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趣事

生活当然不仅仅是泪水，再怎么艰难的人生也有欢笑的时候。

记忆中，最开心的是，每天放学后和小伙伴们做游戏。那是个非常简单的游戏，小伙伴围成圆圈，每人都伸出右脚，互相勾连起来，左脚同时往前蹦，圆圈就开始顺时针方向转起来了，圆圈一转动，我们就开始大力地拍手、唱歌。

村部前的操场是我们的乐园。每天放学后，我们几个小伙伴总围在这里，每人头顶着两个七歪八扭的羊角辫，乐此不疲地跳啊，唱啊。太阳落山了，月亮升起来了，银色的清辉洒下来，地上跳动着一个个羊角辫的影子。羊角辫的心中，满满地都是单纯而热切的欢乐。

一直到很久很久，“妈”们喊吃饭的声音陆续传来，小伙伴们才恋恋不舍地四散离去，一路上，还意犹未尽地高唱着

金锁铁锁扭——扭——

扭扭开——开——

印象中还乐此不疲的一个游戏就是打仗。夏天的夜晚，劳作了一天的大人们吃过晚饭，纷纷搬出竹床、凉椅，和左邻右舍拉扯着田里、家里那些琐碎，享受一天里难得的闲暇时光。早早就被打发洗了澡的孩子们，原本是被拘勒在大人脚头的小板凳上乘凉的，渐渐地，小板凳空了，倒是村后的竹林里传来“缴枪不杀”的震天价喊声。

不甘寂寞的孩子们分成两队，一队是中国兵，一队是日本兵，正村前村后的打得欢呢。“战斗”虽然很激烈，但胜负却往往是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的。被分为“中国兵”的那队，仗着正义之师的身份，哪怕技不如人，但只要振振有词地高喊一句，你们是日本兵，凭什么赢？对面那些本来正神勇万分的“日本兵”就会心虚下来，瞬间战斗力疲软，不一会儿，就缩手缩脚地缴械投降了事。然后新的一轮开始，两队人马都争着要当“中国兵”，刚才在战场上那种“兵不血刃”的和谐气氛化为乌有，这回真的打起来了。

童年的记忆就象一串年代久远、几欲深埋于沙滩的珍珠，偶尔撷起最外面的一颗，其余的，也便一颗颗鲜活、生动地顺势蹦出了。

很小的时候，农村还没有实行分田到户，还是大集体，村村都有集粪池，以便贮存家禽家畜的粪便作肥料。集粪池通常都挖在村口，是个一米多深的大长方形，里面都用水泥砌好，很光滑，靠近路边的一端还砌了几级台阶，方便起粪。

春天到了，贮存了一冬的牛羊粪已被窖熟，借细菌之力，复归为尘土，在池里无色无味地铺满了厚厚一层。几场春雨下来，池里积满了水，水面漂着厚厚一层浮萍和睡莲，红花绿叶，香气扑鼻。无数只鼓着大白肚皮的青蛙日夜在其间歌唱，拨开浮萍和莲叶，还可看到一群群大脑袋小尾巴的蝌蚪自在地游来游去，间或还可看到一团团还未来得及孵化的青蛙卵。有这么种类丰富的玩具，很自然地，春天的粪池便成了全村儿童的乐园。

那天，为了抓获一只漂亮的绿青蛙，我伏在粪池的水泥沿上，努力地往里探着身子，我探了又探，似乎总与那只快活地呱呱乱叫的青蛙隔着点距离。我丝毫也不泄气，继续往下，“卟嗵”，掉进池里的不是青蛙，而是我。青蛙没抓着，自己倒变成了一只大“青蛙”，在池里与我所热羡的真青蛙们亲密接触了一把。不知道岸边的小伙伴们都作了些什么，反正我在池底咕咚了几口水后，居然挣扎着摸到了砌有台阶的那一边，顺着台阶爬了出来。

幼时嘴馋，可家里又极穷，没什么吃的。虽然偶尔村里榨糖厂也会分几斤自产的红糖，但大人们却要留着待客，不但不给我们吃，为防我们偷嘴，还要送到高高的阁楼上藏起来。但小孩子对于吃的智慧和勇气，永远都是无穷的，大人们那点小把戏，哪里难得倒我们？无论大人们把糖藏在什么地方，哥哥姐姐们总有办法找出来，并成功地吃到嘴里。我虽然年小，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但正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哥姐们已成功地找到了“藏宝点”，并开发出了探宝之路，我自然也能沿着他们胜利的足迹，顺利地“分上一杯羹”。可惜往往好景不长，不过少得可怜的几斤蔗糖罢了，哪里经得起我们四只“硕鼠”日夜啃蚀呢？糖吃完了，我的馋劲不但不减，相反似乎更被逗引出来，于是就只好吃盐、牙膏等一切能吃进嘴里的东西。

家里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次干饭，大多时候的主食都是菜饭、糊糊之类，就是这些，也还是不够，难得尽我们吃饱，所以，幼时的大多时候我都是处于一种半饥饿状态。小孩子本来就嘴馋，半饥半饱的我更是馋得连锅都啃得下去。说啃锅当然有点夸张，但啃锅铲，可就不是夸张了，我们家的锅铲可是结结实实地被我啃过一回的。

那年应该是五六岁吧，叔叔好象刚结婚，因为还和我们一个桌上吃饭，还没有分家另过，一大家子八九口人围着饭桌喝菜糊。可能是那天我饿极了吧，也可能是那天的菜糊做得特别好吃，总之，我碗里的糊糊喝完了，我没有象平日那样下地玩耍，而是自己搬了个板凳，靠上灶台，踮起小脚，想再去锅里添一碗。当然，锅里是空的。小小的我不哭也不闹，而是乖乖地拿起锅铲，将锅铲上沾着的糊糊舔了个干净。

小时酷爱动物，年小，养不了狗啊猫啊之类的大动物，家里有只小公鸡，特别得我宠爱。我每天满屋子追着它，就只为了把它塞到我家那只库存量极其有限的米瓮里，让它把肥肥白白的大米吃个饱。为此，家人没少打过我，可我根本就不以为意，照样乐此不疲。

也许所有的农村娃娃，成长在广阔的天地里，都会浑身是胆、一无所惧吧，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很胆大的，从来就没意识到什么是怕。上山捉鸟、下河摸鱼那些小儿科就不提了，就连偶尔窜进我家屋内的蛇，我也敢跟着哥哥一起鼓捣，或弄死，或活捉。

上学后的第一个端午节，学校放了几天假，我随着祖母去十多里之外的姑姑家“走亲戚”，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一大早我就缠着祖母，吵着要快快回家。大概天下所有的孩子都把老师的话当圣旨吧，我也概莫能外，生怕耽误了自己按时返校的时间，在祖母只是支吾着答应“就走就走”，却没有丝毫行动的时候，我终于按捺不住，开始自己行动了。

姑姑家离我家有点远，公路大概有十五里左右，我们去时走的是小路，小路虽然略近一些，但路线却要复杂得多，行走难度也大得多。一路上要经过一个集镇（即我们镇政府所在地），十来个村子，七八条大河、小溪、渠道和水沟（当然，都是有桥的），还有N个转弯以及N条或匍匐在农家屋前或游走在村间小路上的大狗。

一路上，我如一只匆忙而又慌乱的蚂蚁，急急慌慌地挪动着细碎的脚步，顾不上也不敢抬起头来看看路边的风景，偶有恶犬对着我狺狺狂吠，我没有半点自卫的能力和勇气，只能眼睁睁地和它四目相对，胡乱地想象着天兵天将、孙悟空、二郎神之类的，到最后关头，他们也许会及时赶来救我。

好在乡下民风古朴，听到狗吠，主人家总要出来看看，待看到我的窘境，总会大声地喝止住狗，且还要善意地问上几句“孩子，你要去往哪里？怎没见个大人跟着？”而我，不管是对令我魂飞魄散的狗的攻击，还是对令我顿感温暖的大爷大婶的询问，都一概抱以“退避三舍”的态度，一待险情解除，哪里还顾得上回答人家，赶紧低头疾行而去。

而每到岔路口，我又要象东闻闻、西嗅嗅的小狗，停下来东张西望，费力辨认一番，然后凭着脑中残存的对来时路途的记忆，小心翼翼地选定其中一条，继续疾走。待到走到前头觉得越来越不对劲的时候，再沿原路返回，重选另一条。就这样，一路走走停停，七岁半的我，到最后还居然安然地回到了家。

六一儿童节，老师叫我入队，还让我作为新队员代表发言。虽然我压根就不记得当时的学校生活，但由此推测，我在那一群山里娃娃里面，应该还算是比较优秀的吧，否则怎么会被指定作代表呢；只是不知道这份优秀是出于我的听话呢，还是出于成绩出色，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吧。

那时，村部还有个大礼堂，当时还不叫村部，而是叫大队部，我们的六一庆祝会就在村部大礼堂召开。乡下组织活动，一切都很简单粗糙，上台发言的人压根就用不着象我们现在这样，规规矩矩地从后台出进。大人们上下台，都是在台前穿来穿去；我呢，一个小毛孩，更用不着拘礼，发言完毕后，径直从台前纵身一跳，一直在台下守候着我的老师稳稳地接住我，把我抱下地。

学校的课本只有两样，语文和数学。虽然只有两本书，但加上铅笔和本子等其他东西，要一个还未满七岁、因长期营养缺乏而发育不良的女孩用手抓握着每天来来去去，也还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不记得我是否跟父母要过书包，应该是没要过吧，哥姐们和其他的孩子也都没书包，一向浑沌的我应该不会有那份智力和心机。就算是要过，父母也多半没理会我，他们被生活的重担压得都喘不过气来，哪还顾得上我这种不上斤两的小事。

奶奶大概是看出了我的不便，便主动跟我说要给我缝一个书包。用什么缝呢，当然不是用布，连衣服都没得穿的家里哪还拿得出布做书包呢？奶奶不知从哪儿找了一大片尼龙纸，可能就是装化肥的塑料袋吧，半透明的，比较厚，把它折几折，缝成个大方口袋，口袋朝外的那一面缝有绊褡和扣子，奶奶还特地用红线在这一面绣了个五角星。我得意洋洋地背着它上学，很是让其他无包可背、甩着两个光膀子的小伙伴们艳羡了一阵子。

今天，当年拥有那个“书包”时的心情我已不大记得起了，我能记起的只有那个画面——明亮的秋阳下，斑斑驳驳的农家大门前，慈祥的老奶奶揉着发涩的眼睛，给小孙女儿递过满含着爱意深情的“塑料”书包，书包上的五角星鲜艳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