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杂记13 | 夏六帝和夏势力的蔓延

夏帝：

1.启=2.太康=3.仲康=4.相=5.少康=6.杼=7槐（芬）=8.芒=9泄=10不降=11.扃=12.厪=13.孔甲=14.皋=15.发=16.桀

理论上说，当伟大的夏帝杼去世之后，夏朝仍然存在并继续以自身的节奏和步幅前进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段相当漫长的历史（为行文方便，本人将第7帝槐～第12帝堇，简称为“夏六帝”）一旦投射到“文字记载”中，却呈现出近乎空白的贫瘠状态。比如在《夏本纪》中，司马迁就无比简略地写到：

帝杼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

我们看到，司马迁所保留的，仅仅是一份事关帝王名字和传承关系（父传子或兄传弟）的“帝系谱牒”。无论文字具有怎样的神力，也无论史者的个人能力多么高超，用不到60字的篇幅横跨六个帝王的统治，刻画的历史难免会因营养不良而变得面黄肌瘦。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夏史，实际上就像物理学中的「泊松光斑」那样，光圈与光圈之间因为缺乏文字的照耀出现了大片的暗影。

材料的缺乏对于本分的研究者来说，固然是一场灾难，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材料就很难重现坚实的历史。但从另一方面说，这种记载的缺失对当时活着的人们，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没有惊心动魄的大事可以记载，说明当时的社会相对比较稳定。当然，社会的稳定并不是一定意味着幸福，但相比于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人们获得幸福的概率无疑会得到明显的提升。何况，后来的历史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在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度里，只要统治者不瞎折腾，或者折腾得还留有一丝底线，那么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

对此，后来的哲学家老子大概深有体会，他在《道德经》里曾为统治者的执政艺术划分出不同的层次：“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在他眼里，真正堪称圣人级别的政治是“无为政治”，因为不肆意妄为的“无为”政治系统，可以进行“自发自然”的“自我”调控，从而更容易实现“无所不为”的社会效果。

因此，帝杼之后的这六代帝王或许并没有什么“英雄”色彩，但这并不是我们轻视他们的理由。某种意义上，一个时刻期待“英雄”来拯救的社会，才是真正令人同情的社会。

如果用这样的角度审视，我们似乎可以把籍籍无名的“夏六帝”时期看成夏朝重要的发展期，尽管在《夏本纪》中完全看不出发展的成果，但我们却可以利用另外的文献进行推测和佐证。比如，《竹书纪年》。

在《竹书纪年》里，一些涉及“夏六帝”的文字似乎暗示了夏朝的势力是如何快速蔓延的。比如帝杼的儿子帝槐时，先是出现了“三年，九夷来御”的字样，继而又有“十六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苏”等等，以至于到了帝槐的儿子帝芒时，竟可以“东狩于海，获大鱼”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帝芒三十三年，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即：“商侯迁于殷”。这表明，在帝芒时期，商人的祖先似乎也以“商侯”的地位成为夏朝拓土开疆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终于，到了帝芒的儿子帝泄时期，曾经强大的东夷部落在连续进击的夏朝势力面前开始“伏首称臣”。《竹书纪年》中说：帝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玄夷、风夷、赤夷、黄夷。在政治影响力上，夏朝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无论《竹书纪年》的这些记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事实，但夏势力的上升趋势以及前进方向倒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复国之后的夏势力从河南西部步步为营，一路东向进抵渤海，这期间不但成功压制了曾经的敌对势力，而且还通过封伯封侯等种种手段，有效笼络了一批异姓诸侯，为之出战，为之“屏藩”。

但世上没有不老的容颜，王朝也没有永恒的强盛，在“夏六帝”的后期，夏朝开始进入衰落的梦魇，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夏朝的内部问题和帝王素质的败坏，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曾经为夏效力的部落（比如典型的商族）渐渐有了挣脱夏朝的心思。无论如何，按《竹书纪年》的说法，当“夏六帝”的最后一帝堇即位时，他把都城迁到了“西河”，还把昆吾氏迁到了“许”。已经抵达山东渤海旁边的夏势力，如今渐渐开始萎缩西撤了。很明显，这种撤退是出于安全考虑的被迫撤退，因为不稳定的迹象即将喷涌而出了。

“八年，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其年陟。”这是《竹书纪年》对于帝堇最后的记载。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还未到来的夏崩场景提前在“天上”作出了预言。然而，帝堇之后即位的孔甲并没有读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