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身体上挂着hotler时——我忽遭焦虑症——在检查心脏神经症对我周身的认知带来巨大降解的时刻，我胆战心惊地给她发一条微信：“在法律上，诱奸与年龄线的关系是啥啊”。我不知道该如何再次与她开口聊天，我也不知道我这种本想谋求些安慰却一本正经地问她一个严肃的问题，带着蹩脚的hotler,问着蹩脚的问题。
在我问出这个问题的即刻，她在东北读法硕，我在家乡读文硕，同处研二，一样考了2次研。在两次考试的分数上，她其实都有选择，而我其实毫无选择。她两次都选择抛向家乡外独自闯荡，而我第二次认怂的选择了家乡的学校，妥协了闯荡的勇气。
我记得高考后的漫长的假期里，我和她还有一群同学去KTV时，直到现在我也没能适应KTV这喧闹的地方，我厌烦它的嘈杂。就在这嘈杂里五音不全的我唱了《壮志在我胸》，而她唱了《勇气》。其实，多年后现在，我们可能在那时对于勇气的理解幼稚而复杂。
她唱《勇气》之前，我用短信蹩脚而委婉的似乎在向她表白，语气并没有坚定多少。她询问我：“你是认真的吗”。多年后的现在，我一直认真的理解这份认真的问句，在她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中，她满怀悲伤的剖析着我们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的所谓的交往，异地的通信或许留存了某种浪漫的期待。那是大二到大四的漫长的写信的时光，至今，她不多的手写信我还会在某个深夜开启，注释；而我的手写信也在她那里，比她在我这里的，多了一倍。究其原因，法硕的考研要比文硕的考研要更艰难，所以她后来给我的信都是电子信箱里的信，而我坚持手写。或许，在毫无选择之前，我漫长的延宕与孤独的徘徊都留存在了这一封封似是而非的信里。
她在最后一封信里写到：“我们还是彼此承认吧，当你在倾诉的时候，我在犹豫；当我鼓足勇气向你倾诉时，你在犹豫。我们就承认吧，可能我们都只适合一个人去复杂。就在两个人的感情中，或许我们从来都没有太大的冲动，我们可能都极大限度的保持着自私带来的所谓的自由。因此，我们都放手吧，虽然我们似乎从来也没有拉过手。”
在爱情与自由的幼稚的辩证里，就如同我现在沉浸在婚姻与权力的思考中，在层出不穷的达至围城的外面的不远处的树林的长椅上，我们其实并没有一起协商过什么未来，我总担忧着过去，我的父母糟糕的婚姻以及令人难以忍受的原生家庭的桎梏。而她，不知道因为什么，从高中一个很爱发QQ日志和后来微信朋友圈的女孩，在2014的不知什么时候，锁了QQ，停止发微信朋友圈，也极少给我们共同的同学点赞，直到现在坚持了已经7年多了。
在多媒体智能手机的现在，有太多的人一天发无数条朋友圈用以确定自己的存在，而她，主动抛弃了这样所谓的依傍。在网上的一切世界里，就像消失了一样。这曾经令我既费解又惶恐，我以为她的自我封闭是因为我情感的游离造成的呢。
直到有一次我鼓足勇气问了她这个问题，她说：“并不是你的原因，你放心，我没有那么脆弱。可能，我比那个时候我们写信的我更知道自己现在要什么。”
我问：“要什么?”
她答：“可能是快乐吧。”
于是，聊天停滞在这里，一晃，已经3年多了。记忆就是如此，雁过留声，多有慨叹。
就在前几日，我看到一个与她差不多同样性格的我们的共同同学在午夜24点忽然把结婚照发在了朋友圈里，那一刻，我入睡就变得更加艰难了。我很惧怕在不远的未来的某个即刻，她的一则突如其来的结婚照发在8年不发朋友圈的那里，为这雁过留声的“声”彻底画上句号。
在这个所谓的。后面，我能想到的唯一话语是：所有即刻的苦痛确实是对记忆中某种懊悔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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