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有这样一个地名印象深刻,香港四季酒店,剧中称作“望北楼”。“望北楼”顾名思义,在这里望着北方,等待归期。这家位于香港岛中环金融街8号,是大陆富豪的避风港。因为熟悉的官员涉腐,只得仓皇之下远避香港,下榻在四季酒店。这是有归期的,所以称之为望北。在历史上,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没有归期的,即便望北,也很难再返北了,这群人和这些事,被这样一个词所概括:“大逃港”。
李易安有阙词中写道,“空梦当时,认取长安道”。长安道已成为空梦,对于大逃港的人来说,又何尝不是?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提到,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偷渡外逃共约56万人次,逃出14万人。所谓民渡官也渡,据不完全统计,至1978年,深圳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甘愿抛弃家国,来到当时来说,还属于他乡,还被异国强占的土地?一则是,经济当时的差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当然在个人和家国之上,这是又一个优先级的。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第一要务就是发展,发展首先在国家工业,那对于人民来说,能吃饱饭就很不错了。相对而言,港英管辖下,资本主义早已在这座维多利亚港扎根。狮子山下,人们不用考虑发展香港,免受战乱的地方保存了足够的实力,人们只需考虑自己的生活。对于内陆来说,香港一开始代表着好的工作机会,能赚更多的钱,又只一岸相隔,是最好的选择;二则是,国内条件的恶化。过高的要求导致精神上迅速膨胀,带来的必然是肉体上的折磨。三年自然灾害,然后文革,喊口号不能解决肚子问题,只能靠行动来解决。这一点,邓小平同志77年提到过,原话是:“生产生活搞好了,就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三则是,这是最好的选择。很多选择这样做的人,在香港有亲戚可以投靠,只要一入港,哪怕弹指弹丸,也算有了立足之地。
那大逃港的困难又有什么?当时有这么一句话,把参加大逃港的人称之为“督卒”。象棋中的规则大家都知道,卒是不能后退的。以“督卒”相称,意为有去无回。一则是,行为性质的定义。若放在现在,也就算是偷渡,而在当年意识形态强烈的年代,政策稍严,恐怕行为就定义为叛国投敌,因此第一层危险来自于内部。二则是,香港方面的管制。港英政府当时做了很多限制,具体不再详列,政策松的时候,允许有亲故者,前来投奔。或者不被抓住,就不再遣返。政策严的时候,往往即捕即遣。三来,正如很多偷渡行为一样,偷渡客成为蛇头以及当地帮派压榨的目标。
然而,自己听到的天堂,只是人家随口一说的乌托邦。香港电影《打蛇》里,片尾仅有的一位逃脱警方追捕的偷渡者到达钻石山后,发现这里并不是自己听说的满山钻石,而只是一个破旧的山村时的悲鸣,令人印象深刻。
实际上政策的晴雨表,却因为历史形态的缘故,有诸多变故。大逃港,深深触痛当时广东的两任主政者,陶铸和习仲勋。前者大放河口,冒着政治风险悲天悯人。后者为了解决逃港之道,冒险搞活经济。后来,作家陈秉安回忆道当年采访习仲勋的场景,说习仲勋了解情况后意识到,老百姓是用脚在投票。
如今,香港已经回归20周年,这座东方之珠的城市不再是内陆人曾经最羡慕的地方,大逃港也不会再发生。休戚与共,随着京港澳高速的畅通和京港高铁的即将完工,这座美丽的维多利亚港,将站在新的起跑线上,与中华协手,同呼吸,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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