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刘义短诗中的叙事

                                                  陈子弘

　　当下的很多诗人之间读对方的诗，不外乎就是感性地看一看，然后得出一些貌似很具体的描述与自己的日常经验的反应而已。如果仅仅只是感性地读刘义的诗，我们或许就错过了他的写作方式，错过了细致的读者对更多内容的要求，只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加诸于此，把手上的文本视为感性的、具体的、或明或暗的（某种程度上说是夸张的）抒情碎片过目即忘。普鲁斯特说过一句：每个读者在阅读时都是他自己的读者。文学作品只是作者提供给读者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如果没有这些诗，刘义也许根本就不会察觉到他自己的东西。站在读者这一边，他们自身对诗中所写的内容的认可，就是对作者与读者双向文学真实性的验证和确认。

　　从孤雁及骑手为主题意象的多首诗作中，可以见到刘义用了低调而不是高举高打的文本运行模式。这些诗作在叙事的层级上，作者的动机是要透过记忆对毁灭的揭示来抵御遗忘对毁灭的掩盖。低调其实本非很多人认为的是回归本源，毕竟诗人也不能高居文字之上，命令它们表达自己想要的意思，而是要栖身于文字之间，赋予文字自主的多义性。不管是《少女骑手》还是《最近的骑手》，骑手既是我们熟视无睹的平常角色，也是公众不知道的沉默而压抑，并有着巨大悲剧性和心灵创伤的普通人物。这些诗中叙事主人公的沉默以及创伤经历的压抑，可能永远不会被人看到。在我问及骑手及孤雁这些诗作时，刘义不无嘘唏。他谈及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导致工厂倒闭，他自己曾做过半年骑手的经历。他提到骑手与孤雁都是来源于他自己的真实经历和体验，是现实与自身的影像叠加，是实在之物。作者用低调的形式从沉默中恢复了这些个人的故事，否则这些故事或许根本就毫无诗学上的意义。面对苦难的现实，西蒙娜·薇依曾说承认苦难的现实就意味着对自己说：“由于无法控制的环境作用，我或会在任何时候失去所拥有的任何东西，包括那些与我密切相关的东西，而我认为这些东西就是我自己。没有什么是我不可能失去的，这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我是什么都可能被抹除，被任何最肮脏和最卑鄙的东西所取代。”薇依的灵魂深处意识到了这一点，刘义的一些短诗在文本上也同样呈现出来这一点。但不得不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与现实可能无法真正相遇并水乳交融，或者说并不能真切地切合现实，血肉关联的现实会消解我们的思考路径。

　　诗歌中的叙事实际上是对语言游戏的一种否定。不管是骑手还是孤雁，在这种否定形式中深刻地活着，然后彻底消亡。这是作者思考现实生活之外的生与死的句法材料，他为对自身形象的诗意填充留够了空间。作者并不否认（不过好像也未公开承认）这些叙事角色源于他的真实经历，但被放大若干倍并转换成了另外一个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代词的文学身份，这时候刘义就是所有的角色。他仿佛调用了自己的经验片段，由一个与他的真实身份和文学身份甚为相似（最多换一下性别）的角色演了一折又一折的折子戏。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若以现代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比如荣格心理学）做参照系，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只是另一个角度的身份假设，应该只是一个或几个面具，还无法完整构成立体的的人格，故还是不具有百分百的真实性。人格不仅仅是一个面具，而且比简单直观和感性的“面具”显示出的肤浅外表高级很多倍。刘义短诗中的叙事人格（这个算我生造的词）还没有完成从面具脱胎换骨，但很值得期待。真正的诗人能意识到前述这种不真实，同时希望自己的“输出”可以穿透面具，直抵读者灵魂深处，这或许是永无止境的劳作，或许永远都达不到终点。

刘义：江西诗人，现居宜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