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镇的木心

这是王可乐在简书的第37篇文章

（一）

9月3日，全世界都在庆祝。

几乎所有目光都聚焦于长安路上的人肉风景。据说纽约交易所电子屏幕打出了：“重大利好! 接下来的113个小时，中国那个神经病市场，因为纪念日而休市了。”

这似乎是习以为常的现象，如我在《头发的故事》里面所说：“中国人身后仍有一个无形的辫子，让世界觉得我们是异类”。

那场人类战争史上伤亡人数第二的战争已经过去70年了，值得为之纪念。同时，人类史上最大的浩劫却不被人提起，仅仅是因为统治者曾借以革命吗？

躺在床上的我，脑海里浮现的是米兰·昆德拉的《庆祝无意义》，85岁昆德拉似乎在用最后的力气告诉我们：生与死、严肃与荒诞、历史与忘却、现实与梦境，面对所有的无意义，我们不停止奔忙，我们在笑中漂浮，为世间的无意义狂欢。

去年这本书出版之后，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又重新出现——昆德拉想以此书向诺贝尔发起最后的冲击？我想另外一位作者的话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诗人的加冕之夜是孤寂的。”

《庆祝无意义》一开始便表现了强烈的性欲。今天这样开放和多元的时代，文学表达依然是断裂的，在中国是因为政治的挤压，不敢于去承认如今这个精神世界逐渐荒芜的现状，可能是85岁的昆德拉终于悟到艺术的本质就是性欲。如同艾瑞克·费舍尔的绘画一样，在艺术领域再次证明佛洛依德的理论——人类的一切行为皆由性欲而来。所谓做正确的事，就是承认这一点。

性欲其实就是一种表达，在伟大和高尚无法正常书写的时候，艺术就向最原始的欲望发轫，表达性欲就是在对抗粗鄙与谎言。这是我读《庆祝无意义》得到的意义，85岁的昆德拉以退为进，这种真实，可称不朽。

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如今你在美国谈论性和朝鲜谈论性，所需要的勇气是截然相反的。

“伟大的艺术常是裸体的，雕塑如此，文学何尝不如此。”木心在讲这番话的时候，一定和昆德拉一个年纪。真正的艺术不就是保持旺盛的性欲吗？昆德拉做到了，木心亦然。

“当你不被接受的时候，你没必要跑出去和别人讲”,他死后获得的名气和生前在中国的寂静，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是整个时代的悲哀。

最近两年，我如无根的浮萍一样四处飘荡。在一个夜晚我遇到叔本华后，似乎不再绝望，因为我惊讶地发现，生命一点意思也没有，从那之后就好多了，因为叔本华告诉我，人生就是他妈的那么简单，所以各种得失都放下了。

悲观其实是一种远见，忧郁也是消沉了的热忱。绝望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滥情，区别是有的人用于女性，有的人则逃避到书籍里，我属于后者。对于绝望的人来说，莫让他接触契科夫和木心，不如丢给他一个陀斯妥耶夫斯基。

这与陈丹青遭遇瓦格纳、塞尚一样。在种种疏离与逃亡之间，流浪的诗意又回到了内心。如海德格尔所说：人类诗意的栖息在大地上。尽管我的诗写满了“小重山”,这也换来不少力量——悲观的力量。

我必须承认2012年的一个晚上，我被木心如雷一样击中。原本在读陈丹青的《草草集》。书籍前面部分，看他批评中国的教育、艺术、建筑、城市、消费，陡然一转，落入木心追思，随后“理想国”把木心的作品带到市场，真正开启系统阅读木心的征程，尽管这种阅读是肤浅的，零散的，表面的，但不妨碍他带给我的惊喜。

2015年8月15日，那个30年前以一组油画噪得大名的批评家替木心完成了最后的一套书籍——《木心谈木心》。在上海的思南公馆，朝圣而来的人们早早排起了长队，我被这样的场面吓到了，这样漂洋过海回来的“鲁滨逊”，抛开传媒的作用，能说明中国人在文学意义上接受了他吗？

直到《中国好歌曲》把木心推到了舆论的风口。作为一个深受经验主义影响的人，总是下意识去回避过于被吹捧的事物，可，我并没有衰减对其的热爱。如要列举对自己影响较深的作家，斯蒂芬·金之后便是木心了。一直以来我都想写一部“中国的肖生克救赎”，可一直困于素材和现实意义，是木心让我找到了方向。《狱中锁记》，有了雏形。

在这无意义的庆祝之下，我决定前往一个喧嚣之地去拜谒一个长眠于地下的老朋友——木心。

（二）

在前往乌镇的路上，天空一扫往日的阴霾，太阳变得炙热起来。这种年少时才能出现的轻狂行为已经在心中激不起半点涟漪。

从上海出发，驱车1个小时，睡眼惺忪的我用“红牛”不断强化自己的意识，清晨的高速路上安静得只能听见风声，阳光不时斜入车内。

在进入乌镇的路口，一个硕大的屏幕在直播长安路上的盛况，阳光依然强烈，无论乌镇还是北京，太阳似乎今天特别耀眼，70年后的今天，一定有御用诗人写下“光明从未如此强烈”的诗句。

乌镇的宣传栏上，大书“中国乌镇”，直接跳过了桐乡，嘉兴，江南等地域修饰词，直接对接了“中国”。

可能是我到的时间尚早，乌镇仍未出现所谓另一种人肉风景。但西栅附近的宾馆提前告知了我这一点，一个普通的小旅馆在平日里价格100块，现在要价600块 。这里不得不佩服一个好商人陈向宏，是他发现了乌镇的旅游价值，是他让乌镇成为今天这样，当然也是他邀请木心回到乌镇居住。当然，若木心现在还活着，不知他是否喜欢如此喧闹的乌镇。

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对文化符号趋之若鹜，习惯用抽空内核的事物来弥补文化的不足，到了乌镇就可以邂逅江南水乡了？实则不然，人们所关心的其实和景物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们更在乎的是花了多少钱，拍了多少照，要说有什么区别，最多是背景的改变。景物和人物，在摄像机里的比例，你很容易发现，人的千姿百态绝对胜过景物的自然之美。丑和美意义，你翻一下摄像机就知道了。

自拍杆流行，更像残疾人的拐杖，人们用他来支撑起那个缺失的自己。

就在这些司空见惯的人潮中，我进入了乌镇。

人头攒动，本来就狭小的江南小道变得特别拥挤，你几乎无法停下来欣赏和感受江南水乡的韵味，留给游人唯一可以感受的是人口的力量和商业气氛。导游的劣质喇叭不停在叫喊，长枪短炮不停对着人群闪动。

木心纪念馆并不显眼。几乎没有任何标识和指引，通过网络才知道在财神湾某处，我试图去询问路人，但还是压抑了回来，因为考虑到“文青”如今是个贬义词。

穿过一片树林之后，在去往矛盾故居的路上，发现了“晚晴小筑”,可以说这里是当日乌镇最安静的地方，因为参观木心纪念馆需要预约。

（三）

路人偶然会被这一座突兀的房子惊讶到。

“木心是谁？”人群中每一分钟平均有5次这样的声音。拐入财神湾，分贝最高的仍然是导游的喇叭，每一个导游都会瞬间扯着嗓子介绍那尊落财神湾的财神像。游人则以扔硬币，拍照，跪拜等等来应和。

这个画面很唐突。折射了这个精神没落和追求金钱至上的消费时代，财神像和木心在见方之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在晚晴小筑对面的餐馆坐下来，正对着晚晴小筑，没有一个导游介绍木心和他的纪念馆。更多的是：“前面就是矛盾故居，他比莫言写得好多了”。一个多小时，我没有听到一句关于木心的谈话。

晚晴小筑像是一座多余的建筑，非常不和谐落在旅游业兴旺发达的乌镇之中。他半掩的而开的门，只为他的学生和乌镇旅游的需要，对于他本人是否愿意这样，无法得知。

纪念馆大致分为三个场景：生平馆，绘画馆，文学馆。这似乎就是84岁木心的孑然一生。

木心以画出世，又与文学媾合交欢。馆内没有一张彩色照片，似乎映照了一生黑与白的历程，也诉说了他的平淡和传奇。

1927年2月14日，木心在这里出生。一个特别浪漫的日子。他母亲给了他很好的基因，他家和矛盾有亲戚关系，母亲与鲁迅相识。晚晴小筑相去一箭之遥就是矛盾纪念馆，据说14岁的木心偶然一天发现了矛盾废弃书房里留下的文艺宝库，开始了他的阅读生活。

这种巧合与偶然，如我14岁时，在吴家中学遭遇那个残破的图书馆，鲁迅全集和西方名著都是秦火之外的馈赠。纪念馆里呈现的几乎是那个时代的书籍，以《小说月报》最为显眼。那是矛盾和巴金的时代，是五四一代对传统思考和外来文化自由传播的时代。

通过《上海赋》应该可以看到，木心走出乌镇到上海时的风貌。那时的他，已足够细腻，善于捕捉被人忽略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是他记忆的宝库，后来的日子他几乎靠记忆活着，如张爱玲一样。

1946年，他进入上海美专学习油画，后来转入林风眠的门下。 这样的出身和求学之路在那个时代，必然伴随莫大的荣誉和苦难。

陈丹青的青年时代以画毛像为业，而如今在他眼里是毛制造了他那一代人的缺失。而木心未逃离中国前，是参与设计和主修人民大会堂的10大设计师之一。

应着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任何故人都可以是一本史书。木心之所以让我热爱，最大的原因来自他的《狱中笔记》，正如他在纪录片《来自地下的笔记》里面表现的坚韧一样：“你要让我毁灭，我偏不，因为我不能辜负艺术的教养，是这种教养让我活下来。”如今类似的字眼刻在纪念馆墙上，不免让人错愕与伤感。

1971年，木心被捕入狱，被囚禁1年半，所有作品被烧毁，三根手指也被折断。那个时代是要写交心书和所谓的坦白书，狱中的木心用纸墨书写了65万字的《The prison Notes》，纪念馆的玻璃下仍有部分残片。

“ 我还没有像我在音乐里所表达的那样爱你”——我突然想起了这句话。我在这个牢房里，完全没有办法找到瓦格纳的原文，虽然我相信这和他原来的词句差不多。音乐是通过自身的消失构成的一种艺术形式。因此，在其最深处和本质上，音乐和“死亡”是最接近的。我在四十岁之前没有过写回忆录的计划，尽管卢梭最后的一部作品《孤独漫步者的幻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屠格涅夫的《文学回忆录》是那么单薄的一个小册子，开始我感到不一定非读不可，没想到它如此引人入胜。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遵循福楼拜的忠告：“呈现艺术，退隐艺术家。”(来自《狱中笔记》)

《狱中笔记》的很像哈维尔，区别是哈维尔通过文字解刨自己，而木心则解刨整个艺术史。被囚禁的人只能靠此度日，文字不免狂想和凌乱。但是不影响其精神世界的纯粹，那些个曾经被囚禁的伟大灵魂以顽强的姿态活了下来，并且无限接近超然。

在狱中，他还自己画钢琴键盘，用于想象美妙的音乐，他以此来渡日。这个里像极了《肖生克的救赎》里的安迪，他在狱中开设图书馆，教人识字，冒着被禁闭的风险提供莫扎特给所有人听……

当人问到安迪，你为何要这样，他说：“这个世界上总存在着某种美好的事物，穿越高墙，超越一切，让人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

所谓强者自救，圣者渡人。《肖生克的救赎》是虚构的小说，而木心却真实的存在。如果你看过那部影片，并且被其中人物所感染，你应该会喜欢木心。因为有一种鸟是永远关不住的，他身上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很多人都曾遭受煎熬和囚禁，批斗，不幸，他们大多数被毁掉了，但是有一种人，他们始终在用某种力量告诉你——希望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木心是其一。

正如陈丹青所说：“木心先生自身的气质、禀赋，落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类拔萃。”

（四）

第二个馆是绘画馆，里面呈现了先生身前的画作。他的用墨几乎都是以黑色为基调，单从画面来看，似乎很难，和以往看到的绘画都不一样，墨间似浓似淡，依稀可以辨认一些鸟和景物。后来得知，木心先生的画作被大英博物馆收藏，是20世纪的中国画家中第一位有作品被该馆收藏的。有评论说他的画是这和世界名人对话，他本是西画出身，却偏爱中国山水画的风格，于是就有了属于木心的绘画风格，我不怎么懂得欣赏画作，对于绘画，我太外行了。注视着他的绘画，我只有一种感觉，他似乎有很多话想透过画告诉我们，却又似乎早已写在其中。

现代中国小说，在我这里以阿城的《棋王》为标杆，但是阿城80年代就开始推崇木心了，我的阅读缺失让人背后发凉。他的散文与福克纳、海明威的作品一道被收入《美国文学史教程》。这是第一位中国作家被美国文学史所接纳。然而，我对这一无所知。若不是陈丹青的高声呐喊，四处游走，我几乎是无法看到木心的文字，这是喜还是悲？

身在21世纪，并以知识份子自居时，遭遇木心再次印证了萧伯纳的话:"好书读得越多越让人感到无知"。

纪念馆里面的人很少，只有稀疏的几个人进进出出，和外面拥挤的小巷再次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已经不是今天第一次感到这种反差和撕裂感了。也许如今的中国正如贫富差距一样，无处不在的反差和撕裂，折射在世人的精神生活上，是如此粗鄙和极端化。

纪念馆里有一个电视屏幕，每隔30分钟会播放一次木心主讲《世界文学史》的最后一课。这是为数不多的映像资料，我伫立其前，听他讲第一课。木心的话很清晰，而且幽默生动，讲得内容能唤起他十足的精神，他也应该乐于其中。旁边有他的学生，时而传来笑声和掌声。

突然间，我很佩服那些靠记忆活着的人，他们不仅仅有大的精神力量，更拥有超拔一切的天赋，不容易被苦难毁掉，这是一种高度。

喜欢木心可能是时刻在准备如他一样走过泥潭，寻得所爱，孤独终老。

纪念馆里的照片对于我来说很奇怪，无论任何时候的木心都看不到曾经遭受过苦难，对于做过牢的人，我似乎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尤其是78之后的作家们，他们的身子难免有些岣嵝，有驼背，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轻松和精神。这或许就是他所谓的文学的教养。是“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山高木心知”的心境。

最后，我在门口书架上拿下一本书籍，服务员问我要纪念章吗？我和她攀谈了一会。服务员一直用“先生”回答我，她称木心为先生，先生身前怎么样，先生的纪录片怎么样……我才明白，这就是木心的魅力，木心不仅仅是木心，他还是木心先生。

如今，缺少这种被称之为“先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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