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前面是个天

四十年，放到时间或历史的长河里，只是须臾间。但对于父亲的人生，四十年几乎是半辈子。

我的父亲是农民，后来成了老板。

没有包产到户前，做农民的父亲胸无大志，据大队里的人说，父亲每天扛着锄头到田头，游游荡荡，出工不出力，跟着队里的部分青年磨洋工。

我出生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遍大地，也吹到了农村，土地开始包产到户，磨洋工的父亲好像一下子变了一个人，整日早出晚归，伺候他的庄稼就像伺候宝贝。随后，弟弟出生了，全家四张嘴加上祖母的口粮都要从土里刨食，父亲的日子过得很拮据。

父亲母亲开始给村里的大户人家打工——做变压器。下工时，雇主都会搜身，防止夹带废铜回家兑糖吃，日子过得憋屈。这样过了大半年，雇主无钱发工资，给了一台滞销的落地式电风扇抵工钱。电风扇呜呜呜叫的声音堵在了父亲的心头。

“我不相信一辈子是穷命。做生意去吧。政策允许我们做生意了。”父亲对母亲说。

“离开了土地的农民还算农民吗？”刚开始母亲不同意。

父亲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农闲时做生意，农忙时回家种田，母亲才勉强同意。

父亲卖掉了一谷仓的稻谷，换来几张薄薄的钞票。金黄的稻谷缓缓落入购谷人的蛇皮袋，父亲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掩饰着慌乱的心绪。壮士断腕、破釜沉舟不过如此，父亲切断退路，把我们姐弟留给祖母，去了一个叫柳市的地方。

半年后，我们姐弟俩倒了四趟车、转了两趟轮船，渡过飞云江和瓯江，终于来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一次，我独自看着店铺，有客户过来找父亲，开口就问“娒，你袋在伐？”我疑惑了半天，从货架上扯过一个袋子给他，他哈哈大笑，用普通话说“你爸在不？”我恍然大悟。我以为普天之下的人都是讲温州话的，走出去才知道光是温州话每个地方发音都不一样，更遑论全国各地的方言，这让扎着羊角辫的我大长见识。和古朴厚重的林垟古镇不同，柳市是个喧嚣热闹的开放小镇，它的生活永远是热气腾腾的，夜排档，录像厅交相辉映，鼓词和戏曲轮番上演。我最爱去的是树人书店，树人，总让我想到周树人，在这个遍地生意经的地方，居然有这样一个精神家园安放我贫瘠的灵魂。在树人书店，我读了《郑渊洁童话》，看了《茶花女》，《安娜.卡列妮娜》等，精神得到空前滋润。父亲以为自己丢了土地，没想到走出去后，文化的种子早已悄悄撒在了我们姐弟的心田。

树挪死，人挪活，父亲的钞票飞飞来。但是父亲居安思危，民以食为天，不敢放弃家里的一亩三分地，每到农忙时节，必关了店挞赶回老家收割。后来土地给了亲戚种，父亲依然保持农民本色，每当从低压电器市场走过时，裤脚总是卷得一只高一只低。

父亲把亲戚从老家带出来，亲戚把自己的亲戚带出来，亲戚的亲戚把自己的亲戚带出来，亲戚的亲戚的亲戚的……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瑞安人占了半壁江山。这些人大部分都发家致富，有些回家办起了企业，成为家乡的纳税大户。

父亲的店面从一家开到了两家，有一家正对着南存辉的小作坊，才几年功夫，眼见着南存辉起高楼，眼见着南存辉办集团。德力西、正泰这些企业仿佛一夜之间从地上冒出来，红遍全国。父亲的小作坊开在林垟老家，我是她的总管，父亲店里的产品都是我在后方督促工人生产出来的。刚学了西方政治学的我经常说父亲是资本家，剥削剩余劳动价值。父亲感叹道：幸好生活在这个好时代，如果放在过去，那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改革开放，搞活了经济，也搞活了头脑。父亲的生意从和温州人做，后来变成和全国商人做。父亲的普通话讲得蹩脚，沾满泥味，请客商“吃粥”会说成“吃白酒”，吓得客商连连摆手，当得知误会一场时，他们反而信任这个有意思的农民。再后来，连国际商人也来到父亲的店里购买各种按钮，一句英语都不会的父亲和非洲商人交流毫无障碍，父亲啪啪啪从计算器上按几个数字，交给对方，对方接过计算器啪啪啪也按几个数字。他们就这样按来按去，时而点头时而摇头，最后互说OK成交。

四十年过去了，我家的变化显而易见，家从小镇搬到了城区，后来父亲又在上海买了房子，在县城买了店面……父亲最大的收获不是房子，而是成功将我们姐弟俩培养成才，实现从农村娃到吃公家饭的转化。如今，父亲尚读幼儿园的孙女都走向世界，她已走了好几个国家，下个月又将到美国体验生活，父亲闻之乐呵呵，“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一介农民，哪能走得这么远呢！”

唱着《春天的故事》，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捷，在市场经济中体验美好生活，我们家很庆幸，能亲历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与变化。

父亲说的没错，走出去前面是个天。国家改革开放如此，我家的物质精神变化亦然。

《瑞安日报》2018.6.26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