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社会史

一 基佐：阶级与阶级斗争

弗朗索瓦·基佐：资产阶级与阶级斗争

尽管一切都还是地方性的，但公社获得了自由，由此就创造出一个普遍的新阶级。在资产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盟；作为阶级，他们没有任何公共的、共同的生活。但整个国家都遍布这种人，他们有着相同的处境、相同的利益、相同的风尚，在他们之间没法不渐渐产生某种联系，某种团结，资产阶级由此得以产生。一个大的社会阶级的形成，资产阶级的形成，是资产者在地方获得自由的必然结果。

不应该以为这个阶级从此就是它开始时的那个样子。不仅是它的处境大为改变，而且其构成也完全不一样了；在12世纪，资产阶级基本都是些商人、做小买卖的批发商，以及住在城里、拥有房产或地产的小业主。三个世纪之后，资产阶级中又包括了律师、医生、各色文人、各种地方官员。渐渐地，构成资产阶级的人变得五花八门。。。人们每次在说到资产阶级的时候，就仿佛其在每个时代都是由同样的人构成似的，荒唐的假设。也许，正应该在历史上不同时代资产阶级构成的多样性之中，去寻找它命运的秘密。当它还不包括官员与文人，还没有成为其在16世纪的模样时，它在国家中就没有同样的特性，也没有同等的重要性。要理解其命运与权力的变迁，就必须到它内部去看新职业、新风气、新智识状况是如何逐次产生的。

公社获得自由的第三个重大后果是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构成了事实本身，并将现代史填满。现代欧洲诞生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现代史教程》

二 拉布鲁斯：社会阶级的经济基础

三 拉布鲁斯范式的衰落

将本没有生命的行动者人格化是所有社会史的主要手法之一。为了展示结构的作用，为了让人理解它们如何介入历史的进程之中，历史学家将其对象人格化。

当人格化针对的是人类集体（职业群体、阶级、民族国家）时，风险不是没有，但终归有限：风险就在于，让相关实体看起来是“自然的”，而无视它们完全是人为的构建和历史的产物。人们不断地说着资产阶级或法国，于是忘记了去探究二者在其成员的表象中是以何种方式被创建成共同体的。被客观化的阶级掩饰了主观的或者实际中的阶级，掩盖了其意识到自身的方式。

第十一讲 情节化与叙事性

一 从整体到部分

二 历史学的情节

对历史学家来说，确定情节，首先就是构型其主题。他绝不会发现其主题是现成的，他建构主题，用一种首创的，建构性的动作来塑造主题，我们可以称这种动作为情节化。

保罗·韦纳：历史学是对真实事件的叙事

历史学是对事件的叙事：其他一切都从此中而来。历史学首先就是一种叙事，所以它就像小说一样，不能使已逝去的复活；从历史学家手中重新显现出来的经历并不是行动者的经历；这是一种叙述，某些假问题因此被去除。就像小说一样，历史学进行分拣、简化和组织，将一个世纪放在一页里面，这种叙事的综合和我们回忆最近几年生活经历时的综合同样是自发的。。。

事件突显于一致性这个基础之上；这是一种我们无法先天认识的区别：历史学是记忆的女儿。人们出生、饮食、死去，但只有历史学能让我们知道他们的战争、他们的帝国；他们是残酷无情的，也是平庸无奇的，既不完全善，也不完全恶，但历史学告诉了我们，在某个特定的时代，他们是更喜欢追逐无尽的利益，还是功成身退，也告诉了我们，他们如何感知色彩，将之分类。。。历史学是逸闻趣事性的，它像小说一样，喜欢讲述。只在一个关键点上它与小说有所区别。假设有人给我讲述一次骚乱，我也知道那人是想给我讲述历史，知道这次骚乱确实发生过；我会将之视为在某个特定时刻，在某个民族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会将这个我一分钟之前还不知道的古老民族作为主人公，它对我来说就成为叙事的中心，或者更准确地说，成为叙事中心不可或缺的支架。所有人读小说时也是如此行事。只是，此处的小说是真实的，它因此不必引人入胜：骚乱的历史可以是无聊的，但却不有损于其价值。《历史是如何写出来的》

三 作为综合的情节

不管是在哪种实在中，所有发生的，所有变化的都是事件。事件由叙事构成，它回答的问题是：“发生了什么？”结构由描绘构成，它回答的问题是：“那时是怎样的？”因此，历史学家根据所选情节的类型，可以将同样的事实性数据重新构建成事件或是结构中的元素。

占主导地位的不管是对历时性连续，还是对同时性融贯的研究，或者叙事与描绘糅合在一起，历史学由一种包含了不可磨灭的时间维度的情节型构而成，也就是说，历史学由这种情节限定、修改和组织结构。因此，叙事最终都要压倒描述，或者可以说事件最终都要压倒结构（这里的事件是指那些发生变化，人们对之进行叙事的东西）。换句话说，历史学家所理解的结构总是暂时的、临时的。它像是被事件从内部破坏掉了。事件位于结构的核心，就像面团里的酵母或是苹果里的蠕虫--请各人依自己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选择到底用哪个比喻。

不应该将历史学和叙事绑在一块，社会学和描绘绑在一块。历史学家也应该构建描绘，但这和社会学的描绘不同，因为历史学家如果不考察那些会使结构变化、那些迟早会使结构变形的东西，就无法对结构进行思考，不管这结构有多么结实。结构的稳定性是成问题的：稳定性在历史学家眼中是可疑的，他追寻在结构本身内部，哪些力量、哪些行动者已经为修改结构而活动，有时候这些力量、行动者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一点。历史学中到处都是事件，即使不活跃，也是潜伏着。

讲述，也就是解释，讲得更好，也就解释得更好。这种叙述性解释基本上都包括由原因和意图做出的解释。历史学家在叙事或描绘的时候并不停下来讲原因、条件、规律性和联系；他将这些囊括在自己的叙事本身之中。

论证也是如此。它包括在叙事或描绘之中。一般来说，它统领叙事或描绘的纲要，这就是为什么根据纲要来判定历史著作是不无道理的。论证不是解释，而是一步一步对证明解释的理由进行分析。

海登·怀特：事先的预设

在史学家能够把表现和解释历史领域的概念工具运用于历史领域中的材料之前，他必须先预构历史领域，即将它构想成一个精神感知客体。这种诗意行为与语言行为不可区分。后者准备将历史领域解释成一个特殊类型的领域。这就是说，在一个特定领域能够获得说明之前，它必须首先被解释成一个有可分辨的各种事物存在的场所。这些事物作为现象的独特状态、层次、族属和类别，又必定被设想成是可以分类的。。。

简而言之，史学家的问题是建构一种语言规则，它具有词汇的、语法的、句法的和语义学的维度，借助于它们可以用史学家自己的术语（而不是用文献本身用来标示它们的术语）来表现历史领域及其要素的特征，并由此准备并解释这些要素，这是史学家在其以后的叙述中要做的。由于本质上的预设性，这种预构的语言规则，其特征也可以根据塑造它的主导性修辞方式来进行表述。。。为了说明过去“实际发生的事”，史学家首先必须将文献中记载的整组事件，预构成一个可能的知识客体。这种预构行为是诗性的，因为，在史学家自己的意识系统中，它是前认知的和未经批判的。。。在先于对历史领域进行正式分析的诗意行为中，史学家既创造了他的分析对象，也预先确定了他将对此进行解释的概念策略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