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俊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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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哈德门饭店所属的便宜坊烤鸭店（简称便宜坊）是驰名中外的百年老店。它创立于1416年（明永乐十四年），距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
便宜坊作为百年老字号，很多人也许会读错这个名字，便宜坊取自“便利人民，宜室宜家”的经营理念，是为便（bian）宜坊！
据史料记载，北京烤鸭的前身为南京烤鸭，由燕王朱棣带进北京，成为宫廷御膳后改名为“北京烤填鸭”，是宫廷每年正月十五的主要菜肴。
受御膳房影响，北京民间的烤鸭技艺日益精进，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便宜坊。有学者明确指出：“北京烤鸭的推广和普及，归功于便宜坊。便宜坊之于北京烤鸭居功至伟”。便宜坊的创办，开辟了焖炉烤鸭的新时代。
最早的便宜坊在宣武门外米市胡同，是由一个南方人开办的连家铺小作坊，以经营焖炉烤鸭和筒子鸡为主。起初无店名，但是由于烤鸭、筒子鸡味道好，售价便宜，很受顾客欢迎。天长日久，渐渐被称为“便宜坊”。
典故
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时任兵部员外郎，家住宣武门外达智桥的杨继盛（字仲芳 号椒山）在朝堂之上严词弹劾奸相严嵩，反被严嵩诬陷。下得朝来，内心苦闷，饥肠辘辘，逶迤来至菜市口米市胡同。
忽闻香气四溢，见一小店，推门而入，店堂不大，却干静优雅，宾客满堂，遂捡席而坐，点了烤鸭与些许酒菜，大快朵颐，把个烦闷与不快早抛至九霄云外。也有认出他的，知是爱国名臣良将，便报与店主。
店主亲为之端鸭斟酒，颇露钦佩之色，遂攀谈起来。得知此店名为便宜坊，又见待客周到，叹谓到“此店真乃方便宜人，物超所值”！大呼“拿笔来，快拿笔来”！笔、墨、纸、砚早到，杨继盛俯案一挥而就三个大字“便宜坊”！众皆呼好。
此后，杨继盛与众位大臣频频光顾。后杨继盛遭严嵩构陷被抓，后致死。严嵩让便宜坊的老板把匾额摘下，老板不允。后严嵩派人强行摘除匾额，老板以身护匾，遭殴打致吐血，严嵩因此作罢。便宜坊由此声名远播。
到了清代，烤鸭在皇宫内受到更大的重视，御膳房专门设立了为皇帝制作烤鸭的“巴哈房”。《燕京杂记》记载“北京膳填鸭，有至八九斤者，席中心必以全鸭为主菜，著名者为‘便宜坊’”。
便宜坊生意兴隆，招来了众多的行业效仿者。到了清朝末年，京城出现了很多经营焖炉烤鸭的“便宜坊”，如鲜鱼口便宜坊、东四牌楼便宜坊、新街口南大街便宜坊等。“便宜坊”的焖炉烤鸭成为北京烤鸭业中一支规模浩大的流派。为了强调正宗，米市胡同便宜坊在清咸丰年间改名为“老便宜坊”。
清咸丰五年（1855），一个姓王的古玩商与米市胡同老便宜坊合股，在前门鲜鱼口开了一个“便意坊”（后改“便宜坊”），即现在鲜鱼口便宜坊烤鸭店的前身。创业之初，王老板从老便宜坊请来了一位刘姓的师傅主厨，尽得老号的真传，经营的品种除焖炉烤鸭外，还有筒子鸡、清酱肉、驴肉、香肠等十几种。由于品种多、加工考究、独具特色，深受人们的欢迎，且鲜鱼口便宜坊是处于闹市区的两层临街门脸，生意一直好于其他烤鸭店，一度在京城餐饮业的名气无人能敌。
辉煌也伴随着落寞，就如同那怒放的花儿一样，盛极而衰。从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和日本侵华、北京沦陷，北京烤鸭行业经历了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烤鸭店相继倒闭，仅有鲜鱼口便宜坊延续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鲜鱼口便宜坊受到政府的关注和扶持，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景象。公私合营后，便宜坊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北京市唯一一家正宗的焖炉烤鸭店。
李士靖老师为
便宜坊写的
四言藏头诗
数百年来，便宜坊独树一帜的焖炉烤鸭吸引着众多食客。明朝抗倭名将杨继盛曾为便宜坊题匾。乾隆皇帝，美国早期的游记作家安格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万里，前美国总统老布什，当代名人卢光照、李士靖等都曾光顾便宜坊，品尝焖炉烤鸭，并留下铭文瑰宝。
便宜坊在六百年的风雨变迁中，积淀了独有的技艺和文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是老北京珍贵的“活态”技艺。
李士靖
中国食品品牌研究院终身首席研究员、曾任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政府食品工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奥运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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