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篇第十三章：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有子说：“信接近义，然后许诺才可以实践；恭接近礼，然后才能够远离耻辱。所依托的不离开其最亲近的，这种作为也是可以尊崇效法的。”
为什么这么解？孟子谈仁义礼智未及信、恭，孔子也有“恭而无礼则劳”之论，在儒家体系中，信和恭的重要性是抵不上义和礼的，但信和义、恭和礼的关系非常紧密，可以说，信、恭是比义、礼次一等的道德价值。讲信用当然是好品德，但要建立在“义”的基础之上。《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有人指责孔子这里不讲信用，但被胁迫的时候真应该履行对方的要求吗？如果孔子照办了，莫不是承认了以力服人的霸权的合法效应？孔子的“背盟”，我们可以看到“义”中除了“经常”的另一方面-“权变”。
有子最后说：亦可宗也。有时候只知道守小信，一昧的恭敬确实不可行，但信、恭又不可摒弃，所以圣人说：义者，经权也；礼者，节文也。阴阳互相制衡。如此又是多少文章，叹叹！想必有若对“亦”一字也是很满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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