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学者曾经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根据明代人高棅《唐诗品汇》中的说法：“贞观、永徽之时，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当然，这种划分不能说是完全科学的，因为文学的发展是持续的，不能简单地说在某个点开始有新发展，但是这样的划分会让我们在研究唐诗时有一个更清晰的线索。（注：这种划分不等同于历史学角度对唐朝的划分。）
根据唐代当时的诗选家殷璠在其《河岳英灵集》中“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的说法，我们认为，自开元十五年，唐诗中的盛唐时期开始了，诗坛上的主要诗人也逐次登场，这一时期大约到大历元年为止。杜甫有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玄宗开元年间的盛况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涌现出王维、孟浩然、王昌龄、李白、杜甫、岑参等多位才华横溢的优秀诗人，他们多怀跻身朝阙、参与国政的政治热情，或决策于朝廷，或立功于边塞，大有一展宏图之志。在诗歌风格上则表现为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雄浑壮大的气势，这种蓬勃的气势后来被称为“盛唐气象”。根据现代学者林庚的看法，这种蓬勃的气象，不只由于它发展的概况，更重要的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
回望中国历史，除了唐朝有盛唐，其他朝代也不乏盛世，而文人们在盛世中的写作可能是歌功颂德的比较多，比如司马相如为汉武帝写成的《天子游猎赋》，作品大篇幅地描绘了皇帝的猎苑，文中俯拾即是的是各种稀有的动物、植物、树木的名称。以这样的形式展现当时的盛世气象，是比较高明的“拍马屁”手段，所以后来人说汉大赋的功能主要是“润色鸿业”。
而在盛唐，诗人们用“盛唐气象”表现对时代的肯定，可以说，比汉赋作家更要高明。王维诗曰：“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杜甫高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岑参也不甘落后：“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王瀚的两句诗“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更是激动人心。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诗歌都符合高昂明朗、雄浑壮大的主流的。这样的代表主要就是李白和孟浩然。
先说一下李白吧。说起李白，他应该是最能体现“盛唐气象”的人，然而他却有很多“牢骚”诗。比如我们比较熟知的《将进酒》和《蜀道难》，前者以“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诉说自己半生碌碌无为的愁苦，却又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说白了就是说在政治中没遇到对的人；后者被认为是李白送友人入蜀时所作，以“蜀道之难于上青天”类比在官场中会遇到的种种困难，并进一步劝说友人“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当然，这两首诗中的牢骚还算隐晦，来两首比较直接的感受一下。
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诗中有这么几句：“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明月，即月明珠）李白是坚信自己是个优秀的人才的，但是统治者禁不起奸佞小人三番五次地挑拨，以至于鱼目和夜明珠都分不清了。统治者和身边的小人被李白骂了个遍。
除了日常吐槽现行制度的不满，李白还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儿子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民谣》）这首民谣反映的啥呢？当时流行斗鸡，唐玄宗也不例外，宫中有专门为他养斗鸡的人，年仅十三岁的贾昌因为擅长养鸡，所以被玄宗厚赏、重用。事实上，不只是皇帝爱玩，贵族圈的风气更甚。李白把这样的现象写入诗中：“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古风》）比起“贾昌式”荒唐，李白碰到的“斗鸡者”（权贵）在大路上旁若无人地在斗鸡娱乐，行人反而都要躲避退让。不仅荒唐，而且可恨。普遍百姓敢怒不敢言，而李白敢写诗，把唐玄宗和飞扬跋扈的权贵骂了个遍。
再来说一下孟浩然。如果说李白诗歌中揭示了盛世中更大的黑暗，那么孟浩然的代表性诗歌则全然不像盛唐诗。唐王朝自高宗、武后朝起形成了大规模求贤取士的风气，社会各阶层的士子都跃跃欲试，特别是诸多寒士。至于玄宗时期风气更甚——盛唐士人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执著的精神投身于求仕这一时代的洪流中。而孟浩然偏不，他不仅终身隐居，而且写的诗歌几乎找不到那种对于建功立业的渴望的痕迹。比如“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秋登兰山寄张五》）；“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独有幽人夜来去。”（《夜归鹿门山歌》）；“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过故人庄》）。
我们知道，“隐士”在中国人的普遍认知中，是“道”和“正义”的化身，因此乱世多隐士，他们不愿与不人道的政权合作。那么到了盛世，他们会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做官。当然，在唐代，归隐常常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求官方式，即所谓“终南捷径”——以隐居博得好的声誉。按照这个思路，像孟浩然这样的隐士，应该去做官的。
《新唐书》中有一个关于孟浩然的故事，简要讲一下：话说孟浩然会见老友王维，两人在王维办公室里聊天之时突然皇帝来了。孟浩然就赶紧躲起来了，但是王维不敢欺君就实话实说了。没想到玄宗得知大才子孟浩然在很开心，就让孟浩然出来做首诗。更没想到的是孟浩然脱口而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玄宗就不开心了，你没官做是你自己不积极，还要怪朕眼瞎？所以孟浩然一生都没做过官。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新唐书》是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的，欧阳修们编写的时候，材料相当丰富且正野均有。上面那个故事其实纰漏很多，虽不能认为是确确实实发生的事情，但也足见孟浩然的个性，否则也不会有这样的传说。
而失约韩朝宗一事更能体现孟浩然的个性。韩朝宗善于举荐贤能，李白曾经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而当机会来临，孟浩然却因为喝酒要喝尽兴放了韩朝宗的鸽子。许多批评家说孟浩然对于归隐与求仕是摇摆不定的，我想可能是的，因为每个人的思想都是相当复杂且随时变化的，但是也不能否认孟浩然相当有个性。
除了李白孟浩然两位，这一时期的其他著名诗人也写诗发过牢骚——高适《别韦参军》中吐槽“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王昌龄 《从军行》也说： “虽投定远笔，未坐将军树。早知行路难，悔不理章句！”；岑参在《日没贺延碛作》甚至怀疑人生：“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即便在官场上颇为顺利的王维也曾说：“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还有，杜甫的《丽人行》是写于安史之乱之前的，他当然没有预知未来的本事，只是看到不合理现象就写入诗中。
就封建社会而言，这些诗人所处的盛世，不仅是前无古人的，而且也是后无来者的。然而，他们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在无数人向往的盛世中发出更大的怨气。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的情况呢？
从文学家的角度分析，这其实是一种表达对盛世的关注的一种方式。我们需要理解的是：赞美不一定代表认同，批判也未必表示厌弃。那些写诗吐槽官场、批判政治环境的人，其实一个比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那些情况呢？肯定是有的，任何的社会都不可能一点点问题都不存在。这里拿李林甫举个例子，这个人的代表作：做宰相时自导自演了“野无遗贤”的闹剧——科举考试本是选拔人才的，他主持了两次考试，均无人上榜，原因就是天下英才早已经尽数围绕在玄宗身边。当时不少读书人的命运为之改变，比如我们熟悉的杜甫。
除了选拔人才的制度不是特别完善外，还有新兴的寒门出身的士族与旧士族之间的矛盾等等问题确实在盛世中也不可避免。但是我们还要明白一点的是：文学家笔下的“黑暗面”也是有可能被放大了的。文人在稍微遇到不平时，就会写诗写文吐槽，并且有很大可能把消极情绪放大。正如许多评论家们都认为李白大概是不适合做官的，但是咱们看诸如“天生我材必有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样的诗句，李白就给自己塑造了一个贤臣能人的形象。这下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经验：像李白这样的政治才能有待衡量的文学家说到官场环境不好、遇到不明理的上司时，作为接受者，我们需要仔细斟酌。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依然没有放弃这个盛世，依然坚信可以在时代的洪流中实现自己。倘若真的对时代死心，恐怕连这些吐槽性质的诗文都不会写。清代朝廷实行高压民族政策以及相当严重的文字狱，所以那些读书人一般不敢写自由抒发心情的诗文，转而走向学术研究，出现“乾嘉学派”。
从统治者的角度分析，唐玄宗本人好文艺对文化的繁荣影响很大。玄宗是一个很有艺术细胞并且确实有艺术造诣的皇帝，同样是搞文艺的，也许唐玄宗能够明白写些“不入流”的东西其实不算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正是有这种开明的统治阶层的存在，才使得唐诗出现多种不同的风貌。
往后的封建岁月中，元代疆域面积达到高峰，但是向往那个朝代的人比向往盛唐的人要少很多。单从文化不发达的角度看，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就能证明一个盛世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才能真正让人信服。
而一个繁荣的文化背后一定也会有并且允许许多不同存在，所以孟浩然这种人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举个反例：在朱元璋时期，不仅写诗不能出现“僧”“贼”“发”等字以及同音字谐音字，而且剥夺了文人隐居的权利——要么为他所用，要么杀头。想隐居？抄家并杀头！
再结合上文提到的清代“乾嘉学派”的兴起，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元明清时期俗文学（戏曲、小说）开始发展：正统文人没有办法再像从前那样自由书写，而民间文人为了养家糊口只能迎合市民口味。（俗文学的兴盛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大环境大政策尤为重要）
这样，我们才会知道盛唐为何能够称之为盛唐，“和而不同”其实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自由表达的方式和声音可以健全地存在，这，才是真正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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