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少年

少年，少年

一 不同以往的新学年

1980年9月，我刚上小学五年级，是最后一批五年制小学的毕业班学生。

此时大部分同学的年龄都在十一、二岁之间。因为文革期间北京的小学都是冬季招生入学，当时规定是满7岁开始读书。

改革开始后与全国统一，好像是三年级多上了半年，因此与现在小学六年级孩子的年龄差不多。

新学期开始，许多新鲜事物一下子涌来，让我们这些懵懂的大孩子有些目不暇接。

少年，少年

首先是新班主任章老师。以前在学校里没见过，听说她原是郊区某小学校长。

该校在今年首次择优录取升初中考试中成绩斐然，超过了许多市区老校，因此被调进我们这所城区小学。

“大家听好喽，从今年开始上初中不再是按住片分配啦，都要像考大学一样参加全市统考。”

“咱们附近的二中可是市重点，百年名校，两门平均最少都要97分以上！”章老师响亮的嗓音震得教室墙皮直颤。

我们一听都傻了。之前我在班里考个90多分都排前几名，一直觉得自己学习还不错，谁知重点中学这么难考啊。尤其是二中，让我有点不解。

改革之前升初中不用考试，跟进小学时差不多都是就近入学。我们附近三条胡同里的孩子只要长大了都分到二中。

什么笨墩儿、二秃子，还有中间蹲过三次班的马三丫，小学毕业时都已十五、六的大姑娘了，比她班主任高出一头多。他们命好，赶着前几拨儿全被划拉进了名校。

“如果考不上重点呢，你们这班的同学大部分都住雅宝到胜芳一带，明年对口分配的学校可是1**中，人称‘二号工读’。那可不是好孩子呆的地方，每年至少有几个被抓进局子里！”

“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抓教学质量！”章老师抄起一打厚厚的纸张，向我们宣战。

新的升学制度我不太懂，当时我只知道大人才考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很多考生都30岁左右了。

所以有关升学选拔的名词在那时起才开始听说、领教，特别是“教学质量”这个词。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真以为“质量”是“纸量”的意思。

自从升入五年级，章老师三天两头儿地发篇子让我们做数学题，除此之外每天的小测验试卷，语文的好词好句抄录册也是层出不穷。

不到一个月功夫，每人书包被厚厚的本册揣得满满当当，用纸量比从前一年总和都多。

这下可好了，淘气的男生们叠纸飞机有了取之不尽的材料。每到下课时分，五年级教室外的大院操场上，各式纸飞机在大风的吹拂下随处飘荡，教室里也是白色纸蝴蝶在眼前上下飞舞。

做完的试卷不管多少分，反正在大家心目中是没用了。于是被手巧的女同学做成小扇子、小花。

不知谁发明的染色技术，把五颜六色的粉笔头泡水里变成各色粉液，纸制的小物件往里一沾，出脱成美丽的装饰品。

那时的少年还不懂得应试教育的规矩，尽管大家都不喜欢频繁地做题、考试，但“纸量”的提高多少也带给我们更多的乐趣。

我们班的生活委员小梅是个非常乖巧、懂事的女孩，她从来不浪费一张纸，把做过的卷子和本子都收在一个大大的尼龙网兜里。

过了中秋，北京迎来秋风扫落叶般的寒冷，教室里开始生炉子。但校工大妈为了省煤球，经常都把火烧得半死不活。

小梅对家务活儿很在行。每逢大家在外面做课间操时，她作为班委留下当值日生。

用之前自己积累的试卷纸引着炭火，把炉子生得旺旺的，大家一进教室就感到暖意融融。

当班长的我跟她做了一次这样的“好人好事”。我把老师判完的“速算天天练”全部贡献出来，和她一起燃煤球，把分配给我们班的“能源”发挥到极致。

腾腾的火苗伴着彩光掠影让我欣喜若狂，我终于体会到提高“纸量”后那前所未有的乐趣！

这种快乐不能独享，很快就被班里更多同学发现了，大家都争相讨好我，让我安排他们做值日生。

于是我依靠这种分配权在班里建立了更高的威信。

特别是两个留过级的男生，都快14岁了，平时动不动把老师气得直哆嗦。就因为我根据他们的表现，会时不常安排做值日生，两人对我是言听计从。

煤球快烧完了，他们会主动拿簸箕到后院仓库铲些煤渣来，校工一看他俩的个头儿也不敢管，至于贡献“纸量”那更是不在话下。

那年冬季我们班的氛围非常温暖。炉膛里不时上演”化蝶” 和“堕机焚毁”的游戏。

考试越多大家越高兴，无论得分少与多。

二 我的新同桌

我在小学期间因为当班长，老师经常把一些需要帮扶的对象安排给我做同桌。

比如调皮捣蛋的男孩子，上课不听讲还爱接老师话茬的“差学生”，老师会让我帮忙及时制止。

另外一些看似脑子慢，应用题转不过弯儿的老实女孩儿也曾坐我身边。

徐楚静是五年级下学期才从南方转来的新同学，章老师让我跟她同桌是为了帮助她。

我直到毕业都不明白，究竟我帮助了她什么。不错，她跟我们班大部分同学确实不一样。

首先她居然是个戴眼镜的女生！

这在三、四十年前的北京普通小学里算是异类。因为那时大家基本没有为学习挑灯夜战的经历。

从她一进班的刹那，估计外号已经被在座的淘气包们酝酿好几个了。

“小四眼儿”、“二饼”、“瓶子底儿”… 他们不说我都能猜出不少。

另外她说出自己名字时的声音更是令人新奇，有些嗲嗲的尾音，几个字就被这班孩子笑得前仰后合。

她红了脸不敢再作声，默默地坐到了我旁边。

过了几天，我跟她慢慢熟了，知道了很多她不一般的身世。

十多年前，因为她外公的历史原因，徐楚静的妈妈被发配到祖籍福建省的一个小镇。后来迫于生存与当地的一个农村青年结婚了，就是楚静的爸爸。

“可我好多年没有见过爸爸，也不知他去哪儿了。”

年初，徐楚静的外公平反落实政策，妈妈为了能让她尽快回北京上中学，便在当地办理了离婚手续。

班里有同学跟徐楚静外公做邻居，也知道她们娘俩刚搬回北京，但都被长辈们告诫要保持距离。好像她家还有说不清的政治问题。

我真正对徐楚静最大的一次帮助，好像就是三天后。

几个同学又嘲笑她的口音，并且还故意腆着大舌头学她说话。

我拿出平时做班长的威严冲他们喊，有什么好笑的，她讲的是闽南话口音。现在每天电台对台湾同胞广播就用这种语言，不信今晚十点你就去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海峡两岸”。

从此没人再敢拿她的口音说事儿了。

至于她的学习就别提了，无论数学卷子有多难，人家常常得满分，语文也很好，多数时候都比我的分数高。

被歌德称为怀春钟情的年龄段，一篇命题作文《我学会了***》，引发当时班里男女同学间对未来的憧憬。

有的女生把自己学会包饺子、熬粥的技能写得非常细致，当堂一念，就有男孩子私下说想长大了娶她做媳妇，天天吃好的。

有几个女孩子特别喜欢会修自行车的男生，说那是她们将来找对象的目标。

而我和徐楚静的作文一点没有被大家喜欢的特长。她写学会了拉手风琴，我的擅长是会写毛笔字，更是对将来生活没用的玩意儿。

我俩各自的特长不搭界，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欢看课外文学书籍。

比起同学间经常嘀咕的“谁跟谁搞对象”，那些经典的童话描述实在是太纯净、太文雅了，也令人向往。

但有些外国名著我妈那时不让我看，即使是像《青年近卫军》这种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

“你妈肯定是怕你看奥利弗和邬丽雅、柳芭他们谈恋爱那段。”徐楚静猜测。

“那书不是讲共青团员的吗，都是好人呀。”我问。

“谁说好人就不谈恋爱呀。你知道吗，就连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18岁就跟燕妮订婚了。”

“真的？谁告诉你的？”我第一次听说。

“我妈妈，她是北大俄语系毕业的。”徐楚静自豪地回答。

三 感受“一模”

“模拟考试”是之前十年从来没有在小学出现过的词汇，所以当章老师宣布开春后我们将进行“一模”时，我开始又以为是磨难的“磨”。

一模的作文题目是《“四化”实现的那一天》。

当时举国上下都在为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每天的报刊和广播都有相关题材报道。

什么叫实现四个现代化，媒体开始有了比较具体的描述：到200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人均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但再具体到每一家庭每个人并没有更详细说明。

少年，少年

这个题目不知谁出的，破天荒要给当时的少年儿童发挥充分的想象力。

考试结束后，与前几年一个模子出来的套话作文不同，这次真是五花八门。

章老师先说了几篇中等以下差生的作文。

他们普遍写的字数太少，远没达到要求的400字，把自己希望过的好日子模样，车轱辘话来回说了好几遍。

甲：“到了2000年春节，我们家搬进了高高的大楼房，比北京饭店还高。一进门就有暖气，不用搬煤生炉子了。”

注：当时北京饭店17层，是京城最高楼层建筑。

乙：“等我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大街上到处是卖好吃的商店，想吃什么就能买什么，副食本上的定量用完了也可以买，我就在家门口的小卖部工作。”

丙：“我到炼钢厂接我爸爸的班当工人。车间里特别凉快、干净，干活只要按电钮，每天不会再像爸爸那样累。”

老师用略带嘲讽的语气念着这些大白话，边念边乐，同学们也都跟着乐，我虽然听着好笑，但其实也挺羡慕这些差生的想法，因为那也是我对未来的愿望。

“瞧瞧，这哪是什么作文，啥描写也没有，立意太低，就知道吃穿住，图舒服。”章老师不屑地批评着。

被章老师大加赞赏的几篇好学生作文，那中心思想可不是一般地高，他们想象自己到三十出头时都是大科学家！

可是近四十年过去了，我没听说这班里谁把陈景润叔叔的1+2又证明深了一步，更没见过哪位同学像逛大街似的随意在地球和月球间穿梭。

有个同学立志在千禧年时让种出的黄豆都跟乒乓球一般大，实现亩产万斤粮。我现在想，真是转基因到这份儿上谁敢吃呀。

这些作文却被老师打了高分。

没想到的是，我和徐楚静的作文这次都成了反面特例，被老师和学校领导分别传唤进行个别谈话。

徐楚静在作文中写到： 1999年的某一天，马上就要实现“四化”了，我想开个舞会庆祝一下吧。于是给杨彤打电话，她是我到北京后第一个朋友。

她把自己家的花园和客厅写得就像《海的女儿》里的皇宫，当格林童话般的场景出现时，天边驶来一片旋转的光环，天外王子驾着他的UFO光临舞会。

“于是，我就成了地球的灰姑娘！”这是她的作文结束语。

我不知道老师是怎样教育徐楚静的，班主任章老师则对我第一次爆出近乎“狰狞”的面孔。

“啪”地一声，我的那份语文卷子被狠狠拍到案台上。

“你还想不想考重点学校了？你这次的作文严重走题，中心思想不正确，统考时弄不好被判最低分。”章老师恨铁不成钢的劲儿迟迟未消退。

我当时究竟写的是什么呢，现在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我幻想即将迎接21世纪到来时，我坐上由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特快列车，去那曾经神圣的地方，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苏联旅行。

我要到新圣女公墓为卓娅献上一束鲜花，我想进莫斯科大学的大会堂里看一看，毛主席曾在那里发表“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壮丽宣言。

“可你知道吗，苏联现在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是敌对势力，怎么能把那里当成实现梦想的地方呢。”章老师义愤填膺地说着。

在小学我一直是个听话的好女孩，没有怎么挨过老师批评，但不知为什么，这回章老师如此严厉的话语我竟一点也不害怕，既没有眼泪也不顶嘴。

心想我这次特地挑革命点的地方写，不然的话…

我倒想按雨果的描述去法国见下巴黎圣母院，也想去好莱坞体验一把卓别林拍戏的地方，更不知何时能踏上“外婆的澎湖湾”。

“以后这种容易牵扯政治立场的作文千万别写了。”章老师开始谆谆教诲。

“我本来想让你帮助徐楚静端正思想，她家里有人犯过政治错误，你可别受她的毒害。”

“我布置给你的那些难题都做过了吗？”章老师为班里几个学习好的同学专门出了些数学难题卷。

我敷衍地点了点头，“差不多快做完了”。其实没做几道，因为这段时间我都沉溺于看外国小说了。

“好吧，老师们商量过了，这次一模作文还是给你打一类文，但千万不要让其他同学看。好好努力，争取考上重点中学”章老师又恢复了慈祥的模样。

我真的体会到了“一磨”的味道，真实的想法被狠狠地磨砺了一回。

四  我们毕业了

一曲1981年诞生的新歌---《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伴随着我们完成了少先队退队仪式。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戴红领巾过“六.一”.

接下来不久便是填写中学志愿，每人填一间报考的重点中学，普通中学则按对口小学划片分配。我没敢报二中，父母帮我选了一间离家较远的区内重点。

大概六月中下旬迎来全市的小学毕业升学统考。那年的作文题目是《我的课余生活》。

第一天考完语文，章老师急急忙忙地从监考学校赶回来，问我们几个学生都写了什么。

当我告诉她大致内容后，她立马露出“走题”的表情，还好她没怎么说我，马上给我父母单位打电话。

章老师知道他们都在教育系统，希望帮我先找个好点的分配垫底中学。

其实我当时心里真没那么在意重点不重点。因为填报的那所学校离家确实有点远，骑车都要二十多分钟。

即使分配在附近的普通中学，也是跟我现在班里的大部分人在一起，我觉得大家这么多年关系处得挺好的，真有坏孩子来欺负也一定有人能帮我。

放榜的头天晚上，我父母通过朋友已得知我被那所重点中学录取了，两门总分194分，刚好踩着人家的录取分数线，二中的分数线是195分。

第二天一早，我回小学领录取通知书和成绩单。还没进大门就听说徐楚静跟我考了同样的分数，可惜她报的是二中，仅一分之差。

刚走进教室，只见章老师腾地一下从讲台跑下来，两手搭上我的双肩使劲地摇了摇。我不知她为什么那么激动，在操场上我已知道，班里有三个同学考进了二中。

“我的姑奶奶，你怎么考的呀，太悬了！”

章老师正要说什么，我立马抢了话，“我爸妈知道我二中没把握，所以没报。”

“我不是那意思，你看看，数学怎么扣了这么多分呀！”章老师指给我看成绩单。

成绩单上数学一栏我的分数是94分，而语文则是突兀的100分！我自己都惊呆了。

正说着校长进来了，冲我笑着说：“今年全市语文满分的不到这个数”，她伸开双手显出十指。

我们区只有两个语文满分，结果那个同学为他们学校挣了个“双百”的荣誉。

“噢，对了，你们班又多了一个可以上重点的。”校长跟章老师说。

原来徐楚静的爸爸前天来北京了，先是到学校打听女儿考学情况，后来又去了教育局。

“她父亲现在是回国投资的香港同胞，按新政策徐楚静可以享受港澳子女的加分待遇。”校长让我们赶紧去楚静家通知，让她妈妈来办申请手续。

我们到徐楚静家时，她妈妈正忙着招呼工人往外搬家具，他家马上要搬去海淀区居住。

听徐楚静讲她妈妈刚刚恢复了原职，将回到以前工作的单位上班，她也顺理成章地以教工子女身份入读妈妈所在的学校---北大附中读书！

“至于那个加分就算了吧，反正我们已经离开小学了。”楚静说。

楚静的话没错，我们已经离开小学了。从那天起我们告别童年，开始迈向青春。

少年，少年

附： 歌曲《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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