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学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校徽）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土相继落入日伪之手，国民政府提出了“战时须作平时看”方针。遵循着这个方针，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迁往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旧照）

在西南联大校歌里，将三校南迁的过程列为：辞宫阙、驻衡湘、在山城。

西南联大存在于各种回忆录和小说中：“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中国大地的西南角，汇聚了这个民族最伟大的心灵，他们‘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接续着中华文化的星火，也延续着中西方文华碰撞后的火种。”

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有处为了纪念梅贻琦先生的梅园。新竹清华的学生开玩笑说，因为梅园两字与“没缘”谐音，因此清大有着情侣不可到此约会的传说更有传闻若与情人晚上来此幽会，梅校长会要你回去好好用功读书。

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者，有大师之谓也。”我想在梅贻琦先生的心中，他所指的大学大概就是西南联大了吧。

西南联大生于战火，虽颠沛流离却弦歌不辍。日军的飞机呼啸而过，炮弹落下，发出闷沉的巨响，尘土扬起，落下，落在头发半白的人身上，意气风发的人身上。

汪曾祺先生对于日军来袭时的警报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述：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词语，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这不像“跑马”、“跑生意”那样通顺。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惟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关于“跑警报”，刘文典先生和沈从文先生之间还有一段“爱恨”往事。

刘文典先生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在昆明时，某日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到处跑，刘文典先生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先生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寅恪先生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寅恪先生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文典，刘文典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寅恪先走。

而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文典面露不悦之色，沈从文恰巧与刘文典擦肩而过。于是他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他跑什么跑?”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西南联大旧貌）

作为西南联大艰苦办学的证据，恐怕只有现存于校园内的一间铁皮顶教室了。这间教室长16米、宽5.8米，铁皮顶、木格窗、土坯墙，现在看来已经简陋的不能再简陋了。

《无问西东》影片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在大雨中，学生们因为雨声太响而听不清老师的讲课，老师只好在写满物理公式的黑板上继续写到“静坐听雨”四个字，这个情节也是也是有出处的。云南是个多雨的地方，遇到雨季，铁皮屋顶少不了雨声叮当作响的骚扰，课堂里只剩下“风声，雨声，声声入耳”。所以就有教授对同学们说：“咱们就停课赏雨吧。”这些叮当作响的铁皮顶教室，出自两位建筑大师之手－－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当年，梁、林二位也到了昆明，梅贻琦请梁思成夫妇领衔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赫然纸上。然而，该方案被否定了，原因只有一个：没钱，联大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当梁思成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为用黏土打垒，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希望二位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砸在梅的面前。他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间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叹了口气说：“国难当头，用茅草来建大学是不得已而为之呀。我们能不能用茅草把校舍做得尽可能好看点儿，好用点儿？这还得靠你们支持……”梅校长说不下去了，哪位校长愿用茅草盖校舍？梁思成默默无语。梅校长俯身将摔在地上的方案捡起交给梁思成：“等将来战争结束了，我们迁回北平了，请你来设计世界一流的清华园！”梁思成什么也说不出。当晚，他和林徽因按照建茅草校舍的思路修改方案。林徽因一边改一边流泪，说不清是为她的国家，还是为她的专业而悲伤。半年以后，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满了原来空荡荡的校园空间。至于铁皮顶的房子，据说也仅有那一间，后来因为学校太穷，铁皮也被卖掉了，换成了茅草屋顶。

那保留下来的铁皮顶教室，在狭长的教室中放着几列右侧带有一个宽阔扶手的椅子，但是没有课桌。据说是为了节约做课桌的经费，同时也为了节约教室里的空间。学生们可以在椅子的扶手上写字、记笔记。这种椅子还有个传神的外号叫“火腿椅”。

传闻中仰慕林徽因的金岳霖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也有一段浪漫的故事。被轰炸过后的联大金岳霖先生每次出城跑警报，必须携带一个小手提箱，里面不是什么金银细软，学术巨著，而是他外籍女友写给他的情书。

时至今日，有很多人追忆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西南联大那句“刚毅坚卓”（“刚”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毅”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坚”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卓”是“夫唯大雅，卓尔不群。”）的校训。常常伴随刚毅坚卓出现往往还有“弦歌不辍”（出自《庄子》“孔子游於匡，宋人围之数币，而弦歌不辍。”）这句虽不是校训，可无疑不体现着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仍然保持着教化育人的精神。

而最后的最后，也如他们校歌里所唱所愿的那句“神京复，还燕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