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宗:善人,天地之纪也

作者: by一苇 | 来源:发表于2018-03-14 23:34 被阅读9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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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明先生在晋国大夫伯宗被“三郤”谮杀后,回顾了伯宗的妻子先前在伯宗每次上朝时,一定要叮嘱劝诫他:“‘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先生喜欢‘直言’,必然要带来祸难。”

    伯宗往往只是笑笑。

    其实,伯宗的自信还是有缘由的。终晋景公一朝,有“知人善用”和“容人雅量”的景公,不仅成就了伯宗“贤而好直言”的美誉,还在“谏止攻楚”和“必伐赤狄”两件国政大事上力排众议,坚定支持了伯宗。丘明先生也不吝笔墨,作了详尽记述。

    鲁宣公十四年(前595年)秋,挟“邲战称霸”余威的楚庄王公然在遣大夫申舟出使齐国而途经宋国时,不向宋国借道。宋国执政的右师华元以为“过我而不假道者,鄙我也”,杀死申舟。楚庄王为之大怒,尽起三军攻打宋都睢阳。

    第二年春天,宋文公派大夫乐婴齐到晋国求救。作为“清丘之盟”的盟友,晋景公希望即刻出兵救援,伯宗却出面进行了劝阻,理由是“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为后世留下了“鞭长莫及”的成语。

    伯宗没有明说晋国在邲之战、伐郑之战中两败于楚国,接连使郑、许等国背离晋国而加盟楚国,因此对于楚国锋芒不可轻犯。他选择从“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谈起:

    “俗话说:‘高高下下,都在心里。’是如河流湖泊,就要容纳污泥浊水; 是山林草野,就要藏匿毒虫猛兽; 是美玉,就一定隐匿斑痕; 是国君,就得忍受耻辱。这些都是天道,不可轻易违反。”

    对于“正在得到上天保佑”的楚国,他的建议是“君其待之”,静观战事之变。

    晋景公尽从伯宗的缓兵之计,派大夫解扬赴宋以“晋师悉起而将至”稳定宋国军心。解扬以“义无二信,信无二命”不为楚庄王威逼利诱所动,大义凛然完成晋君使命,留下了“解扬守信”的美名。而宋师也在华元与楚帅子反“坦诚”相见后,得楚师罢兵而解围。

    同年夏天,赤狄中最强大的潞国权臣酆舒逼迫国君绝晋之好,并诬杀晋景公的姐姐伯姬,打伤伯姬丈夫潞子婴的眼睛。晋景公怒不可遏,便欲立即发兵讨伐潞国,众大夫一齐以“酆舒有三俊才,不如待后之人”劝谏,还是伯宗站了出来:

    “必伐之!”

    他认为狄人有五大罪状,“俊才虽多,何补焉”:

    “不祭祀祖先,一也;嗜酒群饮,二也;强占黎侯国土,三也;杀我伯姬,四也;伤潞君眼睛,五也。”

    他指出,“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以此灭亡,就是例证。这就如同天违反时令则为灾,地违反物性则生妖,百姓违反道德则起乱。祸乱起妖灾生,若酆舒仅仅依仗俊才而不施美德,反而更加重了他的罪过。

    其实,伯宗之论还在于他始终站在晋国长远利益的出发点上。从晋献公到景公在位的近百年间,赤狄与晋国的冲突从未间断。晋成公时为了与潞国表示睦邻诚意,通过伯姬与其国君潞子婴和亲换得的暂时安宁,却又遭到了酆舒的破坏。伯宗反问,如果错过战机,不罚有罪而“待后之人”,等其继任者敬奉德义、奉事神明而巩固了国家,到时还能寻到攻伐赤狄的理由和机会吗?

    众人无言。晋景公派大夫荀林父兴师问罪,在曲梁大败潞军,随之杀掉逃到卫国的酆舒而尽灭潞国。第二年,晋将士会又伐灭甲氏、留吁、铎辰,到前588年最后击溃赤狄余部,将赤狄统归晋国疆域,彻底清除了赤狄侵扰。

    伯宗对晋景公的“直言”还有一次。那是鲁成公五年(前586年)梁山崩塌,伯宗将在被景公召见途中,路遇的一名押车人的“国君应取消娱乐活动而‘着素服、乘缦车、撤音乐、离寝宫’、向山川之神祭祀玉帛、太史按礼宣读祭文”建议,以告景公。景公欣然“从之”。

    而至于伯宗之“贤”,丘明先生记述了另一件事。前585年,景公“虫牢之盟”后欲再次会盟诸侯时遭到宋共公的回绝,命大夫伯宗、夏阳说领兵会同卫、郑两国及伊洛、陆浑、蛮氏之戎的军队进攻宋国。联军入宋却遭到宋军顽强抵抗,夏阳说对于无功而返不甘心,欲偷袭未加防备的卫军,希望多抓一些卫军俘虏回去以减轻未克宋军的罪责。伯宗断然拒绝:

    “不行。卫国因为相信晋国,所以军队驻扎在郊外而不加防守,如果趁机袭击他们,这是丢弃信用。多抓几个卫国俘虏,却让晋国失去信义,还能凭什么去获得诸侯的拥戴?”

    遂号令军队回国。

    然而,伯宗以此等“贤而好直言”,到晋厉公时期却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

    其时,郤氏家族郤锜、郤犨、郤至形成权臣集团而主掌军政实权,号称“三郤”。伯宗作为郤氏旁支,却为卿族一家独大之害,屡次向晋厉公进言“郤氏族大势盛,应该稍抑其权”。而晋厉公不但没有采纳伯宗的谏议,反而把伯宗的话泄露给“三郤”,终至伯宗被“三郤”以诽谤朝政之罪谮杀,应了妻子那句“子好直言,必及于难”之谶。

    另一个晋国政治家、“为人不党”的韩厥韩献子,则由此判定郤氏将不能免于祸难:

    “善人,天地之纪也。”以伯宗如此之“善”犹且骤然加以谋害,(“三郤”)不亡何待?

    苏仙东坡在其《三槐堂铭》中,例数“厚施而不食其报”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祐植下三槐,到他的儿子魏国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时荣任宰相,享受福禄荣名十八年,从而得出“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而伯宗,在晋景公时以“贤而好直言”闻名于世有功于国,却在厉公时同样以直言劝谏遭“三郤”忌恨而被谮害。其逃到楚国的儿子伯州犁,虽颇懂“上下其手”之术,亦未逃脱楚灵王的捕杀。倒是伯宗的孙子嚭,从吴王阖闾到夫差时一直担任作为执政之卿的太宰,吴灭后又为越国太宰,虽在品格、学识、谋略等方面远不及伯宗父子,却声名显赫平安终老。

    “善恶之报,至于子孙”——以苏仙的话——“则其定也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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