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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道光皇帝晏驾，咸丰皇帝登基，把小忠小信伪才伪学蒙蔽君主逢迎上意的大学士穆彰阿查办革职，并且下诏广开言路，曾国藩感到国家的春天来了，他信心十足决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于是乎《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直呈圣上，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然而，事实证明，曾国藩有点天真了，咸丰其实和他的汗阿玛一样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曾国藩发现，自己看错人了，新皇帝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明君，而且，当了几个月皇帝之后，咸丰已经显示出强烈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倾向，大臣们给他提意见，常常被他当场驳回。
自度身世，在各部之间俯仰升沉，不知道最终是个什么结果。再观天下，到处是贫不聊生之人。向前无法贡献自己的才智于国家，退后无法很好地营谋自己的出路。
曾国藩又一次陷入到深深地痛苦当中。经过几个月思考，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而要想敲打醒他，就需要把话说得重一些。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一，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每天察察于小事，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程度，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究。
二，“徒尚文饰”，不求实际。
三，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曾国藩最后警告说：“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畿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
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折，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趋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大臣）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他的这个做法不但没有产生一点好的效果，相反的他因此惹恼了皇帝，得罪了同僚。
而更让他痛苦的事情在他的坚持下，陕甘总督琦善和大学士赛尚阿的被查办，让他失去了好多朋友，一度成了孤家寡人。
好人难做，清官更难做，但是胸中装着一颗为国为民之心，一切都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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