治维新带来的变化不仅限于国内，对东亚国际关系也有重大影响
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政治的一次权威重构。1853年佩里叩关后，日本社会步入近代转型的动荡期。1858年对外签署通商条约和将军继嗣问题的同时发酵，导致德川幕府独裁统治动摇，由此拉开了权威解构的序幕。围绕开国还是攘夷、佐幕还是倒幕等重大问题，幕府、朝廷、地方实力派大名、下级武士等四种势力之间的博弈波诡云谲，结果以下级武士成功策动“王政复古”政变为转折点，幕府灭亡，明治政府登场。此后，逐步确立了以近代天皇制为载体的权威。对明治维新研究，既要厘清日本国家权力重构的显在主线，更要阐明以 “顺天应人”为依据的制约权力重构的潜在主线，如此方能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抓住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从国家神道伦理的视角，分析了明治维新的伦理精神。他认为明治君臣一手打造的国家神道及其伦理，是明治维新伦理精神的主要来源。明治维新“一新”与 “复古”兼具的双重性格问题，尤其是“王政复古”与神道的互动、相应举措等问题值得关注。日本创设国家神道的精神文化土壤极其深厚，神国论、皇国论、武国论成为明治政府倡导国家神道的理论渊源。维新期间，国家神道伦理精神渗入其中，与明治维新的伦理精神浑然一体。两者一而二，二而一。明治维新之所以呼唤国家神道，维新精神伦理精神之所以与国家神道伦理精神浑然一体，均与维新的日本特色密切关联。强化国家神道伦理的手段是通过非宗教化的国家政策，国家神道伦理的无休止灌输无疑饮鸩止渴，并最终引导日本帝国走向总破产。
东北师范大学周颂伦教授在系统梳理明治维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尊王攘夷”运动的行动轨迹和思想价值。精英武士领导的倒幕战争大获全胜，是以下级武士屡屡发动的“尊王攘夷”行动为基础的。日本人的这种国家意识，是以民族主义为特色的；而这种民族主义是以神授国家至高无上性为意识形态的。鲁莽的攘夷为精英的倒幕搭建了表演的舞台。“一君万民”的近代国家形成，结束了长期半统一半分割和锁国的政治局面。天皇的功能，就是源源不断地为国内建设和发动对外战争提供精神驱动力。明治维新将千余年的日本历史承上启下地连结起来，至今仍可在日本的种种政策行为中觅得在天神国家思想支配下的民族冲击力。
超越 “学习西洋”“脱离亚洲”的思维惯式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罗伯特（Hellyer Robert）副教授的报告为 《从中国学习，向西洋贩卖——文明开化中的中国技术》。他一反传统日本研究中关于文明开化的研究视角，专门探讨了中国技术在近代日本文明开化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日本在茶叶出口过程中，西洋贸易商、日本茶叶生产商、明治政府高官等严重依赖中国的茶叶生产技术。对于文明开化及19世纪后期世界市场来说，茶叶贸易对于增强日本的国际地位和构建对北美的新型贸易关系具有重要作用。罗伯特强调：从日本茶叶出口产业中可以得知，应该超越这种“学习西洋”“脱离亚洲”的思维惯式，基于多视角、国际性来思考日本国家的形成。正是因为从中国获得的知识，才构建了日本的通商关系。
此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68篇，学者们经过两天的集中讨论，呈现了国际明治维新研究所达到的高度。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次明治维新会议是继20世纪 80年代中国 “明治维新再探讨”之后又一次重要的探讨。对于明治维新的研究，已经不仅仅是对其进行革命、改革、分期等定性研究，而是更加侧重实证性、全方位的多角度研究。其研究深度、广度、视野和方法都取得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刘岳兵教授在闭幕辞中指出，一种社会现象一旦成为历史现象，对其性质的探讨、原因的分析、过程的把握、影响的研究，无论是对史实的挖掘还是对现象的理解，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各种各样适应不同时代特色和需求的解释。
通过芝加哥大学张泓玮同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张缨老师牵线搭桥，2016年，我和村冈先生建立了直接的邮件联系。我力邀他2017年来上外讲学，他回信说2016年他已在山东大学讲学，2017年他已经答应到马尼拉的一家学院讲学，要看2018年的安排了。我回信时告知，我在敝邑 《宝山县地名志》里发现了朱蒋宅的全部蒋姓村民遭日军杀害，而我外祖母的舅父正是此次屠杀的遇难者之一，先生立即回信深表哀痛，希望亲临现场，并立即应允2018年来上外开讲古典叙利亚语。此后如约来沪，待学术活动一结束，村冈夫妇就参观了宝山区罗店镇的朱蒋宅、陈伯吹中学的红十字纪念碑、罗泾镇的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碑。村冈先生在参观过程中两次下跪，并向红十字纪念碑献花。
村冈先生时隔两年将第三次来中国讲学，消息传开后，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的学者、学生纷纷来信，或报名参加课程，或邀请先生前往他们高校作讲座，或询问宾馆住址届时登门问候。甚至还有一位泰国教师、一位日本媒体人亦致信要求参加课程，最终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
3月 18日，我在浦东机场接到了精神矍铄的村冈先生和桂子夫人。20日起，每周二、四在本校开讲“古典叙利亚语”课程。来自上外、复旦、华师大、上大、上师大、上海社科院、芝加哥大学、伦敦政经学院的14名学员参加了此次课程。碰巧的是，在先生讲学期间，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的Michael Sokoloff教授也在上海度假。一时间两位闪语界大牛齐聚申城。
村冈先生一再谈起自己对日军战争罪行的认识。他在离开日本前，对二战的认识与普通日本人相差无几。1970年在曼彻斯特大学教书期间，有一晚看了 《桂河大桥》，引发了他对日军二战罪行的深究。利用业余时间，先生翻阅了大量此类著作，并且将其中一些书翻成日文，以此警醒他的同胞勿忘战争暴行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其中由他从荷兰文翻成日文，讲述荷兰慰安妇的译著《折断的花》一书的中文版，将于今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谈话期间，他说到悲惨情节时，几度眼眶湿润，语带哽咽。他说道：“我为日本在1945年以前所做的和1945年以后没有做到的（指反省侵略战争）深感羞愧！”
先生在2003年荣休后，每年奉献出十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免费为二战中遭受日军蹂躏的亚洲各国讲学，昭示世人日本还有愿意认真反思历史的学者，以此弥补日本战争罪行所造成的伤害。目前他和夫人的行迹已踏遍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韩国、泰国、缅甸、菲律宾和新加坡。
村冈先生的讲学都是义务免费的。我们在帮他办理各项事宜的时候，他都坚持自己付费。我为他们准备瓶装水的时候，桂子夫人会笑眯眯地从手提包里拿出一瓶水 ， 说 ：“Thank you!But we can share the water.”在高铁上，村冈先生坚持要走到餐车自己购买便当。在北大作讲座前，他婉拒了同学们游览颐和园的邀请，他说他不是来旅游的。每当此时，我只能在心底默默敬佩和感谢！
村冈先生是国际知名的闪语专家和圣经七十士译本专家，村冈先生于去年荣获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圣经研究Burkitt奖章，成为获得该奖的第一位亚洲学者。课程开始后，先生首先用五个小时讲解完叙利亚语语法，然后开始读文献。文献大部分是圣经别西大（Peshitta）译本。让我这个外语出身的人，极致体验了一回语文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古典语言教学模式。在对某种语言有了鸟瞰式的了解后，直接做文献转写、朗读和翻译等训练，以此加深印象，激发自我探索。他还为学员们录制了40多分钟的课文录音。
村冈先生在讲课中，投影上始终放着希伯来语圣经的原文，经常比较两个版本的细微差别。闪学研究既需要博大的宏观视角，又需要精细的微观操作。别西大译本是 《圣经》的第一个全译本，现今存世最早的圣经原文抄本反而要比它晚八九百年，别西大译本所依据的原文可能更为古老，因此别西大译本意义非凡。在几次比较后，先生才点明：在版本比较时，the more difficult,the better。较古老的版本总是趋向于用较为复杂的语法，而后来人更愿意用经过简化的文字。这就是他的看家本领——文本对勘。
村冈先生的自我定义是语言学家，他在授课中经常在我们较为熟悉的英语、日语乃至汉语中找例子，把理论语言学应用到文本阐释中去。为了解释他对叙利亚语中 schwa（静音）的理解，他讲起他女儿的一段经历。他女儿生长在英国，家庭中只用英语交流。她小学时父母带她回日本，一个月后她就可以日常交流了。在从希思罗机场到家的路上，村冈先生想考考她，问她いか（ika）倒过来怎么念。她女儿的回答是かい（kai）而不是英语母语者的回答あき（aki）。这说明，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音系规则，叙利亚语中在我们看来很难读的音位搭配，在母语者口中却是很自然的。
在我学习现代希伯来语的过程中，对希伯来语中爱玩失踪、变身的元音十分头痛。在第一节课上，当我听到村冈先生讲到的西北闪语的元音删除规则（vowel deletion rule）后,顿觉眼前一亮，多年的难题终于有了解决途径。由此也想到，在我国，理论语言学和实际的外语教学脱节严重，外语一线教师由于不熟悉语言学理论，把很多语法现象归纳成不规则现象，生造出了许多让语言学家瞠目的术语。另一方面，语言学家又大多出身中文系和英文系，缺少多语种语料来发现新规则和佐证理论假设。而村冈先生说语言学家的作用就是minimize the irregularities（把不规则现象最少化）。
中国的闪语古典语言研究起步很晚，以世界史学
界为主，其他还分布在哲学界、宗教学界、外语界，星散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而闪语族历史比较语言学则尚未展开，只有零星的几篇论著。这次借老先生之行，使来自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地域的学者们有了相互交流的机会。
在北大讲座的最后阶段，村冈先生讲了几个用东方经典解读 《圣经》的例子。浪子回头寓言里老爸的心情，钦定本翻译成“compassion”，和合本翻译成“慈心”。而村冈先生从中国典籍找出 “断肠”二字，用它来翻译希腊语原文的 σπλαγχνι ζομαι是最贴切的。耶利米书6：11中 （图一）二词，表层意思是 full of days，和合本翻成“日子满足的”，这个词组的传统解释是 “年岁大的”。而村冈先生从《史记》等中国典籍中找出 “春秋富”正好和（图二）字面上完美对应，意义上 “春秋富”指“青春鼎盛，还有很多春秋可度”。联系到上下文，这个意思更加符合逻辑，更加贴近原文意思。随后先生向听众展示了他去年获得的Burkitt勋章。他说这枚奖章说明，东亚人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东亚文化背景，在西人占主导的闪学研究中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在提问阶段，有同学提及在希伯来大学学习时想攻读《塔木德》，却被一位拉比告知中国人很难学好《塔木德》。村冈先生说到他的日本导师在德国求学期间，在图书馆看到毫无犹太背景的闪学大师卡尔·布罗克曼（Carl Brockelmann）看 《塔 木 德 》像翻看一份德文Zeitung（报纸）一样轻松。先生用这段经历，勉励中国年轻一代大胆投身闪学研究。
村冈先生今年2月已经年满八十。刚下飞机，我接过他的随身背包时，大吃一惊，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拎过最重的背包之一了，老先生背着它飞了大半个世界来到上海。包里一台老式MacBook Pro占据了一半重量。这台机器大概是摔过一次，老先生用几块胶布粘了一下。他胸口放着一副老花镜，但没见他用过，目光相当锐利。上课时，他捡粉笔头、黑板揩的动作也十分敏捷。我给他在上外准备的教室有120平方米，他声如洪钟，不用话筒声音也很清晰。在北大开讲时，上午转了转燕园，晚上讲座在历史系的地下室，再加上到宾馆两个来回，我算了下，这天他们夫妻俩走了2万多步。晚上他还是站着讲了2个多小时。在回去路上，他还兴奋地跟我讲，他数了一下，有十位同学是站着听完讲座的。桂子夫人说他们家住在 Oegstgeest，老先生都是骑50分钟自行车去莱顿大学上课。耄耋之年，除了耳朵有点重听，身体像60多岁的人。我问他有什么秘诀可以保持健康，他说他除了做学问，其他都很随便，没啥秘诀。
的确，老先生和夫人是典型的日本人性格，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他们的行事准则。在高铁上，先生买了一份便当和三份豆沙馒头，他本来想一人一个。但我那天实在太饱，婉拒了。然后老先生拿起豆沙包，一小口一小口地用20分钟慢慢吃完。
已经78岁、毕业于御茶水女子大学化学专业的桂子夫人，每堂课也都会坐在教室里，认真听课，笔记比所有人都要认真。村冈先生发的课文录音里，有时也能听到桂子夫人轻声跟着念。下课后笑着对我们说：“叙利亚语真的太难了，完全记不住。”我们问： “这课您应该听过好几遍了吧？”她回答： “无数遍了，每次我都听，就是记不住。我完全没兴趣，但是他喜欢，他沉浸其中，我只能跟随他。”说着，她指了指讲台上满头白发的丈夫。
老先生做学问认真，但不妨碍他童心未泯。由于离开日本半个多世纪，有些汉字记不清笔画，这时旁边的桂子夫人就会一边在他手心里给他提示笔画，一边略带嘲笑地叫他一声“Sensei”，先生有时会不好意思地笑笑。看到高铁车厢里显示的速度，他立刻搜了新干线列车的资料，比较一番后，会心地点点头。复兴号列车四个半小时的车程，老先生只休息了一个多小时。近三个小时里，他回邮件，准备讲义，看荷兰语新闻。工作间歇，还喜欢玩玩数独。
我们读的第一段文献是《创世纪》39章 7节，讲到约瑟的主母引诱他，中文是“以目送情”，英文是cast her eyes upon Joseph。但先生指出原文是单数，一只眼睛，随后滑稽地模仿起用一只眼睛挤眉弄眼，引得大家笑起来。轻佻的主母形象惟妙惟肖，一段文本比较就这样被大家牢记。
先生用英语讲课，语速缓慢但流畅，langsam aber stetig（德语：慢却稳）。后来发现，他的日语也是同样不徐不疾的风格。或许正是这种心态和风格让他保持健康。文汇报：村冈教授，首先能否请您大致介绍一下闪语研究的概况？比如起源、主要代表性学者、主要学派等等。
村冈崇光：好的。闪语研究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问，大约在19世纪才形成。闪语研究下面有诸多分支。在闪语研究兴起之前，其中的几个分支比如希伯来语研究、阿拉姆语研究已经存在于神学院的课程之中了。要想成为神父（牧师），就必须完成希伯来语、希腊语的学习，有时还要学习阿拉姆语。所以在闪语研究诞生前，希伯来语、阿拉姆语的研究已经开展数个世纪了。随着新的闪语文献的发掘——这些文献当时还未能破解——开辟了一片崭新的研究领域即闪语研究。
我认为，尤其是19世纪上半叶发现的阿卡德语文献，相当程度上拓宽了闪语研究的视野。与此同时，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在西方获得了长足发展，这种语言间的比较研究当时主要在印欧语系中开展，比如拉丁语、希腊语、梵语等。研究希伯来语、阿拉姆语的专家们开始对在一个包含了阿卡德语、阿拉伯语、叙
利亚语等其他闪语的更大的框架下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希伯来语、阿拉姆语感兴趣。我想这就是现代闪语研究的开始。
继阿卡德语之后，又陆续有1929年的乌加里特语（Ugaritic），1960年 代 的 埃 卜拉语（Eblaite）等其他更新发掘的闪语文献出现。在这种情形下，一些有能力的学者开始对所有闪语进行全面研究，而不是只盯住其中一两门语言。在这轮新的学术发展中，有一位来自德国的大学者，名叫卡尔·布罗克曼（Carl Brockelmann，1868—1956）。还有一位大师，也是德国学者，名叫忒奥道尔·楠勒 台 克 （Theodor N觟ldeke，1836—1930），比布罗克曼稍早一点。这些伟大的德国学者为闪语族比较语言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布罗克曼除了他的叙利亚语、阿拉伯语语法著作外，还出版了奠基性的2卷本 《闪语族比较语法概 论 》 （Grundriss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semitischen Sprachen ）， 至 今仍广为查阅。楠勒台克则撰写了非常全面的叙利亚语语法，至今是广受欢迎的参考书。这两位是近代闪语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们之后，有几位美国学者，像Cyrus H.Gordon，主要对乌加里特语做了研究。
像泓玮同学所在的芝加哥大学近东语言文明系，那里有个中心（Oriental Institute，东 方学院 ），着重研究古代近东语言。他们花了90多年时间编成一本阿卡德语 字典 （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项目启动于 1920年代，最后完成的U/W卷出版于2010年）。刚开始他们觉得大概要编20年，但最终花了90年时间编这套多卷本的阿卡德语字典。我认为闪语研究并没有什么可称作中心、重镇的学术机构，这门学问一直都是一项个人事业。这就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文汇报：作为日裔学者，您能否具体谈谈闪语研究在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开展情况。
村冈崇光：我自己是1950年代就在日本国内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了。在神学院里，多年以来就有希伯来语课程，所以在那之前日本已经有闪语研究了。我在东京读大学的时候，希伯来语是从稍微高一点的阶段开始学习的，而不是从初学者级别开始的。
我可以稍微谈一些个人经历。多年前我在缅甸一所神学院教授 《圣经阿拉姆语入门》，班上大约有15名学生。我在第一节课上就对这些学生讲：“你们无需因为对西方学者有自卑情结而感到痛苦，因为据我了解，在西方的神学院里，新约希腊语可能还是必修课，但是圣经希伯来语已经通常被列为选修课了，更不用说阿拉姆语了。但在你们这里，你们已经学习了新约希腊语和圣经希伯来语的必修课，有些人还很想学阿拉姆语。你们是在向一位不会用缅甸语而只能用英语教学的老师学习阿拉姆语，你们是在用一门外语学习另一门外语。还有，这些语言不论是希腊语、希伯来语还是阿拉姆语，在词汇、语法等等方面和缅甸语相差甚远。所以我很敬佩你们学习这些外语的热情。”
去年夏天，我突然接到发自伦敦的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亦称不列颠学院）的电子邮件，我之前从来没有联系过他们。英国国家学术院认为我在圣经语法、句法方面及圣经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为此决定授予我当年 （2017） 的 Burkitt奖 章（Burkitt Medal for Hebrew Bible Studies），并邀请我去参加颁奖仪式。我和妻子、女儿一起到伦敦接受了这枚青铜奖章。奖章上面有句拉丁语，“Meos direxit gressvs fons sapientiae verbvm dei”， 意 思是“上帝话语，智慧的源泉指引我的脚步”。英国国家学术院为纪念伟大的英国学者Francis Crawford Burkitt，从 1925起,每年颁发这一奖项，奇数年授予旧约研究学者，偶数年授予新约研究学者。我还拿到了这张颁奖证书。
当我打开英国国家学术院这个奖项的网站主页时，我看到除了英国学者，还有美国、法国、德国的获奖者，但我是第一名获奖的亚洲学者。我认为这枚勋章不仅是我的个人荣誉，同时也是国际上对亚洲人在圣经研究、希伯来语研究等等方面水平提升的认可。让我们再回到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闪语研究情况这个话题，我想这个事情可以当作一部分回答。
我还可以分享一件事情。1970年代我在曼彻斯特大学教书，我参加了一个日本的出版计划，旨在首次翻译出版所有与圣经相关的非“正典”书卷 （Non-Canonical Books）——也被称为 “外典”（Apocrypha） 和 “伪典 ”（Pseudepigrapha）。 他们希望从最早的用古典埃塞俄比亚语、叙利亚语、科普特语等等写的文本开始，将之全部翻译成日语。当时还没有日本人可以翻译古典埃塞俄比亚语文本，于是我就接下了这项任务。这套丛书在东京出版后，出版社付了版税给我。我把这事告诉我曼彻斯特大学的英国同事的时候，他说：“真是难以置信。要是我把这些文本翻成英语，我只要能找到肯出版的出版社，就已经很高兴了，根本不会去想版税的事。”英语市场可比日语市场大得多。你们要知道，基督徒只占日本人口的1%，市场很小。就靠那么点市场，那家日本出版社不但承担了成本还支付了版税，充分说明了日本对这些文本有极其浓厚的兴趣。这是另一项能说明亚洲在西方经典文本研究、近东研究方面水平上升的指标。
还有个类似的故事。多年前，我在首尔遇到一位韩国青年学者。当时他刚刚从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回国。他研究的是苏美尔语——那不是一门闪语，而是完全不一样的公元前三千纪时近东地区的一种语言。他告诉我他归国后，在韩国的一所大学拿到了讲师职位，教授《苏美尔语入门》这门课，有30名学生选了这门课。我知道芝加哥大学也开设苏美尔语课程，但我很怀疑会有30名学生选这门入门课程。
今天下午 （3月 30日），李（卫峰）老师将陪我一起去北京，在北京大学作一个讲座。今年1月，北大的年轻学者林丽娟老师到荷兰拜访我，她希望我能去北大作一场叙利亚语的讲座，我答应了。几周前她在邮件里告诉我，这学期在她的《叙利亚语入门》第一堂课上，她很惊讶地发现竟然有40多名学生来听。我听说后也倍感惊讶。我知道芝加哥大学也有叙利亚语课程。在莱顿大学，我2003年退休前，叙利亚语课程是常年开设的，但每年上这门课的学生要是超过5个，我都会很讶异了。
总体而言，我对亚洲闪语研究的未来抱有希望。今年1月，我受邀到新加坡一所神学院教授 《圣经阿拉姆语入门》，邀请我的是名美国教授，他的博士论文很详细地讨论了希伯来语的不定式独 立 形 （infinitive absolute）。你或许知道他，Scott N.Callaham。在那儿有这么一位教授，一直在那儿教书，还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诸如此类，都是我对于亚洲闪语研究的情况的观察。
文汇报：叙利亚语对于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学习者的意义何在？
村冈崇光：毫无疑问，叙利亚语或者再宽泛一点阿拉姆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原因如下。
第一，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希伯来语等都属于闪语族。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都是古老的语言，仅就现代希伯来语和现代阿拉伯语而言，它们都拥有巨量的文献和上百万的母语者。但是当你处理希伯来语或阿拉伯语古代文献的时候，你就会碰到许多难点（dark corners）：你可能会不知道如何解释某些词语，某些表达方式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有几种途径来处理这些难题。首先，当然是对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作透彻、精准、
仔细的研究。但相关亲属语言的知识——这里我们说的就是叙利亚语——可以提供一些至关重要的帮助。我们知道许多古代闪语，其中一些只有相对很少量的文献存世。比如，与阿卡德语相比，腓尼基语、乌加里特语存世的文献数量，可谓微乎其微。然而，叙利亚语拥有巨量的文献。有些学者或许认为文献太多了，要做的工作也就相应太多了。所以叙利亚语可以用于解释希伯来语或阿拉伯语中的一些难点。不仅是用以解释难点，还可以为比较闪语绘制一幅全景图。材料越多，走得越远。
前面我提到过闪语研究领域中的一位巨人——卡尔·布罗克曼。他编了一本非常厚的叙利亚语词典。还有一门非常重要的古代闪语叫摩押语（Moabite）。如果你想学摩押语，你只需要两小时就能学完。因为它的文献材料是如此有限，所以根本无需为它编一本字典；叙利亚语则必须要编字典。虽然它名字叫叙利亚语，但它实际上是阿拉姆语这个语言群组中的一支方言。阿拉姆语的文献从公元前9世纪开始，不过基督以前时代的文献还是很有限的。但到了叙利亚语，就有了巨量的，对，我说的是巨量的文献。这就是叙利亚语对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学习的重要性。
哦，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古希伯来语文献当然是以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写就的《旧约》。《旧约》在基督诞生前就被翻成别的语言了，先是希腊语，然后是阿拉姆语、叙利亚语等等。这些保留下来的古代译本，成了我们解释圣经希伯来语的资料库——可以了解古代译者是如何理解经文的。我在教《初级圣经希伯来语》课的时候，问学生，（图三）（bereshit）是什么意思？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个词。学生们都回答说，意思是“在起初”。我说，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词意思是“在起初”的呢？有个学生说，（图四）是介词 ，“在”，（图五）是“开始”的意思，BDB辞 典 （The Brown-Driver-Briggs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这么说的。我再问他，那辞典作者又是怎么知道的呢？然后鸦雀无声。我告诉他们，这是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释经传统，这个传统一直为这些古代圣经译本所保留。所以就此而言，叙利亚语对理解圣经希伯来语还是有用的。
文汇报：请您谈谈叙利亚语对阿拉伯语的影响。
村冈崇光：我必须承认我不是阿拉伯语专家。叙利亚语作为一门语言，对阿拉伯语有什么重要影响，我对此保持怀疑态度。但是伊斯兰教兴起时，第一批穆斯林受教育水准并不高。第一代的穆斯林领袖们得到了叙利亚教会基督徒的帮助。这些叙利亚教会基督徒对古典哲学、希腊哲学非常熟悉。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希腊语，但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把一些古典哲学作品翻译成叙利亚语。所以古典著作、古典文明从拜占庭传到了说叙利亚语的人群，他们再传给伊斯兰学者，而后在中世纪又传给犹太学者。犹太学者再传回给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学者，最终促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从这点说，叙利亚语学者们在人类文明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文汇报：请您谈谈叙利亚语在西北闪语（Northwest Semitic Languages）中的独特之处。
村冈崇光：西北闪语包含了许多独特的语言，希伯来语是其中之一。但在西北闪语中，叙利亚语的出现还是比较晚近的事。最早的叙利亚语文献出现于公元1世纪。从2世纪开始，由于不是一直与其他闪族语言保持接触，叙利亚语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形成了很多独特的风格、语法等。叙利亚语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用三套不同的字母书写。我想不出其他闪语有多套字母。字母的字形会随着时间有所变化，但字母表还会延续下来。
但同时在语言学上，叙利亚语同其他阿拉姆语一样拥有一些共同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叙利亚语有别于希伯来语。从公元2世纪到伊斯兰时代之初，叙利亚语还被用于日常交际。在还有人说叙利亚语、有人写叙利亚语的时候，其他一些闪语也还在被使用，其中最重要的是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在2世纪初已经不再是口语。阿拉伯语是主要的留存下来的闪语。与阿拉伯语相较，叙利亚语有诸多不同。仅举一例，在古典阿拉伯语中名词拥有格系统，主格、宾格、属格，通过名词词尾的元音来互相区别。这是古代闪语的一大特点。但叙利亚语、其他阿拉姆语，甚至希伯来语，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失去格系统了。而在闪语族中，阿拉伯语一直被认为是相对年轻的语言，但它却一直保留着这个古老特征。
文汇报：关于文字方面，您刚才提到叙利亚语的一大特点就是拥有三套字母。那么它的三套字母对阿拉伯字母的产生和发展有没有影响？比如字母间的连写，字母上下的点，元音标符等等。
村冈崇光：谈到叙利亚字母对阿拉伯字母的影响，我还是要重申我不是阿拉伯语的专家。但是我相信阿拉伯字母并不是直接从叙利亚字母发展而来的，而是从奈伯特语、帕尔米拉语等其他晚期的阿拉姆语分支所用的字母发展而来的。
元音标符方面，不排除阿拉伯语受叙利亚语影响的可能性。不过，我认为叙利亚语学者（在辅音文字体系中）增加元音符号，极有可能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而是和犹太学者有着密切联系。当然也有人认为犹太学者受了叙利亚语学者的影响。所以这可能是个双向互动吧。
文汇报：我们把一些专名从闪语翻译或转写成汉语时，会有几种音译或转写的传统。我们有很早前翻译的圣经，在音译的选字上比较独特。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古兰经汉译本的音译。同一个人名、部落名却有截然不同的音译。即使在基督教内，天主教和新教的音译也是不同的。比如Joseph（图六），《圣经》和合本译作“约瑟”、思高本译作 “若瑟”，而《古兰经》则依阿拉伯语 （图七） 译作 “优素福”。您觉得这个问题有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法？
村冈崇光：原文的音系和汉语音系并不总是一致的。几年前，日本圣经协会想要重新翻译一本所有教会适用的圣经。他们碰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怎么音译人名。新教与天主教有不同的译名，同一个人名有不同的音译。
文汇报：没错，可以举个汉语中音译问题的例子。Aramaic这个语言的名字，在和合本中翻成“亚兰语”，在学界我们第一个音节翻成“阿”或 “亚 ”，第二个音节翻成 “拉 ”或 “剌 ”，第 三个音节翻成 “姆 ”、“米 ”、“马 ”、“美 ”，比 如 “阿 拉 美 （语 ）”。三个音节拼起来的每种组合几乎都会出现在各种论文著作之中。您刚刚提到了Moabite，在闪语研究中，我们用这个专名指代以米沙石碑 （Mesha Stone）为代表的一种西北闪语，并不一定强调其与圣经中同名王国存在必然联系。而由于圣经专名的汉译用字独特，“摩押”会带有直接的宗教指向。因此在闪语研究中，类似语言名，是否直接采用经文译名、参考哪个版本的经文译本，都是难题。
村冈崇光：嗯，如果这个译名是完全不同于现在的音译，那大家都没问题。但如果是在天主教译名和新教译名二者必选其一，那总会有争执。对于汉语，这个情况更复杂一点，因为即使用同一个音译，还要在几个同音字中作出选择。而且各地方言还不同。只要是活的语言就会有方言，我的母语日语也一样。日本有本发行量比较大的基督教月刊，去年登了一个系列用大阪方言翻译的一些著名圣经章节，还做了注。去年末，我和这本杂志的编辑联系了，建议他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刊登我用广岛方言翻译的圣经章节。广岛方言与众不同。当我的妻子第一次去拜访我父母时，我一个跟她在同一间公司做同事的妹妹必须陪在她身边，给她当翻译。所以我妻子戏言：“我可以跟你一起回日本，但肯定不回你家那个村子，因为我不想再学一门外语了。”沙畹于1908年从北京返回巴黎后，于1909年春接受了斯坦因的邀请，负责对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塔里木盆地、敦煌等地出土汉文简牍进行整理、考释、刊布。金绍城环球旅行期间，虽没有拜见斯坦因和伯希和，但在巴黎两次面见沙畹，亲眼目睹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情况。金绍城设法从沙畹处索要斯坦因简牍的照片，目的无非是日后在中国影印刊布。
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 是20世纪初的欧洲东方学泰斗，被尊为西域学、敦煌学、简牍学、甲骨学、南海学等汉学分支的奠基人。中国近代画家金绍城 （1878—1926）， 又名金城，字巩伯、拱北等，号北楼、藕湖等，虽一生混迹官场，但终身以绘画为副业，赢得“南顾（顾逸鹤）北金”、“南画正宗”等美誉，同时还是中国博物馆学、美术学的奠基人。沙畹、金绍城两人本无深交的基础条件，但金绍城曾于1910年在法国巴黎与沙畹多次会晤，获悉沙畹正在考释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所获中国西北出土汉文简牍等情况，并将此信息带回国内，从而为中国学术史增添了一段佳话。
笔者于1989年、1995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整理、研究斯坦因考古档案，其间发现百余封沙畹与斯坦因之间的往来通信，从中追踪到有关金绍城在巴黎拜会沙畹的一些蛛丝马迹。再加上金氏所著《十八国游历日记》中的零星记载（金绍城著、谭苦盦整理《十八国游历日记·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藕庐诗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5月），大致可揭示沙畹与金绍城在巴黎会晤的前因后果。今年恰逢沙畹逝世100周年，也是金绍城诞辰140周年，谨作此小文，以示纪念。
沙畹于1865年10月5日出生于法国里昂，1885—1888年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学院，毕业后于1889年春来到北京，任法国驻华公使馆随员。沙畹在华期间，于1890年发表第一篇汉学论著 《司马迁 〈史记·封禅书〉法译本》，开始了他的汉学生涯。1893年，28岁的沙畹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的第四任 “中国及满洲语言学、文学讲座教授”，返回巴黎就职。
沙畹是最早研究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甘肃敦煌等地出土汉文文献的法国人。1895年，英属印度军官斯图亚特·格德福雷 （Stuart Godfrey）在克什米尔获得几片出自新疆库车的汉文写本残片，英国人无力辨认，交由沙畹释读。1899年，法国探险家夏尔-厄德·保宁（Charles-Eudes Bonin） 在 敦煌莫高窟等地获取10通汉文碑铭拓片，也交由沙畹考释。1900—1901年，斯坦因在新疆塔里木盆地进行了他的第一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简牍文书全部交由沙畹整理、刊布。在这一系列辉煌业绩的支撑下，沙畹于1903年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的院士，这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汉学界领袖地位的标志。
当沙畹已功成名就之时，年仅13岁的金绍城正处于求学阶段。金绍城籍贯浙江省湖州府归安县，1878年10月21日出生于湖州府乌程县南浔镇。金家在晚清因经营“湖丝”而发家，又在上海开办金嘉记丝行和当铺，经营房地产，成一方巨富。金绍城自小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课余尤爱绘画，无师自通。1896年，金绍城应童子试不第，此后无意科举，将主要精力放在绘画方面。1902年，金绍城带领三妹金章以及二弟、三弟，远赴英国伦敦留学。金绍城主修法律之外，还与金章一起学习美术。1905年，金氏兄妹结束在伦敦的学习，取道美国返回中国。金绍城留英期间，曾漫游欧洲大陆，走访了包括法国在内的10个国家。
金绍城回国后，在上海专理 “中外商民诉讼之所”的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担任襄谳委员。其间，金绍城处理过英国巡捕的 “黎黄氏拐卖人口案”等大案要案，因审案公正而受到中外报纸宣传，名扬海内。1907年，清廷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将金绍城从上海招往北京，聘为编订法制馆协修，奏补大理院刑科推事。从此，金绍城的生活、社交圈子以北京为中心。1906—1908年，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 先后在新疆 、甘肃进行了考古学考察。其间，斯坦因于1907年3—6月在敦煌考古，伯希和于1908年3—5月在敦煌考古，分别成为第一、第二个大规模劫掠敦煌文物的欧洲人。在这段时间里，沙畹也于1907年3月至1908年2月间在辽宁、北京、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等地访古。
伯希和敦煌考古后，随身携带数十个敦煌写卷，于1909年7月10日至10月11日在北京逗留，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汉文图书。伯希和逗留北京期间，刑部主事董康和学部谘议
官王式通打听到伯希和随身带有敦煌写卷的消息，于是设法拜见了伯希和。董、王确认伯希和搜集品系唐代写本后，便邀请罗振玉、金绍城等同好者结社集资，设法为伯希和搜集品拍摄照片，最终由董康诵芬室印行。10月4日，北京一批愿意结社集资、影印刊布敦煌文献的积极分子，在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与伯希和商定合作之事。当日参加公宴者，包括伯希和、马克密、董康、王式通、金绍城、恽毓鼎、刘廷琛、柯劭忞、徐坊、江瀚、蒋黼、王国维、王仁俊等24人。罗振玉因小恙缺席，但席间散发了他为伯希和所携敦煌卷子编写的目录《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10月5日上午，金绍城还前往伯希和在八宝胡同的租屋，参观了敦煌写卷。金绍城参与北京学界1909年公宴伯希和的活动，成为最早参观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的中国人之一，见证了中国敦煌学的起源。
1909年内，金绍城在北京还与留法归国生王继曾相识为友。王继曾于1902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后赴法国巴黎留学7年，先后就学于法国高等商业学校和巴黎私立政治学学院。王继曾于1909年初回国后，被军机大臣、学部尚书张之洞聘为秘书。王继曾于1909年9月来北京时，刚丧妻不久。于是金绍城作伐，将三妹金章许配给王继曾作继室。张之洞于1909年10月4日去世后，王继曾被学部派为留法学生监督。王继曾于1909年11月23日左右离开北京，先到湖州与金章完婚，然后于年底偕金章赴巴黎，就任留法学生监督。
沙畹于1908年从北京返回巴黎后，于1909年春接受了斯坦因的邀请，负责对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塔里木盆地、敦煌等地出土汉文简牍进行整理、考释、刊布。从1909年夏季开始，大英博物院通过法国驻英国大使馆，分批将斯坦因简牍实物从伦敦寄给在巴黎的沙畹。沙畹在考释斯坦因简牍的过程中，得到中国留法学生吴勤训、魏怀的帮助，并定期向斯坦因写信汇报考释结果。
沙畹在巴黎考释斯坦因简牍期间，中国出版家张元济于1910年3月开始环球旅行，成为第一个赴欧洲调查敦煌文物的中国人。张元济于3月17日从上海起航，于5月4日抵达英国伦敦。张元济到达伦敦后，很快拜访了清驻英公使李经方和使馆二等参赞陈贻范，随后周游欧洲大陆，于10月下旬抵达巴黎。张元济在巴黎期间，于10月26日参观了伯希和搜集品。伯希和当时正着手为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编目，向张元济透露了斯坦因敦煌考古事。张元济遂于10月30日再从巴黎返回伦敦，设法与斯坦因取得联系，两人约定于11月7日或11月8日在大英博物院见面。
就在张元济漫游欧洲之际，金绍城于1910年8月开始环球旅行，成为第二个赴欧洲调查敦煌文物的中国人。金绍城率随员李方、王树荣，于8月20日从上海起航，途经日本，于9月19日抵达美国旧金山，于10月3—9日代表清朝政府出席了在华盛顿召开的第8届国际监狱大会。随后，金绍城一行于11月1日从纽约起航，于11月7日在英国普利茅斯上岸，同日到达伦敦，直接赶往清朝驻英公使馆。金绍城11月7日日记中记录说： “晨六句钟 （6时），至泼来麦次口岸 （普利茅斯港）。晴。乘专车至伦敦。与楠芳 （李方）、仁山 （王树荣）同至使馆，见李伯寅（李经方）钦使及陈安生 （陈贻范）。”
1910年11月8日，陈贻范在伦敦的广东餐馆探花楼宴请金绍城一行，并邀张元济等作陪，实际上也是为张元济饯行。金绍城得知张元济定于次日离开伦敦的消息后，又于散席后到张元济下榻的旅馆送行。金绍城当日日记中记录说： “夜，陈安生约饮于探花楼。徐子璋、张菊生 （张元济）同在座。出至照相会，听演说 ‘照相与美术之关系’。与旧友罢脱雷脱谈至十句钟。又到菊生处送行。十二钟，回寓。”张元济已于当日或前日在大英博物院见过斯坦因，参观过敦煌文献，但他在和金绍城交往过程中，竟未透露半点消息。11月9日，张元济离开伦敦，金绍城于当日又“致张菊生一函”。张元济离开伦敦后，从南安普顿起航，经美国、日本，于1911年1月18日返回上海，结束了他的环球旅行。
张元济离开英国后，金绍城一行继续在英国四处游览、考察。1910年12月1日，金绍城一行离开英国，当日乘船、车到达法国巴黎，金章和王继曾到火车站迎接。金绍城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六句钟，抵巴黎。述勤 （王继曾）、三妹在车站相候。夜，在三妹处谈至十二钟始归。”此时王继曾一家住在巴黎第七大区的瑞卡米尔大道4号 （4 rue Récamier），金章已有半年身孕。
1910年12月3日，金绍城分别给法国汉学家阿诺尔德·雅克·安东·微希叶 （Arnold Jaques Antoine Vissière） 和 伯希和写了信，商量拜见事。据金绍城当日日记说： “致微希叶、伯希和二君函，皆法国东方学名家也。伯君得燉煌秘籍，故函商请往一观。”伯希和与金绍城已于1909年10月在北京相识，金绍城给他写信的主要目的，是参观法藏敦煌写本。但不知何故，金绍城写给伯希和的信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在这种情况下，金绍城先在王继曾的帮助下，设法寻访沙畹。
沙畹于1910年11月基本完成了对斯坦因简牍的考释工作，于11月28日托法国驻英国大使将最后两箱子汉文简牍和考释成果带回伦敦，交还大英博物院。沙畹既已给斯坦因交稿，也交还了汉文简牍的原件，手头只能保留一些考释成果的底稿和汉文简牍的照片。金绍城于此时拜访沙畹，已看不到斯坦因简牍的原件。
根据金绍城1910年12月10日日记，他于当日第一次“往访西友沙畹，乃法之东方学博士也。以所著书见赠。长于考古之学，于中学研究颇深。”金绍城在没有事先约定的情况下，直接去拜访沙畹，并称其为 “西友”，可见他们此前早已相识。至于金绍城和沙畹相识的具体时间，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无非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是金绍城于1902—1905年留学英国期间曾游历欧洲，其间有可能在巴黎与沙畹相识。第二个是沙畹于1907—1908年在华北考古期间，两次逗留北京，有可能与金绍城相识。
金绍城在拜访沙畹的过程中，了解到沙畹已考释斯坦因简牍之事，请求沙畹设法为他拍摄斯坦因简牍的照片。1910年12月13日，金绍城前往巴黎的吉美博物馆，参观馆藏中国文物。他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 “至歌规味博物院 （即吉美博物馆）。……此博物院为一千七百年路易十四世所开，中藏我国内府图器珍物无算。玉器尤夥，皆庚申 （1860年）、庚子（1900年）两役之祸流落海外者也。请于主人，出而遍观之。……诸印为法国一老人所藏。观毕，赠以古龟卜遗骨一匣，乃河南汤阴县开铁路掘出者。文有干支字可辨，断为占卜之用。或疑为古龟币者，非也。王君仁山作考证一篇赠之，并贻以印色一盒，老人意颇欣然。”这段日记中的 “赠以古龟卜遗骨一匣”一句，应指金绍城向吉美博物馆的印玺藏品主人赠送了一盒甲骨文。金绍城带着一批河南汤阴出土的甲骨文周游世界，在其日记的其他地方没有记录。而他只赠送给吉美博物馆，其背景令人颇难理解。
1910年12月13日晚，沙畹到王继曾寓所回访金绍城。王继曾是清政府的留法学生监督，管理所有在法中国留学生，两人此前理应相识。金绍城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傍晚，回至述勤处。见法国东方学博士沙畹，赠以石印画数册。谈及杀人之制，似颇不以密行主义为然，以为
恐易启暗杀之弊，盖法国犹仍刑人于市之制。安于旧习而不变，法之博学者且然，于中国之老旧学家又奚怪焉。”金绍城只记录说他和沙畹讨论了死刑问题，实际上还应谈及斯坦因简牍、河南出土甲骨文等考古学方面的事情。金绍城此时有求于沙畹，可能也给沙畹赠送了一部分甲骨文残片。沙畹回家后，给金绍城写了一封信，并附赠了自撰的著作，作为回礼。金绍城于12月15日收到沙畹的来信和赠书，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 “夜，至述勤处。集议下次欧洲开赛会时拟创振华公司事。得沙畹函，以所著书见赠，乃考求东方学问之籍也。”
金绍城向沙畹提出要为斯坦因简牍拍摄照片、在中国刊布的请求，沙畹在搜集甲骨文方面需要金绍城的帮助，因此非常愿意帮助金绍城。但他知道此事必须要事先征得斯坦因的同意，遂于1910年12月15日从巴黎给斯坦因写了一封信，代表金绍城提出为简牍拍摄照片的请求。沙畹在该信中首先介绍金绍城如下： “我现在要离开话题，谈另一件事情。我认识一个中国人，名叫金绍城（Kin Chao-Sch’eng）。 他 奉派前往美国研究监狱制度，回国途中来到了巴黎。他对考古学极感兴趣，委托我为一些汉代简牍拍摄照片。他特别想要获得您的准许，将这些汉简在中国影印。我让他复制了十几支汉简，以满足他的愿望。”
接下来，沙畹提到金绍城收藏殷墟甲骨的情况：“金先生得到了一些1900年发现于河南省北部的龟甲残片。……用于占卜的龟甲残片，都是公元前约1500年的殷朝遗留下来的。参见查尔方特（Chalfant）的 《早期中国文字》，发表于 《卡耐基博物馆馆刊》第4卷第1期第30—35页。”沙畹在信中提到的查尔方特，即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弗朗克·赫灵·查尔方特（方法敛，Frank Herring Chalfant），他于1887年来华，在山东潍县传教19年，其间研究中国考古学，从河南收购了大量甲骨文。查尔方特返回美国后，于1906年在《卡耐基博物馆馆刊》第4卷（1906—1911年卷）第1期上发表 《早期中国文字》一文。沙畹向斯坦因介绍金绍城所获甲骨文的情况，是想说明他与金绍城保持联系的价值。
最后，沙畹将金绍城在巴黎的通信地址告诉斯坦因： “金先生的通信地址是：巴黎第七大区（Paris VII）， 瑞卡米尔大道 4号 （4 rue Récamier），王继曾 （Wang Ki-tseng）转，金拱北先生（Mr.Kung-pah T.King）收。”沙畹之所以将金绍城通信地址告诉斯坦因，显然是希望斯坦因能于近期给金绍城写信，直接商谈金绍城在中国刊布斯坦因简牍照片的问题。
金绍城与沙畹晤谈后，于1910年12月18日离开巴黎，先后在西欧、北欧、中欧、东欧、南欧各国考察。斯坦因收到沙畹的12月15日来信后，于12月20日给沙畹写了回信。但我们尚未找到斯坦因致沙畹的回信的原件或抄件，不知他在信中表达了怎样的意见。虽然沙畹将金绍城在巴黎的通信地址告诉了斯坦因，但根据金绍城的日记，斯坦因没有直接给他写过信。
沙畹和斯坦因之间于1910年12月15日、12月20日进行一轮往来通信后，两人又多次在往来通信中讨论金绍城拍摄斯坦因简牍照片的问题。沙畹和斯坦因之间的这些谈及金绍城的往来通信中，现在只能看到沙畹写给斯坦因的明信片，无法用于深入研究。只有找到更详尽的斯坦因致沙畹信，才有可能澄清这一问题。斯坦因致沙畹信的原件，原存于沙畹手中，沙畹身后没有毁失的理由和机会，现肯定还隐藏在巴黎的某个角落里。笔者十余年来竭力调查法藏斯坦因致沙畹信的下落，但至今还没有找到收藏地点。
金绍城一行周游欧洲大陆后，于1911年3月14日返回法国巴黎，陪伴待产的三妹。3月28日，金章在巴黎生下她和王继曾的长子王世荣。金绍城当日日记中记录说：“三妹分娩，临盆甚难，腹痛至一昼夜之久。幸延西医，产科甚精。十一钟时，举一雄。大小均平安无恙，甚可喜也。”王世荣后被弟弟王世襄传染上猩红热而夭折。1911年4月18日，金绍城一行离开巴黎，在法国南海岸登船，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再经新加坡、香港，于5月21日返回上海。
金绍城与沙畹交往的过程中，目睹了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情况，回国后将信息传达给了好友罗振玉。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王国维等亡命日本京都，在此从事学术研究，并与伯希和、沙畹、斯坦因等人 “移书论学”。由沙畹整理、考释的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新疆、甘肃所获汉晋简牍，最后形成《奥莱尔·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一书（以下简称《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于1913年由牛津大学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一书出版过程中，罗振玉获悉消息，遂致函沙畹，商请为斯坦因简牍拍摄照片事。沙畹为满足罗振玉的请求，于1913年底将已付印的《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校样寄给罗振玉。罗振玉收到校样后，看到沙畹在对斯坦因简牍的分类、释读等方面尚存不足之处，遂邀王国维一起分工合作，根据校样图版对简牍重加分类、整理和考释，撰成 《流沙坠简》一书，1914年2月在日本京都出版，标志着中国简牍学的起源。
关于 《流沙坠简》的缘起，罗振玉在该书序言中首先说： “光绪戊申 （1908—1909年），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晋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越二年 （1910—1911年），乡人有自欧洲归者，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且版行，则又为之色喜。企望成书，有如望岁。”罗振玉所谓 “乡人 （浙江同乡）有自欧洲归者”，指金绍城。金绍城与罗振玉关系良好，同属最早关注西北文物的京师士大夫文人圈子。金绍城环球旅行期间，虽没有拜见斯坦因和伯希和，但在巴黎两次面见沙畹，亲眼目睹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情况，更符合罗振玉所记“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的条件。金绍城设法从沙畹处索要斯坦因简牍的照片，目的无非是日后在中国影印刊布，这正是罗振玉等人当时孜孜以求的事业。
金绍城回国后，一直居住在北京，先后担任大理院统计科长、集议处长、民政部咨议官等职。进入民国后，金绍城历任北京大学商科大学学长、江南查办史、内务部佥事、众议院议员、国务院秘书、蒙藏院参事等职，但业余仍以绘画为主事。金绍城还于1914年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国家博物馆 “古物陈列所”，于1920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美术研究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
1911年以后金绍城是否仍与沙畹有过通信联系，我们尚无资料加以说明。沙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战时物资匮乏而饱受摧残，在大战末期于1918年1月29日病逝，年仅53岁。8年之后，金绍城竟也和沙畹一样，遭遇英年早逝的厄运。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之初，金绍城与日本画界商定，合办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隔年在两国轮流举办一次。在金堉的文言作品里，常常见到的多是屈原、王粲、陶渊明、鲍照、庾信、陈子昂、杜甫、朱熹、文天祥等一类人的影响。
由明入清的学者彭孙贻有诗云：“绝域无公事，关门立马看。高丽贡使过，犹作汉衣冠。”（彭孙贻《茗斋集·五言绝句·辽西曲》，《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海盐张氏涉园藏手稿刻本写本）
诗中所言“犹作汉衣冠”之“高丽贡使”，语及明清易代之后行走于中华大地上的一批特殊的“旁观者”——到北京朝贡的朝鲜使臣。谓其特殊，是由于他们虽来自异域，却非常崇尚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与礼乐诗书之教。因尊奉明室，在明代出使时他们称“朝京”或“朝天”，入清后则一般称作“燕行”。
本文关注的朝鲜贡使金堉身份尤为特殊，他既是明代最后一位朝天使，又是清初燕行使，亲历和见证了我国明清动荡之际的社会历史。对这一非同寻常时空中的见闻和感想，金堉留下很多实时的记录和文学创作。由于其朝天和燕行的出使经历非一般朝鲜贡使堪比，因此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对他的使行日录之类记载进行研究的已有不少成果 [如孙卫国《朝鲜王朝最后一任朝天使——金堉使行研究》（《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六辑，2010年，第 219-241页），尤李《朝鲜使臣眼中的觉华岛形象——以金堉〈朝天录〉为中心》（《东北史地》2016年第 1期）]，相较而言，除了作为个案的集杜诗研究[见崔皙元《从和杜、集杜创作看韩国文人对杜诗的接受及解释》（南京大学 2012年博士论文）、左江《论金堉的集杜诗》（《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 5期）]，尚少从文学角度对他的文字作整体的观照。考诸实际，金堉留下的大量汉文书写中，除秉笔直书的日常记录，还有许多文学含蕴丰富的诗、赋类作品，他的笔下既涉及内忧外患中仍自私贪婪的官吏，也触及良善可语的普通百姓，既有赴京前后日常的酬和之作，也有沉痛伤叹宗主国易代及其本国被难的文字，对这些作品的整体考察不但可以见出这些朝鲜贡使面对曾经向往的“卷里山河”时五味杂陈的心理，在与他们所效仿之作的对比中，还能揭橥他们的汉文素养，以促进我们正确认识朝鲜汉文使行文献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熟悉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传统朝鲜士人，对于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所陈——“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62年，第3293页）——这一段壮游天下的经历，多抱有歆羡向慕的心理。如乾隆时期出使中国的朝鲜士人洪良浩《入关杂咏》和《寄谢翰林院修撰戴公衢亨》云：
书生白首对青灯，卷里山河见未曾。秋水讵能窥海若，夏虫难与语寒冰。龙门笔壮汉司马，巴峡诗奇杜少陵。不出户庭知六合，圣人犹复泰山登。
生平慕古人，夙怀四方志。每恨东海偏，未睹中华懿。颠髪已种种，偶充朝元使。眼看神州大，足践尭封地。（张德秀选注《朝鲜民族古代汉文诗选注》，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68、369页）
两诗表达的便均为行万里路以亲历书本所载山河的思想。
这种走出偏在一隅之朝鲜到中华壮游的思想在金堉的纪行文字和送人朝天的文字中都有表现。如其在出使明朝期间撰写的《玉河馆纪行书怀示书状》和在朝鲜时写的《送高壮元朝京》（癸丑）分别有诗句写道：
吾生生晚慕古人，少小常怀四方志。童观只在一域中，子长远游诚难遂。三韩山水名天下，东有金刚南智异。西称九月北黄龙，圣居天磨更灵秘。惟知为眼不计脚，领略胜概穷探视。每恨中华迹不到，酰鸡井蛙颇相愧。何幸今年蒙主恩，谬膺选择充贡使。……
千秋贺节选择使，万里燕京朝玉皇。山川迢递四牡飞，丈夫行装双剑长。医闾碣石入眼中，滦河辽海波茫茫。夷齐庙中吊英灵，华表柱边应望乡。离亭正值槐阴合，驿路还愁梅雨凉。人间离合亦有数，此别何必悲参商。奇闻大观壮心气，子长远游能文章。竣事回辕想多暇，佳句清新人莫当。收拾中华景物归，伫看所富唯奚囊。[金堉《潜谷遗稿》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86册，韩国景仁文化社2002年，第 18，16-17页。“奚囊”即诗囊，参看汪涌豪、骆玉明编《中国诗学》“典故”，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463页]
所谓 “奇闻大观壮心气，子长远游能文章”、“收拾中华景物归，伫看所富唯奚囊”，道出了不少朝鲜士人使华时的期待，他们希望以中华“长城碣石，水陆万里”的人文和自然景观“资其壮游”，印证自己在书卷或画卷中曾经见识的“山河”（见尹新之 《潜谷遗稿·序》），并用文字书写记录下来。如在初次使华时见到东岳庙：“曲曲有房，极其奢丽，书画，椅床，香炉，经卓之类，整齐洁净。又有梅盆，兰盂。”金堉禁不住慨叹其“如画图中物也”。
如本文开头部分所述，金堉的几次使华，适值我国明清易代之际，其本国也是内忧外患，身处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他用文言文详尽记述的便多是他使华期间耳闻目睹的丧乱景象以及由此感发的 “忧深虑远忠愤激切之言”（尹新之《潜谷遗稿·序》提及，金堉因“宗国被兵”等原因而有此感）。
以金堉初次使华的丙子即崇祯九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中下旬在车牛岛至南汛口一带的见闻为例。这段行程里历览的中
华景象金堉不但作了巨细靡遗的日录，还频繁用诗、赋等文体予以表现。前者如《朝京日录》中几则记载：
（丙子七月）二十四日，晴。辰时，杨参将出来，来见于船上。上四船去，遂发行，夕到车牛岛，去皮岛五十里。夜向晓，北风起，移船住岛东牛毛渊。我国地方止岛西薪岛。云此处石理横迭如积书，故谓之册岛。书状及伴送下去游观。
（丙子七月）二十六日……以余思之，车牛去鹿岛三百里，鹿岛去石城岛四百余里，石城去长山岛又百余里，盖八百于里也。
（丙子）八月初一日，壬申，晴。朝，北风仍吹，挂帆而行，过广鹿岛。午时，到福子山。风恬波静，万里一镜，遂落帆停桡。舟人下陆，往村落故墟摘桃而来，墙垣础砌宛然依旧，且有石磨等物，水田陆田皆干陈荒秽，无人物踪迹。盖沿海数十百里之间，荡无居民，为空虚之地。念之怆然矣。此去长山岛仅七十里，皆金州地方。（金堉《朝京日录》，《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7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分别见第 251、252、254页）
金堉这几则文字缕述了崇祯九年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初一日，船从车牛岛，经鹿岛、石城岛、长山岛、广鹿岛，至福子山，一千里左右的沿海“荡无居民，为空虚之地”的现况，尤其是在福子山落帆停桡后，舟人下船到附近的村落故墟摘桃，目击了“墙垣础砌宛然依旧，且有石磨等物，水田陆田皆干陈荒秽，无人物踪迹”的破败景象，金堉“念之怆然”，创作了多首涉及这些情景的诗篇，仅举其比较集中表现的三诗为例：
海中望辽阳有感
落帆逗海岸，辽山秋日夕。
山前列故墟，指点何历历。
林园余树木，果熟堪可摘。
颓墙宛旧址，砌础存遗石。
田畴尽芜没，满目迷蒿荻。
岂复有衢路，无由辨井陌。
云是金州地，昔岁盛村落。
一自深河役，戎虏大充斥。
居民各星散，强半罹锋镝。
生者剃其头，劫勒隶胡籍。
从兹左海滨，百里断人迹。
川原莽空阔，有似黄沙碛。
看来激中肠，抚剑双泪滴。
斯民尽同胞，爱养皆帝力。
耕凿乐太平，纪年过三百。
那知到今日，陷为毡裘域。
圣朝方全盛，天威总四极。
岩廊坐伊吕，阃臬驰卫霍。
胡为此一方，尚被声教隔。
临风嘿自伤，长啸暮天碧。
（金堉《潜谷遗稿》卷一，第 10-11页。按，此诗题下注有“丙子七月”四字。但由上文所引《朝京日录》的记载来看，此诗内容与八月初一日在福子山登陆后所描绘的景象若合符契，疑此诗题下“丙子七月”注不确）
车牛岛望辽东有感
千年华表鹤虽归，城郭人民举已非。忍把全辽遗犬豕，圣朝宁不愧令威。[金堉《潜谷遗稿》卷二，第 38页。按，金堉《朝天录》（《燕行录全集》第16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70页）此首题作《望辽东有感》，下注“二十五日在车牛岛”，结合《朝京日录》的记载，此即丙子年七月二十五日]
辽东白塔
白塔亭亭大野中，遥看知是旧辽东。
人民城郭皆非是，华表千年鹤亦空。
（金堉《潜谷遗稿》卷二，第40页）
上列三首诗，尤其是第一首《海中望辽阳有感》，自“落帆逗海岸”至“有似黄沙碛”的叙述部分，和“看来激中肠，抚剑双泪滴”、“临风嘿自伤，长啸暮天碧”的抒情部分，与上引金堉《朝京日录》的记载可以一一对上。
再简单比较几则 《朝京日录》的文字与金堉颇为人所称道的一篇《登海峤赋》。
（丙子八月）初九日，雨未末，到泊南汛口。
（丙子八月）十八日，晴，北风吹。与书状下岸，坐于岩下少憩。上年冬至使崔惠吉一行到此留十五日，八月十六日书名石上，余等亦书名记之。因遵海而行，上北山最高峰，峰上有甓浮屠，高可七八丈，极其精妙，而太半破坏，出其中宝藏，似是奴贼之所为。山腰有贼兵结阵处，筑墙积柴，环绕如营垒状，或云孔、耿两贼之所为也。西北望觉华岛，杳然若一点弹丸。宁远、卫山海关等处，暸然在目中。西南铁山、双岛、猪岛等处如在眼底。广宁诸山缥缈露出于东北间矣。由东北麓而下入于谷中，则有古寺，皆颓毁，仅余五六间，石佛皆露坐矣。南北汛口之间此为一岛，名长行岛。云今日往还几二十余里，而丛榛乱石，绝无蹊径，同行之人困于饥渴，摘麦实及山葡萄食之，遇水辄饮。
（丙子八月）二十一日，……令篙工发船。……二更，过觉华岛，到泊宁远前洋。（分别见金堉 《朝京日录》，第 256、260-261、262页）
登海峤赋
泊余舟兮南汛，阻北风而凝滞。
经旬日而未发，念归程而空计。
怀郁郁而不可更兮，
余将陟彼而远睇。
遂举趾而登陆，步从容于水?。
过长堤而游览，指山樊而奋袂。
石崎岖兮丛林密，无径路之可逝。
乘陵冈以登降，羌十步而一憩。
忘险阻而直前，志升高之甚锐。
凌绝顶而遂息，见浮屠之高揭。
积瓴甓而层成，妙刻画之古制。
经浩劫而突兀，有浮云之相卫。
何凶贼之坏破，佛无灵于尽殪。
望大海而开襟，渺接天而无际。
觉华岛兮宁远山，露云端之双髻。
余何日兮彼岸，恨孤舟之一繋。
天清朗而气爽，廓四举而无翳。
通万里而一瞩，但目力之不逮。
东方杳兮何许，望美人兮迢遰。
红云拥兮紫闼远，
向扶桑兮挥余涕。
（金堉《潜谷遗稿》卷一，第 6页。按，令人诧异的是，与上引《车牛岛望辽东有感》一诗相似，此篇赋题下也有 “丙子七月”四字注。但以赋之正文核诸《朝京日录》所叙，此篇赋显与丙子八月十八日金堉的日录相应，因此，“丙子七月”四字题下注当为误题）
《登海峤赋》中泊舟“南汛”，阻于“北风”，“经旬日”，
“登陆”，“过长堤而游览，指山樊而奋袂”，“志升高”，“凌绝顶”，“见浮屠”，望“觉华岛”和“宁远山”，等等，可谓《朝京日录》亦步亦趋的翻写。
比较至此，想到中国古代文学中“实录”和诗史一脉。如果说金堉的日录类文字是对其出使途中中华景象流水账式的如实写照，他的相关题材诗、赋类文字，看起来也几乎均属于质直的写实，可与日录类文字同等看待。
由于这类使华日录和相关的文学表现多用文言文，出使的朝鲜士人本身的汉文写作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决定了他们的这类书写，这在文字音韵和篇章结构等形式方面有诸多讲求的诗赋之类文体的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这些受制于文言写作能力的文体，朝鲜士人常常诉诸模仿和拟作他们易于见到的中国作品。恰如金堉自己所说，朝鲜“文籍鲜少，百家诸子之行有数”（此语见诸金堉论集杜诗文字，参《潜谷遗稿》卷三末，第 65页），在相对“有数”的汉籍流传的情况下，与其他的朝鲜汉文作品类似，金堉的汉文创作中也可清晰现出其渊源所自。
与文学题材和由此感发的思想相应，在金堉的文言作品里，常常见到的多是屈原、王粲、陶渊明、鲍照、庾信、陈子昂、杜甫、朱熹、文天祥等一类人的影响。
1.屈原和王粲
上文曾经提到，金堉崇祯九年使明时，写过一篇《登海峤赋》，为金堉文集作《序》的尹新之称赞该赋：“逼近楚骚，有屈宋之风。”不难看出，这篇赋不论是体式还是具体遣词造句，均受屈、宋和王粲《登楼赋》的影响。
2.陶渊明和庾信
金堉诗赋类作品中不但有《归山居赋》之类全篇拟陶之作，其他作品中也对陶渊明的退隐田园时时致意，如“惟思复命日，归去东江头”（《次武伯苍韵》）、“归去东冈陂，春田吾可耕”（《次裴中令韵》，金堉 《潜谷遗稿》卷一，第13页），等等。而金堉《哀江南赋》一文从其题目便可见出庾信同题之作的启发。
3.鲍照（及宋九嘉）
金堉在崇祯九年出使明朝回国后，作有《东还后有感，作建除体》（丁丑）一首：
建元崇祯九，乘槎朝玉京。
除夕在燕邸，病卧闻虏兵。
满眼忧国泪，东归心骨惊。
平黄贼已退，道路纔通行。
定倾乏良筹，惨矣城下盟。
执锐岂无人，胡为星散营。
破国尚不戒，役役疲遗氓。
危亡迫朝夕，谁复能力争。
成算在天朝，字小凝皇情。
收泪望北极，欲哭还吞声。
开陈实有心，所畏祸罹婴。
闭户独长叹，皇天照我诚。
（《潜谷遗稿》卷一，第 11页）
众所周知，诗歌杂体之一的建除体，始自鲍照《建除诗》。
建旗出炖煌，西讨属国羌。
除去徒与骑，战车罗万箱。
满山又填谷，投鞍合营墙。
平原亘千里，旌鼓转相望。
定舍后未休，候骑勑前装。
执戈无暂顿，弯弧不解张。
破灭西零国，生虏郅支王。
危乱悉平荡，万里置关梁。
成军入玉门，士女献壶浆。
收功在一时，歴世荷余光。
开壤袭朱绂，左右佩金章。
闭帷草太玄，兹事殆愚狂。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九，第1300页）
建除指对应寅至丑十二辰的“建除十二辰”：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建除体是把这十二字分别嵌入每联之首的二十四句杂体诗。鲍照之后，南朝的范云、沈迥，宋代的范成大，金代的宋九嘉等人均有建除体诗歌传世。比较我国存世的建除体诗歌，金堉之作在遣词造句和韵脚等方面均与宋九嘉《捣金明砦作建除体》一首更接近。宋诗主要表现外敌入侵时忧国忧民的精神，而这正与金堉当时所历的历史和情感相应：
建牙誓诸将，枭鸣军尽惊。
除道非战事，衔枚幻竒兵。
满铠霜日辉，行阵寂无声。
平旦飞岀谷，桑枣蔽金明。
定知此陈迹，中原遮寇城。
执鞭吾不及，范公凛如生。
破碑字仍在，屃赑卧深荆。
危襟按其垒，信哉天下英。
成败翻覆手，狐兔今横行。
收复会有时，夷吾当请缨。
开图聣督亢，按剑逐长鲸。
闭塞亦已久，一挥氛曀淸。
（元好问《中州集》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312页。按，金堉之前朝鲜很可能也有建除体诗歌，金堉是否直接受其国内先贤同体诗篇影响，有待进一步考察）
4.陈子昂、朱熹
金堉集中有十一首 《次陈子昂感遇诗韵》和十六首《敬次晦庵先生感兴诗韵》，甚至在其次朱熹诗韵的作品里还提及陈子昂，谓“长吟感遇篇，忽忆陈子昂”。
5.杜甫
若论影响金堉最深的中国古代作家，当非杜甫莫属。金堉不仅创作有两百多首集杜诗——在朝鲜文士集杜诗的历史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非同一般。关于金堉的集杜诗问题已有学者专门讨论过，此处不再赘述。[详见崔皙元《从和杜、集杜创作看韩国文人对杜诗的接受及解释》第四章第二节“金堉的集杜诗”部分、左江《论金堉的集杜诗》一文。另外，金程宇 《“笔端三昧，游戏自在”：浅谈韩国集句诗》（收入氏着《东亚汉文学论考》，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253-259页）一文曾简单提及金堉集杜诗]
金堉之受杜甫影响，不仅集中体现在他一再致力的集杜诗创作中，他还有《西京杂咏次杜韵》《黄州次杜韵》《凤山次杜韵》等众多“次杜韵”之作，如其《凤山次杜韵》是次杜甫《屏迹》第三首之韵而作：
郡阁闲无事，庭空树木幽。滂沱昨夜雨，洋溢小溪流。客路违前计，长亭生暗愁。明朝拟早发，黑雾又山头。（金堉《潜谷遗稿》卷二，第25页）晚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舍影漾江流。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杨伦笺注《杜诗镜铨》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89页）
在次杜诗之韵时，金诗前三联诗句意蕴也与杜诗非常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金集中还有不少虽未明示与杜诗相关，而实则深受杜诗影响者，如其《感兴》一首：今我不乐思海外，蓬莱方丈瀛洲山。珠堂贝阙最高处，人有不死超尘寰。火均文武錬成丹，鸡鸣犬吠天云间。纷纷蜗角战蛮触，俯视拍手开童颜。我欲学之岂无术，自恨才分偏多顽。孤飞未去百虑牵，山水生涯犹未闲。性命将同草木腐，蜉蝣一往何由攀。中宵无语独彷徨，满襟哀泪沾潸潸。
（金堉《潜谷遗稿》卷一，第17页）
实受杜甫《寄韩谏议注》诗启发而来：
今我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鸿飞冥冥日月白，青枫叶赤天雨霜。玉京群帝集北斗，或骑骐驎翳凤凰。芙蓉旌旗烟雾乐，影动倒景摇潇湘。星宫之君醉琼浆，羽人稀少不在旁。似闻昨者赤松子，恐是汉代韩张良。昔随刘氏定长安，帷幄未改神惨伤。国家成败吾岂敢，色难腥腐餐风香。周南留滞古所惜，南极老人应寿昌。美人胡为隔秋水，焉得置之贡玉堂。
6.文天祥
金堉诗歌创作还受到文天祥的启发和影响，其集杜诗写作便是受文天祥集杜启发而来。据其自陈，他在崇祯九年奉使北京卧病经冬时，见文山集杜二百首，皆奇绝衬着，若子美为文山而作也”，因此他也开始尝试集杜，且谓之“文山体”。
除效仿文天祥集杜，金堉作品中还可以见到不少文山作品之迹。如上引其《车牛岛望辽东有感》和《辽东白塔》两首，均明显是拟迹文天祥《金陵驿》而来。
千年华表鹤虽归，城郭人民举已非。忍把全辽遗犬豕，圣朝宁不愧令威。白塔亭亭大野中，遥看知是旧辽东。人民城郭皆非是，华表千年鹤亦空。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元无异，
城郭人民半已非。（文天祥《金陵驿》）
蕴藉深厚的文字具有穿越时间和空间的魅力，是联结不同时、空中人们的纽带。著名史学家洪业在1940年代缧绁于日寇之囹圄时，杜甫诗歌乃其精神寄托，忆起文天祥于“元人狱中慨然引领而待死”的非常时刻，“集杜句成诗二百章”，他想效法文天祥集杜而不成，下定决心出狱后潜研杜诗，意在“增西人于诗圣之所知，藉此而于吾国吾民具同情之了解”。后洪业在哈佛、耶鲁讲授杜诗之余，撰成《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下启欧美学界杜诗翻译和研究的热潮，至有汉学家如宇文所安教授花费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一千多首杜诗的全译本。如果说现代欧美人尚能对中国文化产生如此之高的热情，那么我们更可以理解尊尚中华文化的古代朝鲜士人如金堉者，在耳闻目睹宗主国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时，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屈原、庾信、杜甫和文天祥等人沉痛表现国破家亡的文字。金堉的汉文写作，尤其是带有音韵、结构等形式要求的诗赋，虽然受限于他腹笥里文化中国的知识储备，常需依靠步趋模拟甚至集句，其文字中常有重复陶渊明、杜甫、文天祥等传统中国作者之处。经济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市场、经济与社会说到底是因人参与其中而得以生成。因此，参与者自身的精神导向及其主体性的张扬，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中，以及在任何历史时期中，都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市场经济活动是人们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换行为的集合，市场主体的参与热情、敏感程度、知识储备和技能水平……概而言之即商业精神，构成了考察市场形成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深层动因。
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但经济制度并非独立存在。一种经济制度成为主导力量之后，必定有相应的文化观念、社会精神气质和价值体系支撑和维系。相应地，在社会转型期，当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开始试图挣脱和超越旧有社会经济制度的桎梏时，其所引发的社会变动也不仅仅限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必定是包括文化、精神状态在内的全方位变化。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方能发挥其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文化传统对市场秩序的发育和扩展，进而对一个社会和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链条，可能是通过商业精神（business spirit）来传递的”（韦森：《从传统齐鲁农耕文化到现代商业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东岳论丛》2004年第 6期）。
现代经营方式：六个维度的考察
人们习惯以16世纪为界线区分中世纪史和近代史，然而现代经营方式及其大规模实践的出现都远远早于现代和近代的发端。
现代票据形式的出现。早在中世纪中后期，11、12世纪，由于工商业自身的独立发展和十字军东征的刺激，商业与手工业规模已日渐庞大，货币经济逐步取代传统自然经济的易货贸易状态。在金银本位条件下，贸易所需的金属货币的运输，逐渐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并出现了专门负责运送资金的卫队。这种巨大的交易成本迫使人们在实践中思考替代性的支付方式——12世纪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票据形式：订货用的应付票据和期票，可以在应付款地区提取现金的普通票据，在指定地区内或在卸货地区内支付的应付票据以及在未来某一确定日期使用的即期支票等等。在随后的年代中，票据的形式和功能继续扩展，出现了通过信用支付和自由流通转让债权这样的具有现代交易风格的方式。这些新的票据所体现的是新的支付形式，这种新形式奠定了新的信用体系和商业范例的基础，是欧洲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
复式簿记制度的产生。准确地说，复式簿记制度是古罗马人的发明，他们在当时已经学会将日记账、账簿和分类账运用自如（[美]汤姆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第613页）。然而由于罗马帝国的覆灭使得这项技术失传了数百年。现代复式簿记的复兴是与中世纪晚期活跃的商业活动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繁复的商业业务、快速的商业周转、巨额的商业利润等特征，要求经营者必须采取更加精确的计算办法。1202年，意大利数学家比萨的列奥纳多出版了《算经》一书，这是目前所知的论述簿记法的最早著作。1494年，法拉·卢卡·帕西奥利在威尼斯出版了《算术、几何、比例和成比例概论》一书，该书不仅讨论了有关利息、票据和兑换的一般商业计算问题，也论述了具有成本意识、追求细节等近现代商业价值观的复式簿记方法。复兴于意大利的复式簿记方法随着贸易的扩大传播到欧洲各地，一个懂经营、会算计、谋求赢利的生动、丰满的“理性经济人”的普遍形象呼之欲出。与复式簿记交相辉映并互相影响的是中世纪晚期教育活动的世俗化转向。在商业复兴之前，世俗教育几乎荡然无存，知识和文化水平普遍低落，社会中的主要知识分子都集中于基督教会之中，然而教会兴办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人们理性的经济算计能力和服务于国家的经世致用的技能，这与商业时代对与商业人才的巨大需求极不匹配。商人们越来越需要具有读写能力的书记员，不过并不要求他们学习和使用拉丁语，也不是去研究神学，而是需要他们使用本国母语，按照复式簿记的方法去记账和处理一些商务文件。随着工商业的兴起，基督教对教育的垄断逐渐弱化，致力于为某些产业培养特殊专业技能的世俗学校就出现了。复式簿记制度的背后反映的是现代性商业社会的诸种特征，比如私有财产和私人所有权的顺畅转换与变更、因贸易而带来的剩余财富积累即资本、货币经济的发达等等。
城市市民阶级的兴起。从历史上看，农村的出现早于城市，城市化则表现为农村和城市此消彼长、城市后来居上的过程。早期的城市多坐落在有利于农业、防御和贸易的地方，城市统治其周围的农业土地，从农民那里取得粮食，作为回报，城市保护农民不受野蛮族群的侵犯，并向其供应商品。12世纪之后，这种看似均衡的城乡互动模式发生了改变。随着工商业的崛起，城市对农村的牵引力明显增强。市民的物质生活依靠农民，但农民的社会生活则依靠市民。城市市民阶级兴起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市民向农民展示了一种更加舒适、更加体面和富于尊严的生活方式，进而激起后者的效仿和希望，从而增加了他们的需要，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准；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的出现扭转了前现代社会中对于劳动的习见——劳动是为他人因而是奴役性的，从而树立了一种新的劳动观——劳动是为自己因而是自由的（[比利时]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版，第66页）。这正如中世纪德国的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毫无疑问，这种政治上的“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会对经济自由和经济权利的延展助益匪浅。
经济数据统计的积累。统计学作为经济研究的一个专门学科，一般公认其最原始意义上的创立者应为17世纪的前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但早在 14、15世纪，就已经有大量的统计学文献问世，据中世纪经济史学家汤姆逊考证，当时的统计资料包括封地登记簿、王室财库的岁入登记、采邑财产登记、测量数据和估产额记录以及王公、教会和自治城市的征税单、关税清单、各港口保存的用以征收海运税的航海登记簿、商人的账本、银行贷款清单等不一而足
（《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第 622-623页）。这些统计的动机也许没有现代经济学中的精确计量的目的那样明显，但无疑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批发商零售商的分离。韦伯在《经济通史》中描述了“坐商”（mercator）这样一个商人阶层。所谓坐商，就是在城市中取得居留特权的贸易商
（[德]韦伯：《经济通史》，姚 曾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 135页）。但他们起初是流动商人，经过逐步的资本积累，开始有了固定住所，并对外派遣雇员，建立新的具有连锁经营性质的商馆。到中世纪后期，坐商基本演化为城市中具有垄断地位的大零售商。他们在集市贸易中与海外商人进行批发交易，并且阻止外商直接登陆与本地消费者接触。批发商与零售商的分离不仅在商品流通领域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更促进了专业化分工，从而使得混乱的原初竞争状态向更富有效率的秩序层次迈进，推动整个生产领域的市场分工走向深化。
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凡。商业精神的真正形成和发展在于资本寻找到了它自己不断实现增殖的社会组织形式——公司制。中世纪晚期，随着人与人之间经济交往趋于复杂化和多样化，迅速发展壮大的商业资本急须建立一种超血缘的的经济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情况。首先是家族企业。中世纪后期造就了大批富商巨贾，通过析产制度实现家族产业与财富的代际传递，同一家族、同一商号内部各成员对任何其他成员的债务负连带责任，这是后来的无限公司及有限公司的前身。其次是家庭作坊和工厂制度。拿到订单的承包商购进原材料，将原材料发放给个体工人完成，这种简单的家庭作坊进一步发展到承包商不仅发放原材料，而且也提供劳动工具和设备，这是早期资本家和制造业企业的前身。其三是委托代理制度。在十五、十六世纪航海运动和地理大发现的鼓舞下，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们都十分热衷于远洋贸易和探险活动。虽然中世纪航海贸易比较发达，但需要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承担极大的风险，当然同时也意味着一旦成功就会获得极大的利润。因此无论是从资金、技术还是其他角度考虑，都需要进行团队式的合作。于是船舶共有应运而生，即投资者想要得到利润但不愿或不能亲自冒险，因此将资本预付给具有专业航海技术的船舶所有者或具有经营能力的独立商人，由他们去经营。资本所有者只对预付或委托的这部分资本承担有限责任，这便是现代两合公司制的前身。此外，也出现了把企业的共同财产和合伙人的私人财富进行区分的现象，这促进了“企业法人”意识的形成。
重商主义：理论超越实践
现代经济学发生的背景在于十七、十八世纪关于国民财富最终源泉的一场大讨论，有人认为是贸易，有人认为是农业和自然力，还有人认为是劳动。因此，梳理古典经济学乃至整个现代经济学所内含的现代性特质，其最近和最直接的源头应当追溯至此。重商主义——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都最早关涉到这一问题领域，因而对经济学古典时代的开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史上讨论重商主义的文献浩如烟海，且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亚当·斯密、李斯特、熊彼特、马歇尔、凯恩斯对“重商主义”的表达，是特定历史时期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和经济言说。
经济学发展史上讨论重商主义的文献浩如烟海，且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辟专门的一编、用了八章内容评述重商主义，他的批评是深刻的：“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但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这种注意似乎不把消费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而把生产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第 227-228页）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斯密认为重商主义通过包括奖励出口、限制进口、致力于谋求出超的贸易保护政策，实质上只能带来虚假的繁荣，只对生产者和垄断者有利。重商主义在国内经济的看法上是动态的，其重视商业活动的基本点是有助于国内市场的持续繁荣和社会进步的，但其对于国际经贸交往的看法却是静态的。由于将世界上的资源、市场均视为有限的，于是就推演出世界经济是停滞的、财富是固定的，国与国之间便是一种赤裸裸的野蛮的零和竞争，一国财富的增长必然以另一国财富的损失为代价，一国的崛起必定要以另一国的衰败为代价，因此必须时不我待地争夺资源和抢占市场份额。重商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重商主义政策的极端化表现，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斯密批判的合理性。对于重商主义的严厉批判贯穿整个古典经济学时代的始终。
然而如果把重商主义简单地理解为对于贵金属的疯狂追求，那未免又是对那一批学者智商的严重低估。熊彼特就特别针对那种认为重商主义学者坚持 “把财富和金银财宝混为一谈”的观点发表评论，提醒人们注意：“在重商主义作家那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命题……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在这个毫无趣味的问题上浪费篇幅”（[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549页）。熊彼特通过整理重商主义相关文献，将其具体表达形式梳理为三个类别：即出口垄断、外汇管制和贸易顺差。重商主义一个显著标志是固守贸易差额，甚至在长期也坚持维持对己方有利的压倒性贸易非均衡状态。重商主义的反对者对此的批评是，金银的流入会提高国内的物价水平，贱买贵卖的加工出口型贸易会反过来使一国处于不利地位，其机制为：金矿增加→物价提升→进口增加→货币流出→新的贸易平衡。而重商主义者对此的辩解逻辑是，进口原材料和资本密集型半成品，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能产生劳动服务的净输出，既维持国内就业，又增加外部收入。
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就主张，如果国家的自给自足和国家权力的扩张是确定的目标，那么重商主义是合适的手段。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格局中，德国所处的尴尬地位和雄心勃勃的民族复兴计划使其很容易对英国传来的自由放任之声产生天然的抗拒反应。这的确是一个颇为吊诡之处：而重商主义的商业繁荣图景是一只干预之手大力促成，其背后是一系列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策体系作为支撑，反倒是重农主义者成了自由放任主张的同道。李斯特认为，自由贸易学说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而理论与政策必须与对过去历史和现实社会的认识相融合（[日]八木纪一郎：《经济思想——从古典到现代》，何慈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 48页）。他据此判断，在各国争夺霸权的时代，自由贸易对于先发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大有助益的，但对于刚刚处于工业与农业并行发展阶段的后发国家而言，就具有毁灭性的经济风险，因此后者必须采取保护性政策扶持本国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出现在德国的这一学派也受到其时面临革新自强的日本学术界的极大推崇，并翻译为“官房学派”，此处的 “官房”二字即日本内阁中“官房长官”中的“官房”，意指代表政府意见和具有政策实践取向的经济流派。显然，这一学派对重商主义“以邻为壑”的环境判断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情之理解的：国家的经济利益是相互对立的，世界上的资源总和是固定的，国家经济增长是一个零和游戏，因此重商主义反对以内需政策为本，更强调对外贸易的不进则退。
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山人物马歇尔尽管对于重商主义着墨不多，却点出了重商主义通向经济自由主义的暗道，他认为重商主义的种种规制所体现的正是那个时代的商业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市场深化过程中的进一步转化，自然“产生了一种走向经济自由的趋势”（[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册），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第 401页）。
对重商主义的大声赞扬来自凯恩斯，他在《通论》中为重商主义作了新的解读与辩护。他认为重商主义理论家及真正践行重商主义的统治者的目的是为了“一箭双雕”：一是通过外贸顺差导致的财富增长和货币回流会增加货币总量的供应，这有助于平抑国内的高利率——而较高利率对于刺激商业和投资无疑是负面的；此外，经由贸易出超，国家还可以出清国内市场无法消化的过剩货物——这被认为是失业的根源。失业和有效需求不足正是乐观的古典时代经济学家拒绝承认的，凯恩斯因此认为“重商主义者感觉到问题的存在，但却不能把他们的分析推进到能解决问题的地步，然而古典学派却无视这一问题”（[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 360页）。因此，重商主义者并不避讳他们政策所可能导致的国家间关系的张力和战争倾向——他们所追求的就是本国利益和力量在被认为是此消彼长的世界中的相对优势。凯恩斯对重商主义价值的推崇和再挖掘，是与他在1930年代推崇的干预性主张相契合的。重商主义对金银输入的关注绝不是“幼稚的执迷”，而是对大量货币和较低利息率之间联系的一种敏锐的直觉。在凯恩斯的眼中，重商主义者的贡献明显被古典经济学家刻意低估，“作为对管理国家的方法的贡献者，16和 17世纪的早期经济思想的先驱者关心整个经济制度，关心整个制度的全部资源能达到最优的就业状态，从而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使他们能抓住在实践中的一部分的明智之道”，凯恩斯所指的“明智之道”就是“通过禁止高利贷法的手段、通过保护本国的货币存量以及通过阻挠工资单位的上升”来“强烈地致力于压低利息率”（[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350页）。这也是后来的渐进通胀理论的先声。
货币数量论的经典公式是M*V≡P*T，对这个公式的通常解释是把M与P联系在一起，即货币数量的增长带动价格的正向变化。重商主义的观点实质是强调M对T而不是对P的影响，即货币增发刺激贸易增长：额外的金银用于资助更大的贸易量时，价格水平可能并不需要提高，因此就作为全球经济中局部的一国而言的持久性顺差和全球贸易的失衡，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合理的。重商主义认识到投资诱导的缺陷是经济问题的关键，而在那个时代，还谈不上直接的国家投资或货币政策，所能采取的最好行动就是通过贸易顺差推动经济。由此，出口过剩的劳务能够提高价格水平，输入大量的金银有助于降低利率，货币供给的增加进而刺激投资和就业。这就是凯恩斯所坚信的“重商主义原则中科学真理的因素”。
尽管对重商主义的评论褒贬不一、不尽相同，我们却不妨从经济理论的现代性嬗变这一视角，来重新审视重商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实践对时代精神的形塑。从中不难看出某些积极意义：首先，重商主义是对商业精神的理论化表达。它是欧洲市场和商业开始发育、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内一系列深刻变化的产物，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和经济言说。其次，重商主义反映的是脱胎于中世纪晚期世俗阶层的新兴商业阶层在摆脱了宗教、精神等意识形态层次的严格约束后，对追求财富、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更明确和热烈的追求，反映的是这一新兴阶层要求国家对他们予以重视、保护和支持的呼声和愿望。再次，重商主义反映的是世俗国家在无序竞争时代谋求相对权力最大化的愿望。在战争频仍、“丛林法则”大行其道的时代，摆脱了教会影响和控制的世俗政权、民族国家具有积累财富的动机和欲望——这不仅仅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国王的个人敛财的私欲，而且也是世俗力量成为国家重要支柱乃至主导力量后的目标。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重商主义性质的实践早在中世纪晚期世俗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中就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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