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手

    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父亲的头像刻在墓碑上，秃顶，列宁式的宽额头，戴着眼镜，神情忠厚目光深沉，典型的老年知识分子形象，是的，他是一位国企里的高级工程师，他也是一位车间主任，"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父亲是与工人阶级结合的最好的那一部分人，这从他的手可以看出来。

  记得他的手，又大又厚，手掌和指尖上长满了厚厚的茧子，皮肤粗糙似铁，他的手让我想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共产党员朱赫来一一保尔的革命引路人。

  他的职业是一名电镀工程师，每天跟盐酸，硝酸，烧碱以及氰化物(后来不用了)等化工原料打交道，他的车间里是一排排的镀槽，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工业零件放进去，再出来的时候就镀上了各色发光漂亮防锈的保护层，这其实是个神奇的化学反应，每种零件需要镀上什么色，需要严格的工艺和流程，我爸爸就负责管理调配这些溶液，他的手也就在这数十年与酸碱等化工原料打交道中变得又黄又厚。工厂是个让人又敬又畏的地方，工厂是实业，工厂的环境的确让有的人不好适应，让我在这样沽沽嘟嘟冒着刺鼻溶液的环境里工作一天，我都会烦躁不堪的，可是我的父亲从建厂一直干到退休，从条件简陋的车间到粗具现代流水线的车间，坚守，苦干，硬干，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力量在支撑，是一种什么样的坚守。

  父亲是一名工匠型的知识分子，他善于学习，勤于实践，在工作中解决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的书架上有各种专业杂志和书籍，具体在车间是如何工作我很少看见，但我知道他很少过问家事，母亲因为照顾我和妹妹家务繁忙而和他争吵多次；我知道他为了新车间的投产，放弃了调回大城市的机会；我还知道他为了维修天车故障，从天车上掉下来摔坏了脊椎，从此腰杆开始弯了，背开始驼了，而且特别爱喝酒，是不是体内的酒精给他提供了某种能量，他的累，只到我已中年才能深刻体会。

    父亲是坚强的，我一生未见其哭；父亲是脆弱的，酒过三分，诉说过去某种忧伤与痛苦自然流露；父亲又是乐观的，有时也有几句幽默语句，为了家庭的快乐在繁重的劳累后得以体现。

    父亲勤劳，家中水电维修，小家电的修理，甚至家具的油漆，沙发的制作，他都能自己干。退休以后，为了改善生活，从我舅舅家学会了做米酒的手艺，并且把工艺更加准确，温度掌握更好，做出的米酒不但超过了舅家，由妈妈到附近厂矿去卖，很快打开了销路。为了做汤圆卖，他从书本上学，做汤圆馅，打汤圆粉，可是汤圆一煮特别硬，继续研究，其中一个原因是汤圆粉打的太粗了，他和附近村庄里做打粉生意的农民交上了朋友，用最细的筛子打出了适合做汤圆的粉，这份耐心，这份坚持，这种精神不成为一个工匠，一名高级工程师真是屈才了。

  父亲年轻时也是小鲜肉一枚，虽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但家境贫寒，从一名工人，考上中专，成长为一名高级工程师，他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化工专家，由于钻研技术而拙于人事，被人讥笑:只会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的人。可是父亲有他的坚持，也学不会八面玲珑，文革中，我的奶奶因错划右派，父亲一怒之下，找上门去，给了整我奶奶的人一个大嘴巴子，从此政治命运极转直下，从本省省会来到鄂西北一隅支援三线建设，他告诉我他当时还是想在另一个地方建功立业的，父亲的理想基本上小范围实现了，退休前他是高级工程师和车间主任，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父亲说:君子不党。生活中也不善于营营苟苟的建立关系，组织上还是卓意培养他，第一次入党，组织部长找他谈话,可是那个人是文革中整过人的，父亲心里鄙视他，加上中午喝了点酒，当那人问到他的入党动机时，他说是:为了儿子。父亲为他的直率与幼稚付出了代价，继续留党观察，后来，我的父亲还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的父亲，有一些缺点，但他对工作，对事业的认真态度是很多会说漂亮话的人所不及的，这正是他身上闪光的一面，符合党性的一面，生活中他也不自私，家中有一兄长残疾，他一直奉养到老，对同事朋友总是热情相待，我记得好几位父亲的同事调走，父亲总是亲自下厨，做丰盛的宴席招待，那怕那些人再也没有见到了。

父亲的手，是一名无产阶级的大手，也是一名工匠的手，还是一名知识分子的手，握着他的手让我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的革命引路人一个布尔什维克——朱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