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的邪教组织，这些组织成立的初衷基本都是为了敛财，当然也有的是为了权利。曾经还出现过这些组织去攻击朝廷的事情，大家所熟知的有白莲教，八卦教等等。
晚清时期有个邪教叫“一贯道”，其教义，杂糅儒、道、佛及耶稣教经典，宣称整个宇宙分“红阳”、“青阳”、“白阳”三期，各历一万八千年。目下正值“白阳”期末世，大劫将至，须得信奉“一贯道”，才能消灾免难。
他们还采用拉人头的形式，拉进来的人越多，自己的等级就越高，那么下辈子的生活就更好，这有点像传销。
1940年代是一贯道最为鼎盛的时期。其全国组织架构，设有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7大总坛，有上千个分坛。有学者估计，其教众有300万人以上！
抗战期间，“一贯道”将大量汪伪政权高级官员发展进入组织。如汪伪中央税警团团长李丽久、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汪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等等。
由于一贯道具有传销的形式，其教义本身如何，实际上并不重要。正如传销模式下，其产品质量如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竭尽全力发展下线。这种金字塔式的敛财体系，也恰恰是当日汪伪政府高级官员们乐意加入“一贯道”，成为教内高级干部的主要原因。
一贯道敛财名目极多，如捐钱办道、考财、度大仙、功德费、开荒费、坛主费、献心费、忏悔费、齐家费等等——投桃报李，以敛财为目的的教首们，亦可以投汪伪之所好，随意更改其教义，宣称“日本来中国是天数，来收恶人”。内战期间，甚至在教徒中散播“十八小子坐中原”之谶语，妄图渔利。
1946年，国民政府社会部联合内政部，曾公告各地要求取缔“一贯道”，并以“汉奸罪”对该教发起起诉。但在张光璧等人的活动下，起诉无疾而终。
新中国成立后，民警们在社会调查工作中，发现一些人家里建有一贯道的道坛，供奉“师尊”和“师母”，每日都有人前去叩首参拜。其中既有封建迷信思想严重没文化的普通群众，也有士农工商各阶层的人，有些还是有身份的人。
民警还看见，道坛所在的屋子里烟气缭绕，道徒和道亲对着“师尊”和“师母”像燃香跪拜。被称为“三才”的三个未成年孩子用被称为“扶乩”的把戏骗人。“三才”指“天才”、“地才”和“人才”。
“天才”用一个绑着的木棍在沙盘上写字，“人才”把写出的字念出来，“地才”再把念出的“神训”字写在纸上，要道徒拿钱来“行功”、“献心”，以免灾难，没钱的也不要紧，“舍身办道”即可。
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一贯道调查组，调查一贯道的罪恶行径，为国家制订取缔一贯道的政策提供证据。
正当调查组到处取证的时候，一贯道又放出了谣言：“鼓楼冒烟儿，八路军要颠儿!”这则谣言一时传遍北京城，每天傍晚的时候，大人小孩儿纷纷拥向鼓楼，观看鼓楼顶上的烟气升腾、弥漫，北京附近的天津、河北等地也有很多人闻讯而来看究竟。一时间，鼓楼附近人满为患，交通严重堵塞。
为了弄清真相，北京市公安局架起云梯爬上去察看，发现鼓楼顶上的“烟”竟是一大群小飞虫。经昆虫专家鉴定，这种喜欢扎堆儿的飞虫学名叫摇蚁，产于不流动的水中，喜欢在建筑物顶端聚集。民警把鼓楼顶的摇蚁捕来展示在鼓楼下让群众观看。《北京日报》也专门发表文章说明。谣言被戳穿。
朝鲜战争爆发后，一贯道变本加厉，益发猖獗，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起来了，美蒋军要来北京，八路军要完了”等言论。一些坛主还组织道徒练武，购买枪刀等，只待道长一声令下，进行武装暴乱，梦想复辟。
一贯道已经不仅是欺骗与陷害群众的封建迷信组织，更是一个与人民为敌、与政府为敌、与社会为敌的反动政治组织了，取缔它已成必然。
1950年10月10日，随着“双十指示”的发出，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方面分子的运动开始了。
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统一行动，先后逮捕反动道首381人，枪毙反动道首42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三才”663人，声明退道者178074人，封闭大小坛1283个。
经过这场斗争，北京的一贯道从组织上和思想上被彻底摧毁了。
当时一位外国记者写道：“共产党是一把铁扫帚，一扫帚把妓院扫光了，又一扫帚把一贯道扫光了。”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在海外以及台湾地区一贯道竟然还存在，依然有很多人信。不过他们内部也做了很多改良，与时俱进了，骗人的点子更多了，但其邪教的内核始终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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