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自然应该瞻前，但也未尝不可顾后。尤其在这样一个年头，适逢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百日维新过去两个甲子之际，似乎更应该温一点故。在我局限的视野中，只有“知识分子”公众号在辞旧迎新之时提到了一百二十年前那个戊戌，以“戊戌已至，变革从未停止”为题发表了新年贺词。
这篇贺词关注的不是戊戌变法本身，更多的是“变革”二字的意义。这当然非常重要，不过，我以为一百二十年前的那场变革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细细咀嚼的东西。我的历史知识非常有限，虽读过一些不同版本的近代史，但对戊戌维新这一事件本身并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思考。这个念头冒出来，仓促之间我也写不出什么，只能在书柜里翻出几本书，抄几段，权当作我个人对这段历史的一点重温。
1.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经渐渐感受到了西方文明之不同于中华帝国以往所经历过的一切冲击。社会主流虽仍是波澜不惊，但精英阶层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了或弛或徐的种种变革，其中以洋务运动影响最为深刻。然而洋务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洋务”只停留在器用的层面，没有涉及社会制度，更没有进行文化甚或宗教层面的反思。但不论如何，许多人已经感受到了这场变局之前所未有。
李鸿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说过：“时至今日，地球诸国通行无阻，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句话所包含的时代内容而言，可以看做是积两次失败之痛，中国社会反思的结果。因此，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谈时务、讲维新的人们，虽然行辈不同，但多以此立论，发抒千言万语，以表达自己层出迭起的改革主张。......
甲午一战，变局急转而为“世变之亟”。于是出现了公车上书——强学会——康有为历次上皇帝书——保国会——百日维新。这一连串事件，前后相接，构成了一场社会变动。它把中国的出路寄托在因势式以变之中，其锋芒已经触动了灵光圈里的“成法”。无疑，这已经不止近代化一小步了。随之而来的，是变与不变的矛盾空前激化，发展为一场带血的斗争。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p179）
2. 疾风骤雨
许多知识精英都感到不变不行，但至于怎么变却各有意见。维新派希望以疾风骤雨的雷霆之势在昼夜之间起沉疴于榻前，凭借光绪皇帝一人的支持对抗整个利益集团和文化惯性，挽狂澜于既倒。
来自全国各省的数千名考生（举人），悲愤交集，推举一位广东省的考生康有为当领袖，领导大家向皇帝载湉上书，要求效法日本的明治天皇，变法维新。专制政府等级森严，这份请愿书当然到不了载湉面前。次年（1896年）康有为已考取了进士，再向载湉上书，载湉仍然不会看到。不过以康有为为领袖的被称为维新党的知识分子们的呐喊，已掀起政治性的狂飙，成为十二世纪宋王朝大学生在被金军包围的首都开封，发动激烈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以来，第二次激烈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自强运动是当权官员发动的武器改良，现在是青年们发动的，要求政治改革。
......
本世纪（十九）最后第二年（1898年），古历的戊戌年，二十九岁的载湉，接见地位卑微的康有为。接着从四月二十三日起到八月五日，一百零三天中，载湉颁发了下列一连串严厉的诏令，实行公孙鞅式的变法。
一）科举考试仍保留，但废除八股文，改用议论体裁。
二）设立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各省原有的旧式书院（专门研究儒家的“四书”、“五经”，造就科举考试人才），一律改为现代化的中学、小学。并创办茶丝专科职业学校。
三）命满洲兵团全部改用现代化武器，用新式训练。并将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团，改为警察。
四）撤销叠床架屋的若干中央机构，如詹事府（皇太子宫事务部）、通政司（皇宫文件奏章收受处）、光禄寺（皇宫供应部）、鸿胪寺（属国或外国使节招待部、职权跟理藩院——藩属事务部重复）、太常寺（祭祀部）、太仆寺（畜牧部）、大理寺（最高法院，职权跟刑部——司法部重复）。
五）选派满洲贵族出国游历考察。
六）改良司法部门，改良刑事诉讼法，改革监狱弊端。
七）命各省出版农业丛书，奖励各种工商发明。
除此之外，康有为还建议载湉进行更激烈的下列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一）建立内阁会议制度，由皇帝召见大臣讨论国事（开懋勤殿）。
二）禁止妇女缠足。
三）请载湉率先剪去辫子，改穿西服（断发易服）。
四）请迁都上海，摆脱旧势力，在新环境中改革。
五）借巨款六亿元，改良军队，广筑铁路。
（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下册pp271-273）
3. 变政失败
至于变法为什么失败，历来史家多有讨论，归结起来，无非“操之过急”四字。但真的只是因为操之过急吗？缓就能成功吗？多缓才不算是过急呢？
这一个变政之失败，第一原因，在于他们当时依靠皇帝为变政之总发动，而这个皇帝，便根本不可靠。
光绪以四岁入宫，抚抱为帝，屈服长养于那拉氏积威之下。长日跪起请安，守家人儿子礼惟谨，满洲亲贵，乃至宫中宦寺，皆知有太后，不知有皇帝。光绪又体弱多病，易动感情，而机警、严毅皆不足。在内廷读康有为书如《波兰亡国记》、《突厥亡国记》等，至于涕泗横流。盖一软性富伤感而无经验阅历之青年，不足当旋乾坤之任。
第二原因，在于他们鼓动变法，一切超出政治常轨，而又并不是革命。......
第三原因，由于一时政令太骤，主张“速变”、“全变”，而无一个按部就班切实推行之条理与方案。......
第四原因，由于当时政治上旧势力仍相当浓厚，足以阻碍革新运动之进展。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下册pp901-904）
《国史大纲》是钱穆1930～1940年代为教书而写。凡写史总有一个绕不过去的悖论，写作时若离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太近，史料搜集固然相对容易，但反思往往容易流于肤浅且会有意无意受到各种“噪音”干扰，但若太久远历史的很多细节又会被湮没而无法考证。在钱穆那个时代的史观来看，书中的这个总结应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不过，如果放在一个大历史的背景下来考察，特别是对事件涉及各方加以人性的考量，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总结并不能很全面地解释变法失败的原因。以上四点总结，其中三点我都只抄了一个标题，只有第一点全文抄录了，因为这一点非常有加以辨析的必要。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对君主立宪的道路充满憧憬，因而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惋惜抱憾，而这些人往往把原因归到光绪自身的弱点。其实，不客气地说，换来任何一个皇帝这个变法都是不会成功的。
自从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来，中国历史即显示出一个定律，在士大夫政治形态下，任何变法和改革都不可能。以王安石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和崇高的宰相地位，皇帝赵顼又有绝对控制政府的权力，都归于惨败。康有为不过一个新进的小官——工程部科长（工部主事），要他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改变，失败自在意料之中。
变法运动中技术上也发生错误，包括载湉在内，维新党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他们不先谋求广大人群的觉醒，反而在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能控制局势之前，剥夺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因而树立太多的政敌。
（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下册p273）
柏杨这个议论里面有几个字很重要，在讨论王安石变法时他说“皇帝赵顼又有绝对控制政府的权力”。这句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历史上虽然皇帝在名义上高高在上，但多数时候皇权和相权处在一种斗争中动态平衡的状态，皇帝说的话对大臣并不总是一言九鼎，大臣很多时候是可以驳回的。尤其到了明朝，文官制度发展到极致，虽然朱元璋为保证后世子孙的绝对权力一上来就废了丞相，但有明一朝皇帝始终受到文官集团的打压、排挤、甚至被边缘化、被利用。总体来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政治到了威胁皇朝的地步，或是有励精图治的皇帝希望有所作为留名青史，皇帝是有发动变法的动机的。但常常不能成功，并不总能在皇帝自身性格上找到原因，更多的是由于变法触动太多人的利益。
王安石之所以能够发动变法，一个原因是宋神宗有实权在手，二人全力配合。反观戊戌变法，抛开光绪自身的问题，抛开满汉民族矛盾，这个皇帝跟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皇帝一样没有足以对抗整个官僚集团的绝对权力。
柏杨说维新党没有政治经验，这个说法是不错的。但这并不是说康有为是书呆子。为了发动这场变法，康有为清晰地认识到两大阻力在他的前方，一个来自道统，一个来自法统。法统，按照现代的意义来说，大略就是所谓执政的合法性。为了这个问题，他牢牢地抓住了光绪帝，可惜在这个“法统”里面光绪只有“法”没有“统”，有名而无实。在“道统”这个问题上，孔子是一面旗帜。
我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敢谈变法。士大夫阶层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作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
孔子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旧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康有为的实际政治工作是从抓住皇帝下手。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4. 失败的后果很严重
第一个后果是改良之路已绝，唯有革命。辛亥革命的爆发当然有多种原因，但从政治逻辑上来讲，戊戌变法的失败与辛亥革命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辛亥革命之爆发，这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然而，为两百多年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横梗，当时的中国，乃不得不出此途。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下册p906）
第二个后果与袁世凯有关。袁世凯之所以不做“虚君”，甚至做了大总统揽了大权还要做皇帝，跟他所看到的光绪帝的结局不无关系。君主立宪在欧洲能够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欧洲的皇权从来就没有中国的皇权力量之大，也从来就有议会的传统。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有所谓“天无二日”之说，废帝不只是权力被消减，更基本上没有人身自由，甚至连生命都难以苟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君主立宪是很难成功的。
第三，戊戌为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尤其在思想方面。
戊戌政变之后，百日维新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失败了。但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新学家们带来的解放作用远不是西太后发动的政变所能剿洗干净的。从这时候起，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已经出现。这些人，或脱胎于洋务运动；或惊醒于民族危机。他们处多灾多难之世，怀忧国忧时之思；向西方追求真理，为中国寻找出路，成为最自觉的承担时代使命的社会力量。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p191）
5. 明治维新
从康有为效法明治维新到后来的史家设论，都爱把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相比较。前面提到，中国从来没有虚君的传统，废帝基本上是非死不可。日本在这一点上完全不同。天皇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常都扮演傀儡的角色，而明治维新前恰是君权最弱的时期，天皇借维新而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是与中国面临的处境决然不同之处。
另外一个重要差异在于社会文化基础。这一点过去的历史学家往往忽略，但文化人类学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日本人在构筑世界秩序时，经常考虑到等级制。在家庭以及人际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阶级决定着适当的行为。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逾越特权范围，必将受惩罚。只要“各得其所，各安天分”得以维持，日本人就会毫无不满地生活下去。他们就感到安全。当然，在最高幸福受保护这个含义上，他们也时常不“安全”。他们感到“安全"是由于视等级制为合法。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 熊达云 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p66）
这样的“服从”的文化是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服从的对象很容易就是天皇，多年以来不论掌不掌权，天皇的位置至少在名义上是一直受到尊敬的。
有此二因素，是以戊戌变法绝不同于明治维新，更不能套用欧洲的经验。不但戊戌变法时有此二因素之作用，两个甲子之后的今天，文化的因素依然在起作用。像日本那样，等级制之下的专治与制度化的民主二者并行不悖，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不会发生。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