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史学家研究唐史，未尝不叹息中晚唐时期宦官专权，祸乱朝纲。宦官集团之所以能专权，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神策禁军的指挥权，于是史家们便归罪于唐德宗，正是他首开宦官担任神策禁军主帅先河，才导致宦官之祸。但细看神策禁军发展史，便可得知重用宦官并不是唐德宗昏庸，而是处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无奈选择。
哥舒翰为抵御吐蕃入侵而设立神策军，安史之乱爆发后神策军回中原参与平叛，后因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于陕州救唐代宗皇驾有功而使之成为唐王朝的中央禁军，而鱼朝恩成为第一个掌军太监。唐朝皇帝一开始也不是不知道宦官专权的危害，所以唐代宗不久便杀掉了鱼朝恩，仍由将领统帅神策禁军，他的接班人唐德宗继位之初大概吸取安史之乱的教训，改由文官统帅神策禁军，但是泾原之变彻底改变了唐德宗的世界观，在那场兵变中唐德宗被迫逃离长安，而文武百官选择了各自逃命，一路上只有几名宦官忠贞不二拼死护驾，因此唐德宗总得出结论，文武百官都有家庭，无论平时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关键时刻还是优先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而哪些贴身的太监没有家眷，离开了皇宫反而无法生存，所以他们才对自己是最忠诚的。于是，回到长安的唐德宗毅然任命护驾有功的宦官窦文扬、霍仙鸣为神策禁军左、右中尉，负责统帅这只拱卫京师的部队，而在德宗朝神策禁军实力得到极大扩充，成为唐王朝最精锐的部队，也是中央压制地方藩镇的主要力量，而宦官势力也跟着急剧膨胀。掌握了权力魔杖的宦官群体很快展示出了强大的反噬力，唐德宗皇帝死后，他的儿子唐顺宗试图依靠文官集团从宦官手中夺回神策禁军的控制权，但是改革还没正式开始变遭到宦官集团的报复，不仅王叔文等人没落得好下场，唐顺宗本人也被迫禅位，不久后病逝。从此，神策禁军由宦官统帅成为制度，由于神策禁军掌握着首都和皇宫的守卫，皇帝的废立也操纵在宦官手中，宦官从此成为皇权魔杖上抹不去的油污。30多年后，唐文宗再次试图依靠文官集团，并利用宦官集团内部的矛盾来铲除宦官势力，但是在一场冒失的兵变中，唐文宗和文官集团再次大败，文宗皇帝沦为宦官傀儡，从此宦官彻底成为唐王朝骨髓中割不掉的癌细胞。
史家多有指责唐德宗“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为何不再擦亮眼睛再选贤臣良将？殊不知安史之乱已经打破了皇帝与节度使之间的政治平衡，在掌握地方军政实权的节度使眼中，皇位再不是遥不可攀，面对巨大的权力诱惑，能如郭子仪那般保持绝对定力的人屈指可数，唐朝之后的五代乱世，皇权更替无不是因地方将领起兵谋反。在这种情况下，要皇帝继续冒着丧失皇位甚至身家性命的危险去信任武将根本是痴人说梦。或者问，李唐皇帝为何不像赵匡胤那样“杯酒释兵权”，进而改革国家的军事制度，让“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从制度上限制武将谋反的可能，然一项新制度的诞生需要长时期的酝酿，且需要合适的推行时机，赵匡胤本就是出身行伍，手下将领多是他栽培出来的，他本人在军队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所以他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进军事改革。李唐皇帝多生于宫廷，长于太监和宫女之手，哪有魄力推行铁腕改革。
所以，唐德宗皇帝任用宦官并不是昏庸的表现，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身边几个宦官确实忠诚于他，从长远看，宦官毕竟是肢体不健全的人，没有子孙后代，在官民眼中是不配当皇帝的，一旦他们登九五之尊，他们就会受天下人攻击，必败无疑，相对于将领，他们对皇权的危害是较小的。这一点是不错的，虽然自唐顺宗以后，宦官掌控了皇帝的拥立大权，但是他们却从不敢取而代之，即便是唐文宗沦为宦官傀儡，但是宦官集团也不敢行废立。因此重用宦官让李唐王朝国祚苟延残喘100多年，倘若早将神策禁军交付文官或是武将掌控，则李唐王朝恐怕要提前百余年退出历史舞台了。
军权总要人掌握，宦官皇帝的臣下，由他们掌握本也无不可，问题在于宦官身体不健全，心理不健康，缺乏远大的政治理想，掌握权力只是为了更多的攫取财富，好好享受有限的人生。他们长期掌权会严重破坏国家政治生态，必导致国家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进而激起民变，以至政权沦亡。唐朝中后期时常出现“债帅”，一些官吏先是倾尽家财贿赂宦官，从他们手中买得节度使官职，上任后就是拼命喝兵血，搜刮治下百姓，以加倍弥补之前的付出。李唐王朝的生机也在百姓的苦难中丧失殆尽，最终在黄巢起义的冲击下，李唐皇室和依附在他们身上的宦官集团也灰飞烟灭，成为历史的尘埃。
从泾原之变到唐朝灭亡，历经120余年，这120年里宦官专权导致吏治腐败，百姓饱受压迫之苦，这是宦官专权最大的祸患。从今天视角来看，李唐皇帝倘若能够开明大义，哪怕江山易主也不受控于家奴，百姓或许能免除这120余年的苦难，但是在封建“家天下”的社会里，想让皇帝主动放弃皇位无异于天方夜谭，因此唐朝末期的宦官专权是封建地主阶级围绕皇位争夺矛盾下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历史绕不过去的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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