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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读小学的那些年，村里没有正式编制的老师，只有代课老师。小学实行五年学制，村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五年级要到距离村寨二十几里路外的乡小学去读。
村小学一至四年级只开设语文、数学两门课。上午下午各上三节课，上午如果是语文、语文、数学，下午则是数学、数学、语文，循环排列。每天上学放学像太阳升起落下一样规律，天刚蒙蒙亮就被母亲叫起来，努力睁开睡眼蒙胧的眼睛，下床用冷水擦一把脸，把帆布书包斜挎在右肩上。在邻居小伙伴的叫喊声中，一起踏上去学校的那条小路，有时甚至要半睡半醒走上一段才会彻底清醒。去学校的那条小路太熟悉了，不用看都知道哪里有一棵树，哪里有个拐弯，哪里有个坡坎。书包跟随我的脚步有节奏地拍打我的屁股，不用担心书包带会不会断掉，那时候的帆布书包很牢实，即使在路上飞跑起来增加书包拍打我屁股的频率，书也不会从书包里掉出来，因为书包里只装有文具盒、语文数学课本和作业本，很轻很轻。
从城里来到乡村读三年级那年，上语文课的老师是村寨里一位当叔的，他的名字后面有一个“华”字，我们称他“华叔”，在学校里喊他老师。华叔四十出头，高中文化，已是三个女儿的父亲，留着小平头，短短的头发上已有零星白发，他脸庞瘦削，表情严肃，眼角处已有少许皱纹，偶尔笑起来的时候，那些皱纹聚在一起平添了几分亲和。他的背由于长期挑抬重物的缘故有些弯曲，远远看背影就知道是他。每天早读课他把双手背在后面走进教室，同学们朗读课文的声音就大起来，读的不是普通话是方言，有的同学将声音拉得长长的，变成了唱读。
华叔每天到校比较早，我们来学校上早读课时，他就在教室门口盯着，对迟到的同学不是罚站就是抄生字，同学们看到他那张不苟言笑的脸都很惧怕，不用他说主动去领罚。不管有没有他的语文课，他随时可能在教室的窗子边张望，上课搞小动作、讲话的同学被他逮到不想放学能按时回家，除了罚抄生字还要打扫一周的教室卫生。逢到他的语文课，铃声一响同学们赶快收拾起纸板、铁环、皮筋等玩具乖乖进教室，等着他来上课。
他上的语文课很生动丰富，除了讲解课文内容和分析字词句，他还会引申出很多有趣的故事，同学们最爱听故事了，在津津有味听故事的同时，也理解了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他虽然只有高中学历，懂得多脑子里装的学问也大，他家里不算宽裕却藏有很多书。除了他的普通话听上去有些别扭，其他方面还真让人信服，特别是讲作文点评同学们文章的时候，教室里时不时会爆发出一阵阵笑声。
父亲没受到迫害之前，我一年级是在县城读的，拼音底子打得好，加之爱听小喇叭广播，普通话还算标准。回到农村后，老师上课说的都是方言，有一次老师让我朗读课文，我用普通话读，全班同学向我投来了惊奇佩服的眼光，华叔也对我刮目相看，他的语文课都会抽我起来朗读课文，让我带着同学们一起读。那时候的我就像一只骄傲的孔雀，总是想方设法读出抑扬顿挫来，把声音抬得高高的，对他们的羡慕和赞誉很受用。
华叔的老婆重男轻女思想严重，非要给华叔生一个儿子，后来生第四、第五个还是个女孩，给华叔凑齐了“五朵金花”。华叔也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被取消代课老师的资格。我们的语文课换了另外一位代课老师，课堂上再也没有了华叔讲课时的趣味，我对语文课的热情也逐渐降了温。
华叔是代课老师中的代表之一。在七八十年代大部分学校代课老师多，尤其是村级小学，几乎都是代课老师。很多农村孩子拼音没学好，普通话发音不标准，有的甚至不会说普通话。
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代课老师”这一特殊的称谓和职业也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在那个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那些默默奉献青春、站在三尺讲台辛勤耕耘的代课老师，值得我们铭记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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