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宝弄来个装压岁钱的新式武器，像保险柜一样，要输入密码才能打开。顶部有验钞灯，钞票验过真伪后，从上端的插口缓缓投入。
他把这个新式武器搬到我面前，将各项功能一一演示，很开心。
我说：“这玩意儿确实不错，但你也别太得瑟，这年一过，里面的钱还不是归了你妈妈。”
“现在有法律保护。”大宝又爆出一个新式武器。
“法律保护？什么法律？”
“共青团少工委制订的，老师在课堂上念给我们听：压岁钱归孩子本人保管和使用。”
商家开发出这样的钱罐子，一点都不稀罕，瞄准妇女儿童的商品日新月异，好赚的钱不赚白不赚。
专门出台一个管压岁钱的法律，倒是令人耳目一新。
过去农村有句谚语：“大人望做田，小孩子望过年。”过年是什么？对孩子们来说，就是穿新衣，吃大肉，放鞭炮，压岁钱。随着社会的富足和文明进歩，这年事四大件的前三件，已日渐淡化，唯有压岁钱常盛不衰。
给孩子发压岁钱，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但是发压岁钱的形式和内容，却在不断的更新换代。
记得我们小时候，压岁钱是父母发，而且只有一份，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以及其他亲戚，都不会给压岁钱。额度也小，是两角的纸币，淡绿色的那种，用写门对剩下的边角料红纸裹着，年三十吃过年饭后发到手，然后欢天喜地地放在香火台上，用火柴盒或者酒瓶子压着。大年初一早晨，在开彩门的鞭炮声中，直奔香火台，掀开一看，咦！压岁钱不见了！父母神秘地一笑：“岁压住了，又长一岁啦！”长大后想明白了，钱又回到父母腰里，那两角钱当时可以称二斤半盐呢。现在想想，可惜了，那两角浅绿色纸币要是积攒下来，发大财了！
改革开放之初，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手中有了点钱，压岁钱也随之进入元时代。但也绝不铺张，一般都是包2元、5元，至多10元。
随着乡镇企业崛起，城乡经济进一步活跃，压岁钱也开始膨胀起来，逐步突破百元大关。本地一位做蜂蜜的企业老板，过年时给两个儿子一人发了1000元的压岁钱，惊掉了许多人的下巴。
发压岁钱的人从单一的父母延伸到所有上门来玩的亲戚，时间也从年三十扩展到整个春节期间。
近几年，突破千元的压岁钱已经见怪不怪，寻常稀松。一个年过下来，孩子们手中集聚上万元的压岁钱比比皆是，以至于出现了“压岁钱经济”这一新概念。
但对于多数孩子来说，压岁钱经济只是个泡沫经济，年一过，悉数被父母没收归零。
我家大宝的压岁钱，他奶奶为了维护他的权益，两年前就在银行为他办了个存折，希望能够专款专用，但是扺不过父母的急事急办，也成泡沫了。
但愿这回有法规管着，能够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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