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英83年谈恋爱,次年分手后精神出现问题;彭中时83年抽调来公安局,84年开始接触杜英,同年底决定回原单位工作,86年获得杜英父亲同意二人结了婚。自此,就是一辈子。
《北村方向》剧照1
2016年2月的一天,彭中时呆呆地站在马路边,怀里抱着几件衣服,脚边扔着一条毛毯。
他的妻子杜英此刻正全身赤裸着,一边喊叫着一边在车流中穿梭。所到之处,全是尖锐的刹车声和急促的喇叭声。被逼停的司机降下车窗,冲她怒吼着:“想死啊,傻X!”
我和同事在车流中追逐杜英,情况危急,我喊彭中时一起追,可他就像听不到我的声音一样,依旧呆立在那里。
5分钟后,杜英迎面扑倒在一辆被她逼停的SUV上,用力地拍打着发动机盖。司机从车里下来,又愤怒又惊慌,想去拉扯杜英,却又不敢靠近,看到我们过去,赶紧连声说自己车早就停了,是她自己扑上来的。
同事冲司机摆摆手,示意他这并非交通事故。然后一边按住杜英,一边回头找彭中时,见他还站在路边,同事就朝他怒吼:“站在那里看热闹呢?快把毯子拿过来!”
彭中时这才反应过来,俯身去捡毯子。刚把毯子捡起来,怀里抱着的衣服就掉了一地。他再伸手去捡衣服,毯子却又掉了。
“别管衣服了,赶紧先把毯子拿过来!”我也忍不住朝他喊。
我和同事一人按着杜英的一条胳膊,把她控制在那辆SUV的发动机盖上。杜英一边嘶吼着一边扭头冲我们吐口水。我扭头看彭中时,他还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往我们这边走,又冲他吼道:“快一点!”
彭中时这才跑了两步。
我们把杜英暂时控制在派出所的醒酒室里,等待送往精神病院。
“你他娘的以后能不能动作快点?!”同事一边在受伤的手背上擦酒精一边训斥彭中时。刚才在大街上,他的右手被杜英狠狠咬了一口。
彭中时默默地点点头,也不说话。他的目光有些呆滞,顿了好一会,才开口问道:“怎么办?”
“怎么办?送精神病院啊怎么办!”我心里也憋着火,就因为刚刚彭中时的磨叽,我被杜英吐了一脸口水。
“没钱。”彭中时撂下一句。
我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我们不是头一次打交道了。
杜英是辖区在册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一犯病就在街上裸奔,时不时还会出手打人,平均一年要送3次精神病院。3个月前我就出过一次警,也是送杜英去精神病院,那次彭中时同样说没钱,做了一下午工作才把他说通。
“这次你们啥也别说了,必须让她娘家出钱,我一个月就那么点工资,上次送医院的钱还是我借的,到现在都没还……”
我只好打电话给杜英的父亲,杜英的老父亲在电话里颤颤巍巍地对我说,现在彭中时是杜英的丈夫,也是“法定监护人”,他出这钱没道理。好说歹说个把小时,杜英父亲这才同意拿钱,但也只答应出一半,剩下的一半还是让彭中时自己想办法。
临挂电话前,杜英父亲指责彭中时现在就是“卸磨杀驴”,我手机开的免提,彭中时听到了,激动地冲过来朝电话大喊:“老X玩意你一早就给我‘做笼子’……”我急忙制止,赶紧挂了线。
就算只出一半钱,彭中时也不肯。杜英父亲更是拒绝再与警方交涉,我们只好试着联系杜英的其他亲属。直到当天晚上,杜英的姐姐才同意赶过来,为妹妹交另外一半医疗费。
杜英这才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2
彭中时54岁,是厂里行政科的“退休”科长——按理来说,他远不够退休年龄,之所以提前“退休”,也是因为杜英。
和那些后天吸毒致幻的病人不同,杜英的精神病是先天的,发病很早。有上了年纪的同事说,杜英20多岁时就发过病,那还是1980年代的事。这些年,只要是在派出所工作过的民警,或多或少都和彭中时夫妻打过交道。
夫妻俩没有孩子。彭中时说刚结婚时,他们也曾想要个孩子,但杜英一直没怀上,后来,杜英发病越来越频繁,便没法再怀孩子了。医生也说,杜英的病可能会遗传,建议他们放弃要孩子的想法。
彭中时的家住在小区靠近马路边的一栋6层公房里,二人本来住在6楼,2004年,杜英在家中犯病后爬出了阳台,差点坠楼,后来彭中时就和单位领导申请换了房,搬到了1楼。
每次清查辖区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时,我都要去彭中时家。他家永远亮着一盏昏暗的白炽灯,零星几样老旧家具,除了一台旧式绿皮冰箱外,几乎没有任何家用电器。
2011年,我刚接手社区时,第一次去彭中时家,问起他家的生活状况。彭中时无奈地回答我:“都砸了,还谈什么‘状况’……”大到以前家里置办的电视机、影碟机、洗衣机、空调,小到窗玻璃、锅碗瓢盆、茶杯暖瓶,只要杜英一发病,这些东西便都难逃厄运。
“冰箱还是结婚时买的,用了20多年了,夏天漏水冬天漏电,但就是抗砸,结实。” 彭中时指着嗡嗡作响的电冰箱自嘲道。电冰箱上伤痕累累,一侧底座的腿断了,垫着厚厚的纸壳子。
“这么多年都没有起色吗?”我问彭中时。
他摇摇头,说“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就在家睡觉,坏的时候就跑出去打人、裸奔。
“她这病是遗传性的,天生的,没得治……”彭中时告诉我,杜英的小姨当年也是精神病,和她现在一模一样,不过10年前掉进河里淹死了。
“结婚时知道这件事吗?”我又问。
他顿了顿,说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怎么可能和她结婚?”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听他这么说很不解,又问他,既然杜英家婚前隐瞒了她有精神病的事实,婚后发现了为什么不离婚?彭中时当时并没有直接作答,只是笑了笑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我被他这话打动了。从那之后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尽力帮助彭中时。有几次杜英深夜跑丢,我就开着车带着彭中时四处找人。有时送杜英去精神病院,彭中时说自己钱凑不够,我还给他垫过几次治疗费,前后大概有四五千块。
3
但后来,有人告诉我,关于杜英,彭中时对我说的话并不都是真的。
2012年8月,我去居委会办事,大家聊起了彭中时,我感慨说这些年他真是不容易,放一般人身上早就离婚了,“真是个好男人”。
居委会的干事听完就笑了:“你怎么知道彭中时没想离过婚?他光来居委会开证明就不下3次,要求居委会证明他和杜英的夫妻关系已经破裂,他好拿着证明去协议离婚。”
这的确出乎我的意料。看我不信,居委会干事翻了半天,找出一张纸递给我,说这是以前彭中时留在居委会的证明复印件,后来因为不符合规定,再没给他开过。
“两口子都正常才能协议离婚,像他这种老婆是精神病的,协议不了。”干事告诉我,杜英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法律规定不能协议离婚,只能走法院诉讼。
“那他去过法院没?”我问干事。
她摇摇头,说不知道,“应该是去过吧,当时看他离婚的态度还是蛮坚定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得替彭中时打了个圆场:“毕竟婚前不知道妻子患病,结婚后又照顾了这么多年,于情于理也能说过去了。”
“他不知道杜英以前有精神病?”干事反问了我一句,瞪大了眼睛,“他彭中时给你说结婚前他不知道?”
我被她问得有些懵,只好点点头,干事意味深长地笑了。
“结婚时他知不知道杜英婚前有精神病,这我们不清楚,但他肯定知道杜英的爹是谁。”干事撂下这么一句便走了。
回到派出所,我把杜英父亲的名字输入警综平台,页面中的杜英父亲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头:时年72岁,还有一个67岁的老伴。
我问身边值班的同事,杜英的父亲是谁。
“是谁?杜英他爹呗!”
这话等于没说。
等到2013年3月,杜英的父亲报警,称女婿彭中时来家里闹事,还是因为杜英医疗费用的问题。我和师父出警处置之后,我又问师父,这老头到底是谁?
师父是局里的老民警,从警近30年,跟彭中时一家至少打了20年的交道。
“杜英他爹?杜书记啊。”师父回答。
“哪儿的书记?”我问。
“XX厂,不过早就退休了,你问这个干啥?”
我就把那次和居委会干事的对话讲给师父听,师父听完,也笑了笑,说,彭中时和杜英这个事儿,确实有些复杂。
4
1983年,杜英23岁,曾谈过一场人尽皆知的恋爱——当时,她的男朋友是邻市公安局长的儿子,两人是中学同学。
那时杜英的精神状态还算正常,只是脾气比较大,喜欢发火。之前谈过几任男朋友,都受不了她的脾气。但在周围人看来,这也是正常现象,毕竟父亲是厂里一把手,“长公主”有点脾气是可以理解的。
杜英高中毕业后便被安排进其父亲的厂里上班,公安局长的儿子退伍后也分到了这个厂里。两人同在一个科室,每天一起工作,两人父亲的职级也基本相同——在外人看来,这可是一桩“强强联合”、门当户对的好姻缘。
但就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时,杜英的“准公公”却突然叫停了这门婚事。没过多久,公安局长的儿子便和别的姑娘结了婚,并很快调走了。为此,杜英气得一个月都没来上班。
没人知道两人分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只知道两家当时还为此大动干戈。甚至两个单位之间日常的业务往来,多少都因为两位一把手的“不和”而受了影响。
后来,就有人风传,公安局长之所以叫停这门婚事,是因为他通过“一些途径”了解到杜英的家庭情况,得知杜英的二姨和小姨都患有精神疾病,杜英母亲虽未患病,但也精神暴躁。局长是老刑侦出身,看人颇有一套,第一次见杜英时,就觉得她“有问题”,很担心病情会遗传,便强令儿子和杜英分了手。
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成了“杜英一家都有精神病,会遗传,坚决不能碰”,以前那些和杜英处过对象的男人纷纷暗自庆幸,从那时起,就再没人敢给杜英介绍对象了。
这话传到杜英耳朵里,她又羞又气,去公安局长家闹过很多次,但都于事无补。等局长儿子结婚不久后,杜英就真的发病了。
“杜英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原本,有家族精神病史的人不一定都会发病,但会有潜在的危险,一旦出现强烈刺激引发自我暗示,十有八九就会发病。”师父解释说。
“那彭中时呢?他和杜英结婚,难道不知道杜英的情况吗?”我好奇地问。
“他呀,唉……”师父也叹了口气,欲言又止,“有些路既然是自己选的,再苦再难也得走下去啊。”
5
师父和彭中时年纪相仿,他说当年自己差点和彭中时做了同事。
师父以前在农场开大货车,1983年全国严打时被抽调到公安局,等严打结束,师父便留在了公安局工作。当年,彭中时是杜英父亲厂子保卫科的临时工,同样也被抽调过来到公安局帮忙。
“当时公安局人手不足,又怕抽过来帮忙的人不肯出力,所以上级就放出话来,所有抽来帮忙的人,无论在原单位是正式工、家属工还是临时工,只要表现好,都有可能留在公安局工作,局机关两个名额,每个派出所一个名额。”
这话如同一记鸡血,一时间,所有被抽调来的人都干劲十足。尤其像彭中时这样的临时工——他本来在原单位转正的可能性就十分渺茫,要进了公安局,哪怕只是做一名“工勤人员”,铁饭碗也算是抱稳了。
“当时,彭中时铆足了劲要在公安局转正,是我们那批抽调来的人中工作最积极,表现最好的。”师父说,“本来我这个名额应该是他的。”
等到1984年底,彭中时确实获得了留在公安局工作的机会。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放弃了,公安局找他谈话,他却主动要求回以前的单位。周围的人都为彭中时感到惋惜,甚至有人背地里骂他傻——放着公安局铁饭碗不端,偏要回去企业保卫处干临时工。
师父那时和彭中时的关系不错,问他为什么要回去干临时工,说就这么走了多可惜。彭中时也没多解释,只说觉得自己不适合在公安系统工作。
但谁都没想到,彭中时回原单位后不久,便抹去了身份上的“临时工”三个字,成了一名“全民所有制职工”。
大家这才明白彭中时拒绝留在公安局工作的原因——那个年代还没有“公务员”这个概念,国企与政府机关都是“铁饭碗”,但在效益好的国企,职工每月、每季度、每年都有各种奖金,政府机关却只有固定工资。
人们又开始纷纷感叹彭中时本事大、路子广、做人低调。一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还调了部门,这要没有“通天的本事”,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师父跑去问彭中时怎么做到的,但他仍是一个字都不肯透漏,以至于有段时间师父觉得他很“不江湖”。等严打结束,各单位抽调来的人员纷纷返回原工作单位,师父和彭中时的联系慢慢也就断了。后来,他只是听说彭中时在单位混得很不错,已经当上了部门领导。
到1993年初,已经转为派出所民警的师父接到一起警情,才又和彭中时见了面。
“那天辖区一家单位报警,说有个女的无缘无故在他们单位门口骂人,见一个骂一个,单位保卫科赶都赶不走,所以报了警,我们到现场处置,根本没法交流,怀疑是精神病人,就找那个女人的家属来,结果来的竟然是彭中时。”师父说。
那时师父才知道,原来彭中时和杜英已结婚7年了。
6
直到很多年之后,彭中时才向师父承认,当年之所以他能“转正”,就是因为他和杜书记做了一笔“交易”——那时候,他已被杜英的情况折磨得焦头烂额了。
彭中时17岁那年从本市周边农村招工进城,一直在厂里保卫科做临时工,主要负责夜里在厂区巡逻,那些正式工不愿做的、出力不一定讨好的工作,全都由他来做。彭中时工作很认真,领导也很欣赏他,多次给他打气,称但凡厂里临时工有转正的机会,他肯定排第一位。
彭中时当然想转正,除了眼馋正式工的工资,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农家子弟,要能够进城工作并捧上铁饭碗,那时就会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
只是,彭中时在保卫处干了快5年,也一直没有等到转正的机会。在被抽调去公安局之前,厂里有同事好心劝他,这样干等下去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趁着年轻,赶紧自己想想办法:“你也不看看,厂里多少家属工都在等着转正,里面有多少是科室和厂领导的亲戚,你一个临时工,没技术没学历,在这儿又无根无基的,什么时候能轮到你?”
这几乎是一语点醒梦中人。
也就是这一年,杜英发病了。
女儿的发病在杜书记看来既是意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多年来,他一直担心女儿像自己的两个妻妹一样,因此杜英高中毕业后,他就把她直接安排进自己的工作单位,想着女儿离自己近一点,自己能顾得上,只要将来结了婚,自己的担心便能卸了大半。
没想到,女儿的一场恋爱让自己先前的计划付之东流,现在婚没结成不说,女儿也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这么说,当年是杜书记骗了彭中时?”我问师父。
“现在想想,也不完全是吧……”师父说。
彭中时自己也跟师父说过,杜书记原本看不上他,但他却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求杜英。当年正是他自己主动向杜书记表达意图的。
当时彭中时在老家有个未婚妻,是村里媒人给他介绍的。一直没结婚。彭中时原本打算先在厂里转正,然后把未婚妻调进来做家属工。但是后来,彭中时虽然转了正,却做了杜书记的女婿,老家的未婚妻来厂里找他,他就躲着不见。
师父还记得,那次严打,彭中时被抽调到派出所后,管第二人民医院那块地,负责街面巡逻。他总是时不时就“巡”到医院里去了,大家问他,他只说家里有亲戚在二院住院。
后来师父才知道,当时住院的并不是彭中时的“亲戚”,而是杜英,就住在二院精神科。
“可能那个时候彭中时就有所打算吧。”师父说。
“他没想过和患有精神病的杜英结婚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吗?”
“后来这事儿‘穿’了,彭中时才说了实话——他有个哥哥,在老家务农,当年哥哥帮他出主意,让他娶了杜英,杜书记肯定会帮他解决转正问题,不然的话,他终究就是个‘临时’的,迟早有一天会被单位扫地出门。”
“可是杜英已经发病了啊,和她结婚,以后怎么办?”
“彭中时的哥哥说很好办,结婚之后转了正,找个机会调到其他单位去,杜书记就管不着了,到时再离婚就是了。哪怕离不了婚,还可以把杜英送回老家来,他负责看着。”师父说。
彭中时认为自己的哥哥不会害自己,这个办法虽然有些缺德,但对于改变自己境遇而言,的确是个好办法。但彭中时不知道的是,哥哥之所以给他出这个主意,就是为了让他通过转正拿到城市户口——按照老家的规矩,如果他拿到了城市户口,便失去了家里老房子的继承权。与杜英结婚之后,当不堪妻子精神病折磨的彭中时准备按照当年哥哥的提议,将杜英送回老家时,哥哥却以“嫂子要喝(农)药”为由拒绝了他。同样,阅人无数的杜书记直到退休,也没让彭中时“调走后离婚”的算盘打响。
“按照法律规定,杜英是精神病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暂时不能结婚,但杜书记还是找了关系,还是给他们办了结婚手续。”师父说,当时,杜家迟迟不愿承认杜英得了精神病,只说她就是受了刺激,一直拖到彭中时和杜英结婚之后的1990年,杜英才第一次去做了精神病鉴定。
杜书记的算盘是,只要结了婚,彭中时便成了杜英的法定监护人,只要确保自己退休之前两人别离婚就好——一旦等自己退了休,彭中时再提离婚,他就就可以以自己“无监护能力”为由拒绝。虽然这样做有些坑人,但为了自己百年之后女儿能有个归宿,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两家就这样相互算计呗。”师父笑笑说。
7
1998年,杜书记退二线,临退休前两年,把女婿彭中时扶上了行政科科长的位置,算是给女儿一个保障。
杜英的病情并没有多少改观,还是经常犯病,犯病后有时打人、有时在街上乱跑。彭中时虽然照看着,但早已是人心思变。
“老丈人退休之后,彭中时找过一些单位想调动工作,甚至还来过公安局。”师父说,杜书记虽然退了休,但在本地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其他单位的领导既不想得罪杜书记,又不愿调一个家里有负担、无法专心工作的中年干部来自己单位,所以彭中时一直没能成功。
“彭中时也来找过我打听过精神病人离婚的事情,我虽然比较恶心他的为人,但还是帮他问了,很遗憾,像他这种情况的确有些难度……”
2000年左右,彭中时以“婚前不知杜英患有精神病,要求判决离婚”为由,将杜家告上了法庭,因为那时他已经确定,自己与杜英协议离婚无望,只能走诉讼离婚的路子。
一审法院先进行了调解,彭中时愿意把夫妻名下的所有财产都给杜英,以换取和杜英离婚,但杜家没有同意。彭中时提起诉讼,要求判决离婚,但因离婚后杜英找不到有效监护人,法院并没有判决离婚。彭中时又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也没支持他的离婚请求。
日子还要继续过,但经过这一系列风波,彭中时与杜家已是剑拔弩张之势,彻底撕破了脸皮。彭中时说是杜家吃定了他,要毁了他的一生。杜英的父亲则称彭中时丧尽良心,靠杜家上位,目的达成便要“甩坨子”,“纯粹就是过河拆桥”。
最无辜的只有杜英,由于丈夫与娘家闹得不可开交,她的日常看护一直是个大问题。有时候连按时吃药都保证不了,以至于发病越来越频繁。
“后来彭中时有些事做的过分了,还差点把自己‘折进去’。”师父说。
2004年,彭中时见离婚无望,索性不再回家,在外过上了“家外有家”的生活,将杜英一人丢在小区的住所里。结果那年4月份,被独自锁在家里的杜英攀上6楼阳台企图出门,差点坠了楼。
公安机关找彭中时谈话,彭中时拒绝见面,公安机关只好联系彭中时所在单位,让他们向彭中时转述,说如果再这样下去,可能会涉嫌重婚罪和遗弃罪。
看不管不行,彭中时只好搬回家继续和杜英过日子,但他又想了一些别的“点子”。
“不知道谁跟他说的,精神病人触犯刑法后会被强制送医,费用由政府承担。2005年年关前后,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给杜英完全停了药,结果杜英犯病,上街打了人,对方轻伤。警察出警之后确实给她强制送医了,但彭中时却发现,自己作为法定监护人,还要负责赔偿受害者损失……”
“杜英娘家那边呢?杜英总归是他们的女儿,也不能就这么坐视彭中时乱来吧?”我问师父。
“杜书记说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自己现在也确实无能为力了,一是自己的大妻妹因为有病一生未嫁,岳父母过世后自己和妻子还要负责照顾大妻妹;二是自己和老伴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确实没能力再把杜英接回家了。”师父无奈地摇摇头。
居委会、街道办、派出所、甚至杜书记以前所在单位的退休办都去杜家做过工作,但杜书记那边也是铁了心吃定彭中时了,只说除非有人主动承担杜英的监护义务,不然谁说也没用。
“我跟这家人打了半辈子交道,现在社区归你管了,他家的事儿,唉……”师父最后又叹了口气。
8
2015年2月,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公安局要求重新汇总辖区在册精神病人的情况。当时,杜英精神状态已经极不稳定,我找彭中时要求他加强看护,但彭中时却说自己最近肝脏出了问题,要去武汉住院,照顾不了妻子。
无奈,我只好又去找杜书记。
在杜家,我一提到彭中时,杜书记便忍不住开口骂了起来。言语中倒也不避讳,直说自己当年看走了眼,本以为彭中时是个踏实厚道的人,自己帮他转了正,提了干,想给女儿留个可靠的托付,没想到他竟是这种人。
“彭中时现在对外说当年结婚的时候不知道杜英有精神病,这纯属放屁!那时候杜英有病这事儿,全厂都知道,就瞒着他一个?结婚之前我还问过他,他说么斯一直就暗恋杜英,只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之后愿意照顾她一辈子……
“杜英这病好好控制的话,根本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都是因为彭中时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压根儿不想好好给杜英治病,她才走到现在这个境地……
“他彭中时当年就是个看大门的临时工,要不是我帮他,他这辈子也就能看个大门了,全厂300多号临时工,凭什么让他转正?凭什么!”
杜书记骂得停不下来,我几次想插嘴打断都没能成功,只好耐着性子继续听他说。直到他终于说累了,我才试着问了一句:“如果当时没有彭中时的主动追求,你打算怎么处理杜英的事情?”
杜书记楞了一下,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没再说下去。
而彭中时那边,同样也是一腔怨气。
2015年6月,看护杜英4个月的杜书记找到派出所,说杜英在家犯了病,要求我把彭中时“找出来”送杜英去医院。
我联系彭中时,他先说自己在武汉治病,又说自己在长沙办事,所里有同事恰好当天过早(吃早饭)时遇到过彭中时,拆穿了谎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才不情不愿地来了派出所。
从精神病院返程的路上,彭中时又开始诉说自己这些年来看护杜英的不易,我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直到他把话引到警察头上:“你们警察每次也就跟着送送,从来不说帮助解决一下费用什么的。”
我开始没搭理他,但开车的同事没忍住,和他吵了几句。彭中时一直不住嘴,我也火大,便问他之前送杜英去医院时帮他垫付的几千块钱什么时候还我。
彭中时不吭声了,半天没说话。
同事说:“那是李警官自己的钱,帮忙还帮出仇人来了?彭中时你也是每月有工资的人,至于这样嘛。”
彭中时叹了口气,又抱怨起来:“还不都是杜英害的,早知道家里有个精神病人是这种情况,我宁愿打一辈子光棍!”
我索性把他和杜英以及杜书记当年的事情挑明了,原以为他要辩解一番,不成想彭中时并没洗白自己,只是低着头说,自己这些年已经为杜家做了很多事,足以报答当年杜书记对他的“栽培”了。
“我现在就是后悔啊,为了个么X‘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娶了他家闺女,结果把这辈子都搭进去了……”彭中时又开始絮叨个没完了。
他说,自己的“仕途”就止步于杜书记退休——他34岁当上行政科科长,此后再未升迁。一是由于背后的“大树”退休了,二是因为妻子杜英的病始终让他无法专心工作,动不动就要请假陪护,单位几任领导对他都有意见。
2008年,厂里实行“干部竞聘”,46岁的彭中时落选了。领导找他谈话,安慰他说:“这些年一手抓行政科工作,一手抓家属病情,着实辛苦,退下来也是好事,一方面给单位年轻人一个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专心给妻子治病。”
从此之后,彭中时几乎就成了单位的“编外人员”,开始时彭中时还耍脾气不去上班,领导打过几次电话之后,就也再没人主动找他了。他的收入也只剩下基本工资,单位的各种奖金、补贴、福利都和他无缘了。
彭中时说,当年厂里有些和他一样的临时工,后来看转正无望,纷纷另谋了出路,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做点小生意,现在大多家庭和睦、有车有房,其中有几个还发了财,举家搬到武汉去了。现在看看自己,“要啥没啥,连个孩子也没有,以后自己老了,谁来送终?”
“你看,我留在厂里干了5年保卫科,结果走了的人都发了财;当年我把留在公安局的名额让给老宋(我师父),结果后来他赶上了‘公安改革’,从开大车的司机变成了公务员,‘金饭碗’!老家那个女的,后来听说嫁了个有钱的,生了俩孩子,在荆州做买卖;就是我,娶了个领导闺女,本以为能搭上顺风车,结果赔上了半辈子……”
彭中时说自己也无数次动过“一走了之”的念头,但思来想去,又怕真的背上一个“遗弃罪”坐牢,那样的话,原单位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开除,连现在每月那点基本工资和以后的退休金都没了。
“你当年也有机会来公安局工作,如果你过来了,现在铁饭碗也端上了,也不用这么麻烦了不是?”同事说。
“那时还不是杜老头撺掇的?他说杜英的病就是因为那个公安局长给弄出来的,我要是去了公安局工作,这辈子也别想进他家门……”彭中时说。
“你他娘的非得贴着他吗?你来了公安局他还能管得到你?”
“那个……”彭中时可能还有话要说,但半天没有说下去,之后便沉默了。
尾声
2018年初,师父退休。那时我已离开派出所,回去参加师父的退休宴,哪知去酒店的路上,竟又遇到了杜英在街上犯病,原单位的同事小顾和老杨正在处置,彭中时依旧在一旁呆立着。
下车帮了一下忙,又回到车上,师父冲我打趣说:“我还以为你也会跟他家打上20年交道呢,没想你走得倒是快。”
“你走了有我,我走了有小顾,哪天小顾走了还会有别人。对我们来说就是份工作,但对彭中时来说……”几年过去了,我忽然有些可怜他的境遇。
“路都是自己选的,咬着牙也得往前走不是?”师父说。
作者 | 深蓝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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