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苏利文城的媒体覆盖率可想而知。首先，事件发生在空地中间，其次，看起来像是被一个精神病人袭击了，虽然的确如此。至于受害人，她的名字是被政府隐藏的。解释结束。
在传播和分散消息方面，我告诉凯特给她的父母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没有让他们着急的意思。就像说：“嘿，美菲尔德先生夫人，你们的女人被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割了脖子，但是她现在没事了。”
凯特用她干净的字体为我写道，不，等这个该死的管子从我喉咙里拿出了，我自己和他们说。
我说：“我发誓。”
她写道，你能不能给我一台电脑，我想发邮件上网。
我不想她知道关于海什姆的消息，敷衍说：“病房里不让用电脑。发出的信号会干扰显示器。”
她似乎很买账，或许这是真的。
高柏先生过来检查他的病人，脸上带着笑。就是那种挽救了某人的生命，或许会让你的内心舒服。作为一名杀人犯侦察员，我见过的受害人几乎都出现在停尸房，而不是医院。有时候我也把罪犯送过去，从来感觉都不好。好吧，有时候还行。
在简单判决这个话题上，我又回忆起上一次三年前，和阿萨德用凯特的手机通话的时候。他曾经对我说过；“我就是想对你说声再见，提醒你我会回来的。”
显然，他让我和凯特对他有了强烈的厌恶感。坦率地说，我们也不喜欢他。我的意思是，这个混蛋正在试图杀掉我们。毫无疑问，因为我们不同的身份，法律的破坏者和执行者，已经恶化成了变态的私人恩怨。阿萨德已经放弃了他的任务，我也放弃去逮捕他，这个新的游戏名字叫做杀掉那个人。就这么简单。
所以在他三年前告诉我他会回来的时候，我热情的回答他：“期待这场比赛。”
他是这样回答我的：“我会杀了你，还有你身边的妓女，就算搭上我的命。”
我看着床上的凯特，回忆起在阿萨德叫她妓女的时候，她不是很高兴。还有，你知道的，我不会责备她。另一方面，我们在考虑问题上有文化上的差异，然后我就要向她解释，她呢，作为一名联邦特工，需要对阿萨德传统意义上的教养被当作温柔的角色要更敏感，希望我们可以在杀死他之前解决这个问题。
高柏医生正在讲话，对于他病人的情况显得很高兴。他向我们保证，凯特两天以后就可以做直升机回到市内了，然后在医院休养一阵就可以回家了，一个月后能正常工作。听起来不错，可是我敢说凯特认为这个时间太长了。
在高柏医生离开后，她给我写道，我想下周就回去工作。
我答道：“让我们先回家。我需要观察你恢复的情况。”
她试着向我发出平静的信号，可是她的身体太虚弱，最后只能竖起中指。
我想回去正常工作，可是又和她呆了半个小时。她潦草的写下关于案子的很多问题，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了她，除了海什姆一家的死。我也没告诉她，她和海什姆的手机都丢了，可能在阿萨德的手上。虽然这类事情里警察或者特工很近，凯特没有做错，她只是不幸得赶上了。其实我也并不完全知道在我们跳出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从她问的问题中得知，她正在寻求某种保证，因为在阿萨德对她下手之后，她做了一切她能做的事。这是自负的表现，她感觉像大多数被袭击的受害者一样，收到了亵渎。并且她的职业自豪感很受伤，她的父亲是特工，而她却被卑鄙的手段控制住了。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