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是一个传奇。
他于1888年出生于上海，广东香山人士，家境贫寒，自幼体弱多病，并且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十一岁时才入私塾，因家庭变故几进几出，断断续续读了五年，自此就再也没入过学校读书，但不论在校还是休学期间一直勤勉自学不辍。到了十七岁时他在一所英文学校读书，因学业拔尖而被该校的英国教师提携为助教，并得以翻读该老师私藏的上千册英文典籍，眼界大开。十八岁时在另一家英文学校“益智书室”任唯一的正职教师，同时给一百多位学生教授英文和数学。数月后又赴“中国公学”任教，学生中就有胡适。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
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们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时虽不大能说英国话,却喜欢分析文法的结构,尤其喜欢拿中国文法来做比较。
到24岁时，王云五又分别受孙中山和蔡元培邀请，同时担任任总统府秘书及教育司科长，又兼任大学教授。后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等职，在商务印书馆耕耘四十年，编辑出版《万有文库》等大量影响巨大的图书，主编《王云五大字典》，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等，对中华文化事业的发展可谓厥功志伟。1979年病逝于台北，享年91岁。
没有学历文凭、只在学校零星读了几年书，却成了一代大家，著作等身，成就卓著，桃李满天下，王云五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在他八十多年的读书生涯中，又到底用了什么样不同寻常的读书法门呢？对此，我专门做了一番探究，并初步总结出了王云五成才中最重要的四个方面：
一、坚持自主和顽强的自学
王云五先生特别主张学习要有自发主动的动机，要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说一个人自学的动机不外乎两种，一是求知欲，二是“由不能顺利发展求知欲的反应”。人天生就有求知欲，小孩子都喜欢问十万个为什么，可是随着年岁见长，求知欲往往越来越式微，这其中和老师的作为颇有关系。王云五先生认为，小学或者中学的教师，如果对学生期望过严、逼迫过紧，则会把学生的求知欲压制住，让学生以为学习不是内心所系的乐趣，而只是满足外界强力的要求。所以学校教育，如果处理不当，就会起到压制学习兴趣的反作用。这番见解，和当代心理学的观点颇为一致，即强调“内在动机”是驱动人持续努力的第一要素，而非“外部动机”。
王云五先生认为学习贵在自主笃行，作为教师也需明确此点。他说：
教育之道有如领导儿童走一条新路，尤其曲折崎岖的路径。如果每次走这条路都由领导者在前走，或由领导者与儿童并肩而行，使儿童亦步亦趋，那就虽经多次的领导，一旦失却领导恐仍不易认识路径。反之在领导了一次以后，即时儿童在前走，领导者尾随于后，到了三叉路口，让儿童就其记忆与常识自行抉择，如有错误始予矫正……
也就是说，大胆让学习者自行往前走，教师只做初期的导引和一旁的指正，在王云五先生看来是最合理不过的教育路径了。例如他他主张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可以让学生就某一主题开始研究性的阅读，这个主题可以是老师帮忙拟定也可以自选，而主题确定以后，之后的搜集、查阅、研读资料的工作，均应由学生自行完成，这才能使学生体会到读书之乐趣，知识和能力的增长也最为快速。
王云五先生读书特别顽强，少年时读私塾，因家庭变故，最长连续读了不到一年半，短的只有七八个月，期间均相隔半年以上，但每次休学与续学之间，他都功力大进，盖因抓住一切时间自行读书的缘故。这种经历也磨练了他的意志，奠定了他一生得以大成的精神根基。所以他在《八十自述》的序言中写道：“从小藉苦斗而养成之习惯，对任何挫折，悉视同命运予我之试验，而以解决难题为无上之自我报酬。职是之故，任何逆境不足以陷我以消极，转因‘听之于天’与‘求其在我’之两种观念，往往峰回路转，别入新境。”
王云五先生的勤勉以及对书的痴迷让人叹服，他数十年来保持始终如一的生活习惯，每天晚上八九点入睡，凌晨四五点钟起床即投入工作或阅读。并且即便工作再繁忙，他也要每天抽出至少四小时来读书，雷打不动。他说：“一个人只要志愿读书，断没有腾不出时间的。”除了时间上的投入外，王云五先生读书不仅不喜走捷径，而且还偏偏往难处走，比如他自学数学时，对数学教材上所列的题目，特意不去读其解题过程，而是一定要自行演算解答，得出结果后再与书上结果比对，如果自己算错了也不立即查看书上所列步骤，而是旋即重新演算，直到正确为止。这也是王云五修学过程中一直秉持的原则：“凡事非经过自己最大的努力，是不应遽行借助于外力的。”
由此可见，王云五先生是以多么专注、严谨和迫切的精神投入学习之中，这种精神是他一切成就的前提，其通过长期试错所摸索出来的读书方法也是以此为基础才有施展的可能。
二、力求精确
王云五先生认为，读书的方法因书本身的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总体来看，读书的方式可分为四种，分别为：闲读、精度、略读和摘读。其中闲读是出于消遣的阅读，例如一般人读小说即以闲读的方式即可；精读即指反复、精细的阅读，通常指对经典名著以及其它特别有价值的作品的阅读；略读即快速阅读，对一般价值的书，快速读过以了解大概或采摘到知识要点即可，一目十行、囫囵吞枣皆可；摘读是指，有些书只有其中某些部分对自己有用，那就只挑那部分读就可以了。
王云五先生用力最深的当然在精读上。他认为凡精读必须做两件事，一是勤查字典词典，二是编制卡片。其中前者尤显其对“精确性”的注重。他认为，中国字多形声字，这虽然便利了辨识新字，但也造成了对部分新字的误认，猜错读音和字义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不勤查字典，那么学习者就会一直保留着这些错误无法校正，从长期来看是学习之大患。对于词的理解也是如此，如果对于一些新词只是通过组成字的字义来猜测，望文生义，也会发生误解。所以他提倡：“对于精读的书，为彻底了解其所含蓄的意义与理想，首须对于每一字每一词均有确切的认识。”
勤查字典的做法，恐怕多数人是不乐意的。因为查字典耗时耗力，降低了阅读的速度，增加了学习的负重。可是王云五先生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查字典不仅不是“减速”，还是“加速”。因为一个生字或是生词，总不免会见到多次，如果第一次遇见就查字典而确认其含义，那么之后遇见时就不必再起疑惑，径直读下去就可以了，所以总体来看是节约了时间的。而如果一个人懒于查字典，那么每次都把疑惑保留下来，或者把错误的理解继承下来，那么长期下来，读书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
如果从现代“信息论”的角度来理解王云五先生所力求的“精确”，那么更可见其合理之处。若把人当作一个信息处理器，那么当外界的信息输入进来时，总是有一部分是有价值的“信号”，另一部分是造成干扰的“噪声”，所以要特别注意材料的选择。而在我们接收和处理信息时也会发生差错，形成新的噪声，如果噪声没有被有效鉴别，那么就会保留在头脑中。但人的知识系统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网络，如果错的东西被当成对的，那么以这一错的视角去看其他东西，就会变化成成新的错误，引起新的噪声。这么一来，旧的误解引发新的误解，旧的噪声激起新的噪声，形成连锁反应，那么一个人治学的大厦就摇摇欲坠了。
所以王云五强调在疑惑甫一出现时就查证权威资料，便是堵在了源头，在噪音进入头脑的关口上及时加一道安检仪。这样便可保头脑中知识的清楚无误，为长期的读书积累扎实奠基。
三、善作比较
比较式的读书法是王云五先生治学的一大利器。他认为“比较”是科学方法中之一种，并可与其他科学方法并用：“就相似与相异诸点作观察，并辅以分析与综合，实为获取任何一种知识的初步”。可一般人读书，并不大懂得比较，因为想来也是，一本书就是一本书的样子，每本书都不一样，哪来的比较呢？可是王云五先生却不这么认为，几乎学每样东西，他都能找到比较的方法。
比如读古书时，由于很多古书常常有多个版本，所以他就会把多个版本找来比对阅读，阅读史书时更是不仅读正史，还将稗史、野史、笔记及其他私家著述全部搜集而来以作比较；而在学习自然科学类的科目时，他会就同一科目找来两种相同程度的课本，相互参照阅读，而在演算做题时，他会把自己的解题方法与书上所列的方法进行比较，以分析何种更为先进；阅读英文社科名著时，他会找来上佳的中译本来对比阅读，这样既加深了对英文原著的理解，对中文的运用之妙也有更深的体会；若是阅读法文或德文的名著时，他又会找来对应的英译本来作比较，这样对法文和德文的学习就会快速很多，比如他学法文时从略微可读法文开始，就以这种方法去读雨果的法文原著，提升很快。
王云五先生更令人叫绝的比较读书法，是用来回翻译的方法来学习写作。且看他的自述：
我读外国文名著时，认为某一段有精读而仿作之必要者，于熟读数次以后，往往将该段文字译为中文，经过了一星期左右，则就所译中文重译英文，译时绝对不阅英文原文，译毕始与原文比对，于文法有错误者即查照原文修正，于文法无误而用字遣辞不如原文精练者亦参酌修正。这样一来，我对于英文作文便无异获得一位无形的优良教师。
这个过程有两次翻译的动作，先是将英文名著中的精选段落翻译成中文，然后又回过头来，将自己译的中文又译成英文，这样就有了可资比较的 A、B 两个文本，然后通过比较就可以非常有针对性地发现自己写作中的不足。
王云五先生的这个方法也与当代学习心理学中的主流观点颇为契合。当代学习心理学认为，学习提升的最好方法是做相当难度的练习，并从练习中获得高价值的反馈。但是一个人练投篮，进或者不进，总是有立即和明确的反馈的，但是写作的练习，却无简单的标准可寻，若身边无高人手把手传授，那么你写得好还是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你又如何得知呢？而这个来回翻译的方法，以经典的英文作品为范本，同时又能摆脱对英文原文的记忆（搁置一星期）而仅凭自己身手创作，因为既保证了练习的难度，又能得到高质量的反馈，可谓绝妙的设计。
四、重视体系和结构
除了比较的方法之外，王云五先生读书的另一个过人之处，是特别注意书本的体系和结构，这一点有多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了解一个领域中知识材料的分布，具体说，就是学习“目录学”。王云五先生谈自己学习国学的经验，首先用到的是“高处俯瞰”的方法，他打比方说，“任何人到了一个新地方，最好先乘飞机，在这新地方的空中环游俯视，如此则整个城市或区域，好似一幅福大的地图展现于眼前”，这比“诸日在大街小巷散步”也好得多。而目录学正好则给了他这幅地图。他研习国学，就是从目录学入学，参考诸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来进行阅读。后来，他创建东方图书馆，把中文图书也按照西方的编目方法进行分类整理，统一了中文图书分类法，也是他循着这一理路，所践行的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二是指需了解书的背景知识，王云五先生称之为“明体”。“明体”包括三个方面：该书所属的学术流派，作者的立场以及成书的时代背景。通过了解这些书后的背景知识，可以帮我们从整体上去把握书的脉络。
三是指明确书中的内容结构。他在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时，会边读边做笔记。并且这个笔记的形式是比较特殊的：表格。通过表格，将书内的大量信息结构化和系统化，还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书读完的同时表格也就做完，于是全书的知识就都呈现在表格这个系统里面了。
不仅如此，王云五先生还强调阅读书后所附的索引。一本书的索引，通常是对书中所提及的重要概念、理论、人物、事件等按序列出，并注明每个词条在书中出现的多处不同的页码。这样一来，读者要了解书中某个特定的事项，只要查到该词条然后跳至相关页面即可。而王云五先生善于利用索引，是因为深得索引的好处：“对于同一标题的资料散见于本书各章各节者，读时，特别是读得太快时，往往没有把它们连贯起来，而翻阅索引后，不仅可以加强记忆，且有助于融会贯通”。我的理解，一本书的目录本就是书内知识的一种组织方式，但是知识的组织不是唯一的，索引则提供了另一种组织方式，两者的区别是，目录是线性结构，比较刻板，而索引的结构更能反应知识点的分散分布。一个学习者如果能同时从目录和索引两个体系入手来读同一本书，那么对书中内容的掌握必然是更为扎实和全面。
四是指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对此，王云五先生特别提倡制作卡片。他所说的精读的两个必要功夫，之一就是制作卡片。他说：
我平时读书所得要点，辄就其原有标题或自拟标题，一分记于小卡片上，附注书名与其所见页数。这些卡片各按标题的顺序排列，如此则许多书籍中同样标题的资料，都借卡片的作用而连串起来。以后随时有需参考，只须一检卡片，则凡经涉猎过的资料毫无遗漏。日积月累，这卡片多至数万张，无异构成一种最完备而切于实用的百科全书了。
上面这段文字其实包括了两个过程：首先是把书中的内容加以“碎片化”，将书之整体打碎，变成一则则的知识碎片，列于卡片的载体之上；其次是将碎片“重组”，通过合并、分类、组合，将卡片按特定的顺序组织起来，这样便架起了个人的知识系统。制作卡片这一碎片化的过程是组建个人知识体系的前提，如果不首先做碎片化处理，那么你看过的每本书，都有各自独立的体系，是无法融汇在一起的。很多人读书喜欢做思维导图来总括全书，可是思维导图所呈现的也是这本书自身的一个体系，不同书的思维导图仍旧是相互独立的，你仍然无法组建一个自己的知识系统。而王云五先生提倡的卡片法，才是更有价值的方法。
越是翻阅王云五先生的著述，我的崇敬之情便愈增一分。先生的治学极勤勉、极严谨、极扎实、极广博，当是后学勉力效仿的典范，只可惜当代青年中对先生了解不多，所以我不揣冒昧，以先生自述为蓝本，写出这篇总结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触动、有所鞭策、有所启迪。
延伸阅读：
1.《王云五全集（全20册）》，九州出版社。
2.《王雲五先生全集（全20册）》，臺灣商務印書館。
3.《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辽宁教育出版社。
（题图为本人摄于浙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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