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死的贵族 苟且的痞子（权臣篇）

伟大领袖告诉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事实上，一个人要始终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一国之君来说，就更是不可能的事了。以我泱泱中华之广袤，人口浩繁，事无巨细，国君即便真的是上天之子，也一定会累得吐血。于是乎，另一大痞子集团日渐成事，他们在帝王面前是奴仆，装孙子，见到老百姓，马上吆五喝六，一副主子模样，是为权臣。

在我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第一大权臣当属商鞅。此人原系魏国一小痞，却在秦国混得风生水起，一部电视剧《大秦帝国》更是将他捧上了天。商鞅最引人注目的功绩大概就是推动了秦国变法，使其跻身强国之列。秦自商鞅后强大是确凿的，但这却非商鞅之功。

秦孝公继位后，秦国国力衰微，几乎到了大厦将倾的地步，孝公为此面向各诸侯国广纳贤才，并开出了优厚的条件。一时间响应者众，各路豪杰纷纷前往秦国应征，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墨家弟子。墨家弟子为秦国带来的不是夸夸其谈的理论学说，而是踏实肯干的标准化流程。在诸子百家纷纷前往各国游说君主，求取功名的春秋乱世，墨家一派却在潜心研究自然科学知识，中国最早的逻辑学，几何学，光学，静力学等全部出自墨家之手。在群雄并起的乱世之中，作为弱小的一方，秦国非常符合墨家“兼爱”“非攻”的扶助条件，所以墨家弟子纷纷入秦，大力推动秦国的农业，军事装备标准化生产，为秦国的国力壮大立下了赫赫功劳。秦国之后的历史也证明，发达的农业生产，先进的军事装备，才是秦的核心竞争力。

商鞅同学原是卫国贵族，祖上姓姬，卫国灭亡后，为活命丢弃祖姓，改而姓卫。流落到魏国以后，在魏相公叔座门下打了数年酱油，一事无成，却练就了一身油嘴滑舌的痞子习气。公叔座一命呜呼后，商鞅沦为无业游民，茫茫然不知所终。

至于《史记》中记载公叔座临终前向魏王举荐商鞅这一出，细想来或有不实。原因有二，一者，商鞅跟随公叔座多年，既知有才，为何迟迟未获提拔？二者，公叔座在魏国为相多年，屹立不倒，必然深谙国君脾气秉性，怎会提出根本不可能被采纳的建议？退一步说，即便国君不能让商鞅做宰相，给个其他军政要职却是可能的。但事实上，商鞅连个鸡毛也没捞到，为何？显然，这是秦人为显商鞅之能的杜撰之举。

在魏国碰壁后，商鞅听闻秦国正在大举招募公务员，但这小子却不愿意走正当渠道，而是私通秦孝公身边的太监景监，名不正言不顺地谋得左庶长一职。左庶长掌握着秦国的军政大权，实乃肥缺。商鞅得此美差，引来各种不服。于是，这小子开始了翻天覆地的折腾。第一招，营造宫殿，豢养君主，设立郡县，中央集权，哄得秦孝公乐不可支。第二招，废除“井田”，夺其俸禄，将一干贵族折磨得精疲力竭。第三招，实行连坐，鼓励百姓互相检举，让那些对政府不满的家伙彻底闭嘴。这三记组合拳彻底将秦国上下彻底打蒙，谁也无暇顾及这个小痞子了。

完成进入权力中枢的第一步后，商鞅紧接着以收复失地为诱饵，唆使国君发动对魏战争。而他自己则以战争之名，完成了从左庶长到大良造的华丽转变。左庶长只能代表个人权力，虽可过问军政大事，但仍需事事听命国君，处处受制于王族势力。大良造是一个组织机构首领，相当于现代国家体系中的政府首脑,具有任命官吏，全面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完全不受王族制约，甚至可以牵制国君，这也就是为何赵高敢于当着秦二世的面，在庙堂之上指鹿为马的原因。

至此，商鞅不仅帮助国君完成了中央集权，也顺理成章了实现了个人权力的最大化。

魏国听闻秦军杀到，派遣大奖公子昂率兵迎敌。两军摆开架势后，痞子商鞅自知不是对手，以故交之名写信给公子昂，忽悠对方前来商谈结盟事宜。公子昂欣然前往，结果中了商鞅的奸计，被其所擒。魏兵因无主帅，大败而归，这就是商鞅同学为秦国干的唯一一件实事。这等龌龊招数，不是痞子，怕是干不出来。

商鞅在秦国上马统兵，下马治民，甲胄护卫，前呼后拥，尽享荣华。然而，好景不长，秦孝公辞世后，太子即位。积怨颇深的商鞅自知大事不妙，匆匆逃命，但封国里的百姓因畏惧连坐酷法，没有人敢收留。商鞅终为秦国兵马所擒，车裂而终。在此之前，赵良曾劝他见好就收，言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可惜的是，痞子商鞅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商鞅虽坏事干尽，却颇得后人赞誉，原因他施行法家，绝不徇私。商鞅两度处置公子虔的事情，一度被传为美谈，但在今天看来，实在是有待商榷。

公子虔虽然是贵族，但却并不是一个罪大恶极之人。变法之初，在秦军中威望极高的公子虔主动交出兵权，拥戴商鞅接替自己继任左庶长之职。可以说，公子虔是商鞅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商鞅对这样的人施以割鼻子这样的侮辱性刑罚，让人实在难以理解。

那么，商鞅为何要抓住公子虔不放呢？真的是为了推行法家思想吗？当然不是。分析当时的情况，我们不难揣测一二。

公子虔在秦国领兵多年，军中将领多为其故旧，在一众贵族中，他是唯一可以对秦孝公产生威胁的人，商鞅处置公子虔难脱向秦孝公献媚的嫌疑。此外，商鞅推行的政令遭到秦国上下一片质疑，处置公子虔，名为给新法正名，实则是巩固商鞅的个人权力，堵住悠悠之口，可谓一箭多雕。可怜的公子虔就这样，不明所以地成了痞子商鞅前进道路上的炮灰。

我们必须明白，春秋法家与与现代法治没有半毛钱关系，商鞅的法家与孔子的儒家并无二致，他们都是服务帝王个人的驭民之术，在这样的背景下，诸子百家虽然各有主张，但有一点却出奇地一致，那就是希望老百姓愚蠢一点，即所谓愚民易统。而现代法治的核心是民主建言，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推行，是保障公民社会的规范性契约。所以，商鞅不是什么法治的鼻祖，而是打着法律幌子的小痞。

继商鞅之后，汉之张良，虽素有美名，但却实在是中国古代史里的第二大痞。以张良的地位，虽难当权臣之名，但他对汉朝的实际影响力却超过了任何一个臣子。

张良本为韩国贵族，早年散尽家财，以刺杀秦始皇，光复韩国为人生理想。但真正到了秦始皇的车队前，却丢下大力士，自己一个人抱头鼠窜。

秦二世继位后，天下大乱，张良趁机拥立韩王成筹建韩国，韩王成本无真才实学，一应事务全部仰仗张良，悲哀的是张良并没有光复故国的打算，韩王只是他虚晃一枪的权宜之计。《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多次向刘邦献计解围，但他却从未替韩王真正做过什么，即便韩王为人所杀，张良依然不为所动。

张良在刘邦成事以后退隐的美谈，这得感谢司马迁同志。司马迁乃西汉史官，对张良这样的开国元勋难免有溢美之词。

《史记》载“后八年卒，谥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即刘邦死后八年，张良去世，谥号文成侯，他的儿子不疑接替了他的爵位。这也就是说，晚年的归隐不过是他实现子承父业的一种手段而已。但聪明一世的张良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去世仅仅五年时间，他的儿子就被以“不敬”之名剥夺了爵位。

关于张良早年在桥上遇见黄石老人，并获赠天书的传闻，细想来也更像是杜撰来的。所以，就连对其颇有溢美的司马迁也质疑道“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至于后边这句“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则更像是司马迁为自己的书能传之后世的开脱之词。说到底，司马迁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对当朝元勋这段奇遇是持保留态度的。

如果真是这样，张良引用天书向刘邦献计的行为，怎么看都像是欺世盗名的痞子行径。

中国古代史上第三个痞子生于大唐盛世，名叫房玄龄。房玄龄同志的公开职务是当朝宰相，但他还有其他身份，他的女儿嫁入皇家，他的儿子娶了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从高阳公主嫁入房家后与和尚辩机私通一事窥测，“房李联姻”难脱政治婚姻之嫌。这恐怕才是房玄龄在初唐时期政治常青的根本原因吧？

纵观房玄龄同志的一生，早年为功名而忙碌，在乱世中为谋生而投奔李家集团。天下初定，又直接参与了调唆主子逼父杀兄，承袭大统的罪恶勾当。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个人荣誉，因为只有主子上位，自己才有可能显贵。房玄龄的一生都在夹着尾巴做人，却在临终前“斗胆”向皇帝进言，要求停止征讨高丽的战争。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他想要自己的儿子富贵长远。因为，就在房玄龄上表之后，他的儿子立刻就获得了封赏。

谁都知道，房玄龄同志有个脾气火爆的虎妻，在普通百姓三房四妾的时代里，房玄龄却连皇上赏赐的美女都不敢带回家。究其原因并结合房玄龄同志的一生分析，怕也是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维护光辉形象所作出的牺牲吧。

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如上者不胜枚举，三国之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李纲，明之张居正皆为痞子之流。因篇幅所限，笔者不再一一赘述。这些人虽留有美名，但诸君试想，在政治斗争残酷的封建独裁官场政治中，他们为何权倾朝野，屹立多年而不倒？

我华夏民族从来都是一个具备贵族血统的国家，但在漫漫的封建王朝更迭中，堪称贵族的实在没有几个。因为真正具有贵族血统的英雄或为国赴死，或舍弃个人荣辱，匆匆湮没，如战国之荆轲、屈原，汉之李陵，宋之岳飞，明之袁崇焕。

但在痞子的逻辑中，他们不识时务，冥顽不化，故而横遭厄运。此风传到民间，终成欺世盗名，见风使舵之痞子习气，个人功利凌驾一切，朋友被出卖，爱情被玷污，亲情被践踏。从这个意义上说，权臣的痞子习气比君王危害更甚。君王藏于宫墙之内，其行为举止难以为人们所察觉，但权臣招摇过市，流毒民间，是为大患也。但在痞子成精的王朝游戏中，精心雕琢过的历史把权臣们一个个地变成了贤士能臣。

痞子行为变得理所当然，标榜史册，垂范万世。而贵族被逐渐遗忘，归于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