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过集中营的人，就不会有人性了。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普里莫·莱维，意大利作家、化学家以及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这两种身份与经历建立了他写作的基础。代表作品《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01
关于普里莫·莱维
1919年，莱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一个犹太家庭，成长于法西斯时代，受到当时的《种族法》的直接影响。莱维30年代在都灵大学攻读化学，并最终在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教授帮助下拿到化学博士学位。
1943至1945年，普里莫·莱维被关押在比尔克瑙集中营，他目睹纳粹的疯狂、死神的面孔和人性的深渊。1943年9月，莱维加入了一支在意大利皮德蒙特山麓活动的武工队，由于被人告密被捕。在接受审讯时，莱维几乎是带着些“傲慢的自豪”承认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于是被意大利当局转送至德国，最终关押进奥斯维辛。战争结束后，他回到都灵继续当化学工作者。
1948年，莱维出版了第一本书。此后数年，一直笔耕不缀，撰写一系列文章，涉及诗歌、小说、散文、回忆录等各个领域，但所有这些文字的实质都是一致的：它们无一例外，都在书写集中营的生活、回忆与反思。这些文字，是创作，更是证词。”
1987年，莱维坠楼身亡，被验尸官认为是自杀，死前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在美国，大家的反应是“40年后莱维先生死于奥斯维辛”。这也许暗示了些什么：奥斯维辛的焚尸房的烟囱虽然倒了，但属于它的记忆依稀尚存，回过头来，它继续折磨着人们的神经。而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同时也是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作家埃利·维瑟尔说：“早在四十年前的奥斯维辛时代，莱维已死。”
2015年，莱维作品全集入选《纽约时报》年度非虚构作品。
02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有一段表述：进过集中营的人，就不会有人性了。真是令人震惊。无数描述集中营的作品，都会写到某一个甚至很多个个体在极度高压下的不堪行为，简直让读者习以为常了，但却从来没有人敢于说出类似的话，而且是以这么斩钉截铁的语气。这意味着这份指责不仅指向他的同伴和他自己，而且毫无退路可言。需要怎样的一份尊严感，才能让莱维忍着对自己的不满说出这样的话。
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中，作者不再像在《活在奥斯维辛》那样纠结于记忆的细节，他似乎刻意要以理性思辨来取代对记忆的描述，也许在莱维看来，面对奥斯维辛这样的“摧毁一个人”的恶，理性思辨或许正是摆脱仅仅追求真相的轻慢做法的一条途径。他说：“在这些回忆所激起的同情和愤慨之外，我们更应该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它们”。
莱维从集中营出来后，其他的一切对他都是毫无意义的，他活着的唯一使命就是用语言文字揭露这一切。幸好有这部作品在，才让我们在领略着作者为尊严而战的精神决心的同时，不禁为这位作家刻画人物、描述人物内心危机和变化的能力折服。而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切之上，乃是永远的对于自由的渴望，就如同小说里那些被迫在沼泽里建立营地的犹太人，在窒息而死之前的喘息时刻，依然怀着渴望空气和阳光的灵魂，奋力发出最后一声呼喊。
03
书中的精华句子，感人至深，展现人性中最隐秘的恶
1.我们的记忆并非镌刻在石头上，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不但会渐渐消失，还会经常改变，甚至会增长，与不相干的记忆纠缠成一团乱麻。
2.集中营的“被拯救者”们并非最优秀的人……更合适的说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3.我从来不知道如何"以牙还牙"，既非出于福音传道者般的圣洁，也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高贵，而是由于内在固有的软弱无能……在面对一个人类的侵扰和挑衅时，我失去了所有的勇气。
4.在大多数的情况中，解放的时刻既不令人高兴，也不令人轻松。因为大多数时候，解放的背后是毁灭、屠杀和遭受的痛苦。当他们感到自己重新变成人，也就是说，重新肩负生活的重任，人们便能感受到悲伤：失去亲人或家人离散的悲伤；身边人们广泛遭受痛苦的悲伤；他们自己耗尽了精力却无药可救的悲伤；在瓦砾堆中，往往是孑然一身，重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悲伤。并非“快乐是痛苦之子”，而是“痛苦是痛苦之子”。
5.走出黑暗，人们因重新获得已被泯灭的意识而痛苦。……我们曾长年累月如牛马般生活：每天从黎明到黑夜，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饥饿、疲劳、寒冷和恐惧，留给反思、推理和情感体验的空间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忍受罪恶、混乱和赤贫，如果在正常的生活中，相同的经历带给我们的痛苦要比在集中营中大得多，因为在集中营里，我们的道德尺度已经改变。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偷盗——在厨房中，在车间中，在棚屋里，总之，“从其他人的手中”，从对立面，但仍然是偷盗。有些人（极少数）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偷盗自己伙伴的面包。我们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和文明，也忘记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过去、我们曾为自己幻想过的未来，因为，就像牲畜，我们被局限于现在，被活着这唯一的目标所束缚。
6.一些特定条件会造成记忆的扭曲：创伤、其他“竞争性”记忆的干扰、非正常的意识状态、情绪压抑、心理阻滞。然而，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记忆也在缓慢消退，记忆的轮廓逐渐模糊，只有极少的记忆能残存下来，这就是所谓生理性遗忘。这无疑是大自然伟大力量的一种，同样的力量让整洁变得凌乱，年轻化作垂暮，生命走向死亡。
7.从纳粹集中营活下来的人，你会不会感到惭愧？因为替代他人而活下来？特别是，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义？……这不仅是一种假想，更是猜疑的阴影：每个人都是他兄弟的该隐，我们每个人都篡夺了邻居的房屋，并取而代之。这是一种假想，但它噬咬着我们，它像蛀虫一样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
8.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永远无法忘记的那份经历，对新一代西方人来说并不相干，而且随着岁月流逝，这种断层也日趋严重。……出生80年代的年轻人被当今不同的、紧迫的社会问题所包围：核威胁、失业、资源耗竭、人口爆炸，他们必须调整自我以适应疯狂而频繁的技术革新。这个世界的结构已经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在最后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两个大国政府所基于的意识形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们的可信度和光彩。怀疑的一代正站在步入成年的门槛上，失去的并非理想而是确定性。事实上，他们对已被揭示的重要真相心怀疑虑，却情愿接受不重要的琐碎事实，进入到一种自我陶醉的娱乐生活当中。这样的事实，无论理性或狂野，都在文化时尚的悸动潮流下，日复一日地变化着。
9.我们的动机和情感是极度善变的，即使很小的压力也会导致答案的扭曲。在回答“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做这件事时在想什么”之类的问题，并不存在可靠的答案，因为精神状态的性质是反复无常的，而记忆本身甚至更不稳定。
10.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服从。压迫得越厉害，服从得越厉害。
11.保持真伪之间界限的代价是沉重的。这需要一个人保持正派、诚恳或真诚，并不断付出智力和道德上的努力。我们怎么能期待像达奎尔（狡猾、阴险、罪恶）这样的人会付出这样的努力呢？
12.一个现代极权主义国家对其个人所实施的压力是可怕的。它拥有三个最基本的武器：直接宣传或把宣传伪饰成教育、指示和流行文化，对多元文化信息树立壁垒，以及恐怖威慑。
13.恶魔是存在的，但他们数量太少，不足以构成真正的危险。更危险的是不经质疑就愿意相信和行动的普通人和公务人员。
14.每个人都拥有不为自己所知的潜力之源，但只有通过极端不幸的考验，我们才会了解自己的潜力是大是小，或是根本不存在。
15.约束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担上罪行的重担，披上血腥的外衣，尽可能摧毁他们的人格，从而构成一种同谋关系，让他们从此无法回头。各种犯罪组织深谙此道。
16.在受害者这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中，同样存在着记忆的迁移……人们已经注意到，比如，许多战争的幸存者（或其他经历过复杂心理创伤的人）往往会不自觉地过滤他们的记忆——在追忆他们的往事或向第三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时，他们愿意驻足于那些短暂的安宁时刻，那些荒唐的、奇怪的或轻松的时刻，而跳过最痛苦的片段。因此，随着岁月流逝，这些记忆逐渐模糊。
17.希特勒“千年帝国”的短暂历史可以重新诠释为一场对抗记忆的战争。乔治·奥威尔式的伪造记忆，伪造现实，否定现实。
18.对我来说，与青年交谈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将其视为责任，同时，也是一种危险：时代误植的危险，不被倾听的危险。而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预言；它发生在欧洲；让人无法相信的是，整整一代文明的德国人，诞生于魏玛共和国那热烈的文明之花，却遵从阿道夫·希特勒的指示，歌唱他的颂歌，直到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发生了，所以还会发生：这正是我们要倾述的中心要旨。
19.无论何时，都不能将仇恨指向整个民族群体，因为那是纳粹主义成立的基础；描述走过一遭的“悲惨世界”时，要运用见证者冷静的语言，不能是受害者悲恸的语气或寻求报复的激怒口吻，因为讲述越客观冷静，就越真实可信。
20.过于频繁地唤醒一份记忆，并像故事似地讲述它，这份记忆就会渐渐变成一种结晶般的、完美的、添枝加叶的、在经验中千锤百炼的老生常谈。这份虚假的记忆，终将取代原始记忆，并自发地不断增长。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
21.锌虽然很容易和酸反应，但是很纯的锌遇到酸时，倒不大会起作用。人们可以从这里得到两个相反的哲学结论：赞美纯真，它防止罪恶；赞美杂物，它引导变化以及生命。我放弃了第一个道德教训，而倾向于后者。为了轮子要转，生活要过，杂质是必要的。肥沃的土壤之中，要有许多杂质。异议、多样、盐粒和芥末都是必要的。法西斯不要这些，禁止这些，因此你不是法西斯分子。它要每个人一样，而你就不。世上也没有无尘的贞德，若有也令人生厌。
22.桑德多的全名是桑德多·戴马斯楚，皮埃蒙特行动党游击队战死的第一人。一九四四年四月，在数月极端紧张活动后，他被法西斯俘虏，拒不投降，反试着从法西斯党部逃走。墨索里尼从少年感化院招募的儿童行刑队，用冲锋枪从背后打穿他的脖子。尸体暴露在路上很多天，法西斯禁止人民埋葬他。今天我知道想用文字编织一个人，让他在纸上活起来，尤其桑德多，是完全无望的。他不是那种你可以说故事的人，也不是那种你可以立碑的人——他嘲笑石碑。他活在行动中，当行动结束，他什么也没留下——留下的就只有文字。
——《元素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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