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摘记】（资料来源于《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 ）
“谁能责备他们——他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在华尔街历史上再也不会有第二家公司能像伊利铁路一样受投机者欢迎了。伊利铁路债台高筑，资本结构混乱不堪，政治化的路线设计，毫无章法的内部管理，公司诚信更是无从谈起。伊利铁路的几个主要投机天才充分利用了伊利铁路的这些特点，一次又一次地把天真的投资者诱骗到伊利铁路这个圈套里来。
“狂热似乎占据了每个人的头脑，”《弗雷泽杂志》在1869年这样描述当时的投机狂潮，“一贯传统的商人们抛弃了他们一生遵从的原则，孤注一掷，一举买下好几百股；白领阶层厌倦了收入的缓慢增长；小职员们已无法忍受那仅够维持生计的工资；牧师也不满足于那少得可怜的津贴。他们全都蜂拥而来，甚至在一个经纪行的广告中打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此吸引女人也参与到伊利股票的投机中。”
围绕伊利铁路的股权争夺战充满了硝烟和血腥，股市操纵者们肆意操纵股票，立法官员们与他们狼狈为奸，而当时美国社会政府腐败的屡见不鲜和证券法规的严重缺失，使得伊利股票的操纵者们可以为所欲为……
范德比尔特和德鲁集团的遭遇战是围绕着伊利铁路控制权展开。
在这个时期的美国（1867年~1869年），纽约中央铁路、宾夕法尼亚铁路和伊利铁路共同支撑着从美国中西部到纽约市的陆路运输，范德比尔特希望在这三条相互激烈竞争的铁路之间寻求妥协，以维持价格同盟。可是，对铁路运营毫无兴趣，一心只想靠操纵股市大发横财的德鲁控制着伊利铁路，使得范德比尔特的如意算盘每每落空。被德鲁惯用的欺骗伎俩彻底激怒的范德比尔特，最终下决心再次动用他那曾横扫千军的巨额财产在华尔街收购伊利铁路的股票。这揭开了伊利股票逼空战的大幕。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19世纪中期美国政府的腐败是多么彻底。此时已经是美国最为富裕并且人口最多的城市纽约更是如此，而股市则为权钱交易提供了最完美的平台。在有关证券的法律法规严重缺失的当时，在股市中兴风作浪的投机商无一例外地都豢养和控制着忠实于自己的法官，这些法官竭尽所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来影响股票价格的涨落，为其各自主子的投机活动效力。事实上，股市投机者的搏斗，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场腐败的立法官员竞相订立和随意篡改股市规则的游戏。同样，股战的结果，更多地是取决于立法官员们侵害公权的无耻程度和技巧高下。
范德比尔特开始大量购进伊利股票，同时指使他所控制的法官颁布法令不得增加伊利股票的总量。1868年1月26日，范德比尔特控制了巴纳德法官，让他颁布了一个法令，禁止任何伊利公司的债券转换成股票，同时也明令禁止丹尼尔·德鲁本人“卖出、转让、交付、处理和放弃”所持有的伊利股票。范德比尔特以为，这样德鲁就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了，他立刻让他的经纪人进入市场悄悄买人伊利股票。范德比尔特自信他很快就会获得伊利铁路的控制权，但是，“船长”严重低估了德鲁，当时的《先驱报》报道，此时，德鲁“正在嘲笑这个法令”。
随后，德鲁命令忠实于他的纽约上州法官暂停弗兰克·沃克在董事会的行使职务，同时又让巴纳德辖区的另一名法官宣布，在弗兰克·沃克缺席的时候，伊利董事会不得作出任何决定。第三位高等法院的法官——布鲁克林区的吉尔伯特宣布，只要有需求，伊利公司就可以把债券转换成股票。这样的话，德鲁和他的盟友菲斯科、古尔德在法律上就处在一个近乎完美的优势地位。就像斯特德曼解释的那样：“巴纳德的法令禁止他们把债券转换成股票，而吉尔伯特的法令和巴纳德的法令正好相反，因此，除了那些鸡蛋里挑骨头的人以外，谁能责备他们——他们现在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
詹姆斯·菲斯科。“无耻，无耻”，一个菲斯科同时代的人写道，“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厚颜，无耻！无人可比，无人可及，无耻到顶！”他以无穷无尽的兴致参与到华尔街这场大游戏中，直到他在一场三角恋爱中被人枪杀。
杰·古尔德。他的安静和他的同盟菲斯科的聒噪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可能是历史上这场游戏中最聪明的玩家了。
自负的范德比尔特遇到了真正的对手，德鲁和他的盟友在范德比尔特还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已经指使他们自己的法官下达了完全相反的法令，他们把大量伊利铁路的可转债转成了股票，同时还印刷了数万股崭新的伊利股票，并立刻将它们也转换成股票。
1月29日，有人看到他走进位于宽街19号的威廉奚斯公司的经纪人办公室，“过了一会儿，”福勒写道，“5万股崭新的伊利股票在办公室里沙沙地响成一片，就像7月正午的蝉鸣。”在“船长”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伊利股票的流通盘已经增加了20％。结果，他们使得范德比尔特控制伊利股票的美梦彻底破碎，并在他反应过来之前在市场上全数抛出了他们刚刚“制造”的“掺水股票”，席卷了范德比尔特的700万美元后逃离纽约。
3月11日，一大清早，狂怒的范德比尔特派他的律师把巴纳德法官从床上叫起来。巴纳德法官迅速签发了对德鲁集团的拘捕令，并指示警察立刻执行。几分钟之内，在杜南大街巡逻的一个警察就看到了下面的一幕：一群人急匆匆地从伊利大楼涌出来，乱成一团，他们穿着华丽，却面带惊恐之色，身上背着用红色带子扎起来的装满绿钞、账簿和成捆票据的沉甸甸的包裹。由于怀疑这些人是一帮在光天化日之下胆大妄为的劫犯，警察赶上了他们，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错了。这群人是伊利公司的执行董事们——他们装着在刚结束的战役里所获得的战利品，正在逃脱范德比尔特对他们的复仇。
这场战斗并没有结束，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范德比尔特和德鲁都继续疯狂地贿赂立法机构以使胜利的天平倾向自己。最终，两败俱伤的范德比尔特和德鲁达成了妥协。在股市中屡试不爽的范德比尔特未能如愿以偿地控制伊利铁路，而德鲁虽然暂时击溃了范德比尔特，但也好景不长，他很快在新的一轮伊利投机战中悲惨落败于他原先的盟友——古尔德和菲斯科。
华尔街上商业和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只会让这些政客们变得更加贪婪。1868年，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被州长及时地批准生效。这个法案实际上是把贿赂合法化了。按照这个法案，“法庭不能只根据行贿方的证词就证明受贿方有罪——除非行贿方的证词中的核心部分有其他证据作为旁证。”在前电子时代，这意味着只要议员们是在私下里以现金形式接受贿赂，定罪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纽约下议会的秘书哈德逊·C·坦纳，在19世纪80年代他卸任后写了一本揭露当时政治黑幕的书，他说，“‘公平地竞选和诚实地点票’完全只是政治口号，诚实地点票已经让位于‘诚实地清点礼金’。”
司法机关的状况比立法机关也好不到哪儿去，坦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最高法院就是我们最大的阴沟，律师则是一群老鼠。我的比喻可能对老鼠有点不公平，因为老鼠是非常干净的动物。”纽约州的法官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通过选举产生，这使得他们彻底依赖于政治机器。到19世纪60年代末，《弗雷泽杂志》向已经完全被弄糊涂的英国读者解释：“在纽约，有一个纽约独有的传统，诉讼人最好在花钱聘请律师的同时还聘用法官，特别是像马上就要开始的诉讼案(如伊利诉讼案)，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诉讼的双方都必须拥有他们可以完全信赖的法官。”
南北战争之后，整个政府一片腐败，而从这个腐败时代走出来的商人，如安德鲁·卡耐基、约翰·D·洛克菲洛和J·P·摩根，他们也总是把政府看作要让市场获得有效监管所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而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当在市场中遇到问题时，他们总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阻止混乱，而不是寻求通过这个国家中最容易被收买的机构——政府来解决。
硝烟过后，当人们重新审视这个被疯狂的投机者和腐败的立法者搞得混乱不堪的博弈场时，终于意识到需要订立法律来健全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制度，尽管相关的法律还需要经过更多的股市阵痛才会真正来临——1929年股灾后，美国于1933年颁布了《联邦证券法》，不过，那已是7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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