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汪文勤，著有《生死流》《冰酒窝》等长篇小说，另有《汪文勤诗集》、《汪文勤诗选》，现从事专业创作、影视制作和海内外文化交流工作。
汪文勤曾获冰心文学奖，也曾在央视担任编导，1997年移民温哥华。
本文是汪文勤女士于2012年于北京的某场讲座的现场记录。
作家汪文勤在现场
网络时代中，文学何为？
如果要准确地概括出21世纪的时代精神，也许可以用痛苦、挣扎、迷惘……之类的晦暗词汇来描述。
加拿大籍作家汪文勤谈到，网络时代是人类第三次文明的开始。前两次文明，分别以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为中心。近期，她在北京参观一场画展。在众多的参展作品中，被两幅画吸引。一幅以黄土地上的牛为中心，另一幅以牧羊人为中心。她穿越了画面本身，联想到这个时代的艺术家，仍然以不同流派的艺术语言，苦苦地求索和发问。尽管当下社会，物质空前繁荣，但人类夹在三重文明的冲突中，个体生命的空间也逐步缩小，幸福指数急剧下滑。细心敏锐的她，在普通画展中，看到这个时代的人普遍的精神面貌。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作为作家的她，对文学的理解和定位，便显得格外重要。她说：当人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文学可以帮助人。
她的意思是，文学未必具有救赎的力量，但文学一定可以对个体的生命带来整合。她的文学观是，文学是上帝给人类的厚赠。她引用作家王鼎钧的话：用手中的笔完成生命中的救赎。同时引用张凤的话：书写可以抵御消亡，写作是一种自我的救赎。
救赎——这个具有宗教意味的语汇，在20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曾与多少仁人志士擦肩而过，即便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仍被看做不合时宜。正是这一古老诉求，在今天这个人心惶惶的时期，源源不断地叩击着每一个尘封的心门，并且以诗化的哲学、信仰的全方位表达、以及艺术的真实呈现，传达出创造主对万物的悲悯与永世里的观照。
她形象地用一个比喻，描述网络时代的特征。网络是什么呢？她说，网络就像大卖场、杂货铺，其中充斥着许多选择，有水果、点心、运动鞋、西装、数码产品、报刊图书……如果不进行选择，一股脑将所有东西买回来，不进行分类，也不思考哪些是对自己真正有用的，哪些是可以暂缓购买的，那么一定会让整个生活空间极度凌乱、狼藉，食品与物品随便搁置，时间久了，全部发霉，臭气熏天。
这个空间，其实就是每一位网友真实的生命空间。每一天打开网络，各类信息铺天盖地，且不论真假与否，如洪水猛兽一般袭击着脆弱不堪的个体心灵。汪女士认为，此时，文学可以帮助人整理生命的空间。换言之，一个懂得文学的人，一定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可以从容地面对眼花缭乱的网络世界，善于寻找最有益的资讯，促成自我的提升与成长。
同时，网络是一个立体的江湖，其中充满了语言暴力、血腥、色情、以及各类诈骗。对于此，汪女士认为，文学同时可以帮助人疗伤。也就是说，文学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个世界，了解人性的真相，看到事物的本来面孔。
在历史的眼光中产生悲悯
谈到如何面对负面的网络信息时，汪女士同样做了比喻。出生于1960年代的她，当时所处的时代，远远比这个时代要压抑、畸形。她戏称她们那一代人，是“坛子人”。所谓“坛子人”，是旧时代对杂技演员的一种特殊训练，师傅为了让徒弟的筋骨更具韧性，便装在一个坛子里，脑袋露在外面，给Ta按时吃喝。时间长了，就变得畸形、扭曲。一旦“坛子人”被训练成功，待“出炉”的那一天，如同闪耀着火眼金睛的孙悟空，瞬间向外界释放被禁锢、压抑了无数年的热情与渴望。
这么解释，便很能理解网络时代，每一个平民都渴望话语权。人们藏在网络背后，争相表达自己，让公众对自己投入更多关注。一旦网络被打开，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发表自己——这也是汪女士对“自媒体”的定义。而这一网络时代的语言诉求，归根结底，有其历史因素，包括文化环境，以及意识形态对个体造成的诸多禁锢。
网络世界所有负面信息的背后，是无数个从历史伤痛中未曾复原的人所制造的。她特别提到，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个时代走过来。对文革稍有记忆的人，一定会知道文革对整个那一代中国人造成的伤害是何等持久、剧烈。
在此，她特别真诚地谈到：在温哥华，经常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问她中国大陆官员的贪腐情况，她便一笑而过。她说：如果人们知道那些贪腐官员是从哪个时代走过来的，大约就能多一些理解，即或不然，也可以适当地调整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
她说，她们刚开始移民加拿大，参加教会的爱筵，全部是中国人。大家刚刚经历了三年灾害，被饿得体无完肤。这些国人，聚会快结束，开始爱筵时，全部到场。一对父母带着孩子，一遍遍让孩子多吃点，孩子说已经吃饱了，父母说再吃点，孩子说吃得好撑，眼前发黑点了，父母说再吃点，吃饱了明天就不用吃了……这是她的亲身经历，面对这一幕，你可以指责对方的素质，但如果不知道他们之前经历了怎样的饥饿，再振振有词的指责其实只是印证了自己的狭隘。
她说，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才能激发爱。网络色情的猖獗，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个时代的人，是何等缺乏真实的爱和友谊。
网络是一个江湖，如同文革对中国人的深刻影响，网络同样对每一个普世大众构成生活、思考的全方位影响。文学可以让人不迷失，使人懂得感恩，并且让局限的理性趋于完整，随时调整有限的目光。同时，要善用网络。
写作者的两种姿势
汪女士结束了主题分享之后，与读者朋友谈了她的创作心路。她不是作协成员，不是学院派的学者作家，她对文学的热爱，始于生活；她对生活的热爱，始于信仰。
她说，她当年还在中央电视台担任一档节目的制片人时，她先生有一天对她说：也许你可以在文学创作中走得更长远，干脆辞职吧！
她顺服了丈夫的建议，立即向台里递交辞职信。于是，举家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之后几年，她们先后有了四个孩子。一段时间，她的文学梦几乎破灭，看着一个个孩子的到来，每一天从事着琐碎、繁杂的家务活，又要相夫教子，经历内心的挣扎。直到有一天，《明报》主编问她可否尝试写连载小说？她当即答应，从此一发不可收。在孕期，她仍旧挺着大肚子，跪在地上写作。她也想过放弃，想索性让小说里的某个人赶快死掉，尽快收尾！但主编不同意，读者一时之间好评如潮。在主编的鼓励支持下，她开始忠于手中的笔，用手中的笔，来写她的人生。
汪女士谈到她的写作态度时，说：写作的人要有两个姿势。
第一，要有仰望：仰望高山，仰望蓝天，仰望星空。当你学会仰望的时候，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也是一个母亲的儿子。
第二，要有心灵中的谦卑，让心灵跪下来。这不是一种精神的侏儒，也不是弱者无奈的举措，而是在心灵的谦卑、觉悟中，产生新的创作活力与生命激情。
我认为，这恰恰是所有中国作家、中国文学普遍缺乏的两种维度。第一次聆听汪文勤女士的讲座，给予我的启发和感悟必定历久弥新。她的谦和、朴素、温暖、以及燃烧在心中的悲悯之情，令每一位在场朋友几度落泪；她给每一位到场朋友赠送的个人文集，必定会在某个时刻，产生更持久的影响力。而这些，不在乎她的文字本身，更关乎她用整个生命，践行了她的所说，以及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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