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必有学说，学术就是政治，所以王阳明时常强调他另立新说所冒的生命危险，并不为过。
【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则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
孟子骂杨朱、墨翟是无父无君的禽兽。这两位，也是当时的贤者，如果和孟子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孟子恐怕也会承认他们是贤者，怎么会骂得这么狠呢？
墨子兼爱，爱天下人都一样，那是行仁过了。杨朱为我，那是行义过了。他们讲的都是仁义，只是尺度太过，并非要行恶。杨墨的学说，真到了灭天理，乱纲常，而足以扰乱天下人心的地步吗？然而，孟子却认为他们学说的弊病，足以杀害天下以致后世，一定要极端的将他们指斥为禽兽、夷狄，以警醒后人。
这里解释一下孟子对杨墨的批评。
墨子兼爱，是爱无等差，爱天下每一个人，都一样的爱。孟子就说这是禽兽。儒家的基本观念，是爱有等差，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爱自己，然后能爱家人，爱家人，然后能爱别人，孝敬父母，然后能忠诚于君王。所谓亲亲仁人，对自己家人是亲，对天下人是仁。如果都一样，伦理就乱了。
我们经常看那个笑话，如果老婆和老娘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这个问题没答案，也没有案例。但我们在新闻报道中看过这样的案例：自己家小孩和别人家小孩同时掉水里，该先救谁？这个答案很明显，当然是先救自己家小孩。但是就有新闻报道，先救别人家孩子，结果自己孩子被淹死的。新闻报道呢，还宣传他无私。这就是王阳明说的“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了。就是那种“行仁而过”的宣传，杀了他的孩子。
杨朱呢，他的学说和墨翟相反，他是极端自私，所谓“拨一毛而立天下而不为”，你拔我一根毛，说对天下有利，我也不拨给你！他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他是说，你别拔我的毛，我也不拔你的毛，关键是说君王不要拔老百姓的毛。不要做圣人，不要帮别人，关键是也不要侵犯别人。这样人人为自己，都别管别人，也别侵犯别人，自然天下太平。所以王阳明说他是“行义而过”。杨朱说的是对的，是应该的，但是过了。
儒家讲中庸之道，无过不及，关键是把握那个度。今天的社会也是这样，福利社会，人人都有保障，很好啊。但是，富人养穷人，养懒人，不对，这是墨子的兼爱，行人太过，最后国家会崩溃。低税收社会，政府只管公共服务就行，各人凭本事吃饭，谁也别管谁，很有道理啊。但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杨朱，行义太过，也不对。
如何找到中庸之道呢，现在各国的两党政治，通常就是一个穷人党，一个富人党，在墨翟和杨朱之间摇摆，动态平衡。能不能达到完美的中庸呢？孔子早就说了：“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的指针在天平正中间，你只能在摇摆中趋近，不可能正好。就算出了圣人，“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圣人也测不准，因为有“测不准原理”，他也有自己的立场。
【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 其亦不量其力， 果见其身之危， 莫之救以死也。
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犹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王阳明接着说：
今世学术之弊，是学仁学过了呢？还是学义学过了呢？还是说学不仁、不义过了呢？我不知道跟洪水猛兽相比怎么样。
孟子说：“我是喜欢跟人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在孟子的时代，杨墨之道充塞天下，天下学子，不是推崇杨朱，就是推崇墨翟，不下于今日之推崇朱熹。而孟子一个人絮絮叨叨在那儿呼喊，可哀啊！韩愈说：“佛家、道家的危害，甚于杨朱、墨翟。”以韩愈之贤明，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却想全之于已坏之后。他也是自不量力，身陷危险，也没人救他。
唉！像我这样的人，更是自不量力，发现自己身陷危险，却没人能就我于死地。天下之人都在嘻嘻哈哈，而我在这里痛苦哀叹；举世之人都在趋炎附势，我却在这里愁眉不展。如果不是我丧心病狂，就一定是我心中有极大的愁苦，如果不是天下最为仁爱的人，谁又能体察到我心中的愁苦呢？
韩愈排斥佛老，是冒着生命危险。因为唐朝皇室，是狂热的佛教徒。唐僧不就是唐朝的吗。在韩愈的时代，佛教地位更高。唐宪宗派使者去凤翔迎佛骨，韩愈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认为国家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宪宗览奏后非常生气，要处死韩愈，最后在朝臣说情下贬为潮州刺史。
在王阳明的时代呢，王阳明功盖天下，却始终没能进入中央政府，成为国家领导人，他的学说被官僚阶层排斥，也是重要原因。
政治必有学说，学术就是政治，所以王阳明时常强调他另立新说所冒的生命危险，并不为过。
【某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己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我写《朱子晚年定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中采录的文字，时间早晚，确实有未加考证的不准确之处。虽然并不全然是朱子晚年文字，但大部分是他晚年所作。我的主要目的是调和朱熹与陆九渊的学问，以彰明圣学为重任。我一生始终将朱熹的学说奉为神明，一旦要与之背离，确实有诸多不忍，所以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我本不忍心与朱子相矛盾，只是不得已才如此，因为圣人之道本就如此。孟子说：“不直，则道不见也。”不说直话，真理就显现不出来。您说我“决意要与朱子对立。”我怎敢如此欺骗自己？道为天下公，大道，是天下的大道。圣学，是天下的公学。并非朱子可以私有，也非孔子可以私有。天下公有的东西，应该秉公而论。所以只要说得对的，即便与自己不同，也是对自己有益；只要说得不对，即便与自己相同，也是损害自己。有益于自己的，自己一定喜欢；损害自己的，自己必定讨厌。既然这样，那么我现在的观点，虽然可以与朱子相异，却未必不是朱子喜欢的。《论语》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更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的过错，就好比日食、月食，当他犯错的时候，全天下都看见了。当他改正的时候，全天下都仰望着。然而，“小人之过也必文”，小人一定会掩饰自己。我虽然不够贤明，但我也不能用小人之心来对待朱子，觉得他说的不对，还不说出来，替他掩饰啊！
【执事所以教，反复数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说。若鄙说一明，则此数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说而释然无滞，故今不敢缕缕，以滋琐屑之渎。然鄙说非面陈口析，断亦未能了了于纸笔间也。嗟乎！执事所以开导启迪于我者，可谓恳到详切矣。人之爱我，宁有如执事者乎？仆虽甚愚下，宁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诚而姑以听受云者，正不敢有负于深爱，亦思有以报之耳。秋尽东还，必求一面，以卒所请，千万终教。】
您的教诲有数百言之多，都是因为没有理解我的格物之说。如果对我的学说理解了，那么这数百言不用辩论也可释然。所以我现在不在详细论述，以免过于琐碎。而且我的学说，除非当面陈述，也无法在纸笔之间说清楚。哎！您对我的开导是那样的恳切详细。人之爱我，能有您这样深切的吗？我能不感动佩服吗？然而，我不能放弃我心中的诚意而默默听取您的意见，正是因为不敢辜负您的深爱，也希望能够回报您啊！等到秋天过去，我回来之后，一定登门求教，届时还希望您能够指导我！
#华与华书房#华杉注王阳明《传习录》【138】
我的《传习录》学习参考书目：
《传习录 明隆庆六年初刻版》，王阳明撰著，谢廷杰辑刊，张靖杰译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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