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有一句古老的谚语：“一位老人的去世，意味着一座图书馆的坍塌。”不幸的事情由此发生：这种特殊的人类本能（对与外人分享重要信息的警觉心理）致使很多已知的知识与经验被永久地埋在了地下，好在血缘关系让这种传承成为可能。昨天看到87岁的著名钢琴家傅聪正在与新冠病毒抗争，情况危急，心里非常难过。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对傅家会有不一样的感情，而傅雷夫妇的不幸离世是时代的悲剧。傅雷家书曾经深深影响了我，相信还会影响更多能有幸读到这本书的人。
这两年大哥一直在帮助老爸整理文字资料，我负责审稿。老人家当了一辈子老师，文笔还不错，所以省了大家不少力气。老爸的文字啰啰嗦嗦，看看了主要是基于他的感受和观察，讲述了我家祖上的那点事。那些老人家们的经历算不上惊心动魄，但独到，接地气，掺杂着时代气息。从小辈的角度，有些事情经历过，有些事情听说过，但更多的事情却是闻所未闻，那是一种穿越后恍如隔世的感觉，很奇妙，也感觉自己的整理工作瞬间变得高大上。
比如说，老爸在开篇就强调了祖宗的家训。"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长"。这个家训被我牢牢记住，是因为从小被老人们反复灌输。从地主出身的太爷爷，到更大地主家出身的奶奶，到最终沦为臭老九的老爸。现在看来，这个家训至少说明两件事情，一是传统文化在我家祖宗心目中不亚于圣经，比如，忠厚这个品质，一直是中华文化里推崇的；二是虽然不敢自称书香门第，但祖上读书人居多也不能算吹牛。小时候，这个家训在我眼里一直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只是后来看到小朋友辍学，看到有人不忠厚也谋利，才偶尔心生疑惑。但等到成为别人的家长，还是很忠实地把这句话唠叨给熊孩子，在她贪玩不爱读书的时候，在她幻想天上掉馅饼的时候，期望也能成为悬在她头上的剑。每当熊孩子质疑的时候，一句这是家训，所有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老爸在家训基础上，做了很多个性的诠释，还顺路夹带了私货。比如，他总结说，"才智自有回天力，诗书本是社稷根；知识是一把利剑，它上管老天刮风下雨，下管大地五谷丰登。它是既能为人类开出幸福之路，也能削掉自身的缺点错误，使自己变得聪明。能品尝知识的味道是一种幸福和享受。子女儿孙是家庭的支柱。把后代教育好，就是在家里栽下千年不倒的摇钱树，置下万年不破的聚宝盆。"是不是很厉害的样子。
在老爸整理的资料里，关于爷爷的那一篇尤其宝贵。因为爷爷48岁就去世了，连老妈都没有见过他老人家。我的所有记忆就是照片上帅帅的样子。更可贵的是，在老爸朴素的文字中，与中国那段让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完美相遇，所以具有不一般的意义。在这里原文摘录一下：
" 一想起我的父亲，我就一阵阵心痛。只记得父亲一生吃苦受累作难，不记得他老人家享过福。
父亲自幼饱读诗书，是当地有名的文化人。他思想新潮、做事务实、多才多艺。能写一笔正楷大字。每到春节，邻家就争先恐后的送来红纸，请父亲给他们写春联。父亲写我就帮着割纸、凉春联。每年小年一过就开始动手写，晚上都要加班，一直写到腊月三十才停工。
父亲会弹琴、拉胡琴，识简谱。他教给我的第一支曲子是生产舞曲。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仍然记忆犹新。并且他还会上台表演节目。我记得他曾经排演过一出戏叫《半夜鸡叫》。父亲演高玉宝。他把棉衣反过来穿，腰里扎着草绳，演得惟妙惟肖。
父亲也是一位农业科普专家。我家是当地最先使用化肥的。那时候化肥叫肥田粉。后来才知道就是硫酸铵。记得1965年春天，供销社运来大量氨水肥料。当时村民不认可这种肥料，生产队里也没钱购买，父亲就和生产队长协商，有他出钱买氨水，队长组织施肥，每块地留出两耧不施肥作对比。若不见成效一切损失有我父亲承担。如果丰收了，生产队按市场价付给我家麦子抵肥料款，队长答应了。父亲出钱买回了八大桶氨水，队长组织社员把氨水施到麦田里浇了水。那时其他生产队里的人还编了顺口溜“三队里是冤种，氨水施了八大桶”。
施肥后有十几天就见了成效，施了氨水肥料的麦苗又黑又绿，长得也高，没有施氨水肥的那两耧又矮又黄。那年我们生产队里的麦子大丰收。队长说话算话，兑现给我家好几百斤小麦。这样全村村民都认可了氨水这种肥料。氨水价格也不高，三分钱一斤。从此以后社员都抢着买氨水这种肥料。我父亲还动员我爷爷在自家地里打井按水车浇地。我父亲喜欢养藕栽花，在家里和学校里都种了荷花和牡丹。花开时非常漂亮。
父亲思想超前，喜欢接受新鲜事物。我家在当地是最先使用留声机的。大约在1953年的春天，父亲带回来一台留声机，那时人称“戏匣子”。有名角唱的京剧、有经典的歌曲。当时放的时候，我家院子里挤满了人，一个老爷爷出面维持秩序。当时放了一遍又一遍，人也是走了一拨又来一拨。
父亲曾经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我母亲跟我讲过，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家住着抗日联军。有个领导叫老祁。他看我父亲有文化、又年轻机灵，就让我父亲跟他当文书，并且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老祁有一支手枪和一些子弹。平时就让我爷爷给他保管。爷爷就把手枪和子弹藏到鸽子窝里。那里面脏乎乎的，谁也想不到那里面竟然藏着利器。
有一天抗日联军的领导们正在我家开会，父亲穿上破旧的衣服为他们站岗放哨。突然一声枪响，大批鬼子人马进了村。抗日联军们个个拔枪准备战斗。我父亲说先别动，也别出声，我先出去看看。他刚到门口，迎面两个日本鬼子端着枪闯了进来。嘴里喊着马的米西、马的米西。父亲精通日语，听出他们要喂马，就急忙抓起了一个大盆，在高粱屯里挖了一大盆高粱递给了他们。鬼子接过了粮食，说我父亲是大大的良民。我父亲顺手提了一桶水跟了出去，给日本兵饮了马，他们就走了。他们是路过的日本兵，没有攻击当地的打算。就这样一场血拼被我父亲化解了，我的家长也躲过了一劫。后来抗日联军部队南下，老祁要带我父亲一起走，我奶奶死活不同意，我父亲没有办法只能留下来，当了一名教师。党员证也被老祁带走了。
1959年我父亲在曹屯当教员，正是那年的一场善举，为他的身体埋下隐患。正月初六那天，我父亲在校园里值班，忽然听到校园外边有孩子的呼救声。他跑出去一看，见两个孩子在冰水里挣扎。父亲没有顾得考虑更多，穿着一身棉衣就跳进冰水里救人。他把两个孩子托上岸，自己冻得却爬不上来了。这时很多村民都来救援，把我父亲救上来。当时有个姓翟的老人，他家就住在学校附近。也是我家远房亲戚，我要喊他舅老爷。他把我父亲扶到他家里，拿出旧棉袄棉裤给我父亲穿上。被救孩子的家长也前来看望。由于我父亲在冰水里泡的时间太长，落下了腿痛病。记得他常把麦稻草晒热了，放到办公桌下面取暖。用麦稻草填的草褥子，也经常放到太阳下面晒。我父亲忍受着病痛仍然坚持工作，没有耽误过一天给孩子们上课。就这样他拖着带病的身子坚持了七、八年。后来父亲的病越来越厉害，已经不能坚持上班了，就请了病假。学校就跟我说，只有我同意就可以接父亲的班，一切手续有他负责办理，批准后要上台当老师。我当时正在上学，没有答应，接班名额就让给了一个姓张的同学。就这样改变命运的大好机会也随之而去。后来我回家当了民办教师，一干就是十多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我才考取了聊城师范学院，成了数学系的大学生。那时我已经34岁，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
1968年我父亲的腿病已经非常厉害了，不能正常站立了。10月9号，我陪着父亲到聊城地区人民医院诊疗，被诊断为脊髓炎。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国家的医疗条件有限，这种病根本没有手段治理。住了近3个月的院，专家多次会诊，用了各种消炎药，都不见好转。最后医生只能放弃治疗让回家养病。回到家后也四处求医问药、寻求偏方也没有挽救父亲的生命。1968年农历11月25日，我父亲在昏迷中只能用大哭大闹，发泄他心里的惆怅和无尽的牵挂。我的爷爷、奶奶已经年近八十，我和两个妹妹还没有结婚成家，也没有工作。下午我的父亲在痛苦中，带着无限的牵挂离开了我们，享年48岁。
父亲的去世，我家的顶梁柱倒了。一个蒸蒸日上、红红火火的家庭进入了风雨飘摇之中。幸亏有我表叔、同族的叔叔们的帮衬，特别是我的姐姐和姐夫鼎力相助，我的家才勉强维持下来。"
"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个体身上就是一座山"。那个时代走远了，祖辈们走了，父亲老了，我们也走在变老的路上，更让这种整理工作呈现出特别的意义。要让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一直在变，但有些道理不会变。有些事情现在看不懂，但那些从小在血液里流淌，经过祖上传承的智慧终会启示和保佑我们。那些祖训变成"长期主义"，变成"终身学习"，变成"君子之约"，变成"正义与善良"。但无论如何，这些智慧是需要一代代传递下去，一如孔孟时代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根没有，树就长不大，就是这个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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