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人性这个话题，一直以来大家都乐此不疲的为其定义，关于“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两个论点，中西方的大家们就争论了千百年。我想人性这个话题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涉及了人类伦理、道德、心理及社会等多方面，更是因为人们都渴望了解真实的自己。
一个朋友曾问我：“给你100万让你去做件伤天害理的事情，你干吗？”
“我疯了吗，我还是有基本三观的人好吧。”我答；
“给你1个亿让你去做，你愿不愿意？”朋友接着问；
“那我也不会去做，虽然我很喜欢钱，但做人基本的底线还是要的。”我毫不犹豫地说；
“那好，现在你父母住院手术急需一大笔钱，你姐家出事欠了一屁股债，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已拿去抵债，但还不清，他们的孩子靠你抚养，你们逃到边远的城市仍然有一批追债的人跑过来恐吓、殴打你们，你在这个城市找不到谋生的地方。这个时候让你去干，你会不会去？”朋友继续追问；
“……可能会。”我认真想了想说道。
其实听到自己的回答我也被吓了一跳，因为我从来没有发现自己会有这一面，也从未站在人性的角度审视我自己。知乎里有一位用户说：人性就是总想被理解，却害怕被看穿。这句话以前我不太能理解，现在稍微能感觉其中的意味了。
很多年来我的世界里，除了好就是坏，除了善就是恶，是非对错是那么的分明，生活就是要光明磊落地坦露出来，但那次对话给我还是有所震惊，也让我之后评价一个人时不再是那么武断，虽然还是有三观，但毕竟看的更宽了。
【2】
你永远不要高看你自己，因为你有可能就会变成你害怕的恶魔。
你也不要尝试去考验别人，因为人性会让你失望。
心理学家们常常警示我们：当你触及他人思想的时候你要格外小心，因为你永远也无法肯定你将会发现些什么，你永远也无法判断和掌控最后的结果。
1961年，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伦进行了一场实验，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告知扮演“老师”的角色，要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着墙壁用声音互相沟通。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老师”的任务是教导隔壁的“学生”。“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学生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瓦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著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瓦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让“老师”以为这些遭受电击的“学生”真的身处巨大的痛苦中，并且急切地希望结束实验。
可结果是，当惨叫和求救声越来越大时，尽管权威人士都要求停止电击，许多参与者仍旧选择执行电击，电击的伏度足以致命。
虽然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但结果却让我们看到了，人在权力话语体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令人发指的疯狂。这也可在另一个非常著名的“斯坦福监狱”试验中得到应证，鉴于这个试验非常出名，在这我也就不再赘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
著名法国思想大师福柯《疯狂史》曾提出一个结论：疯狂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文明的产物，疯狂史就是迫害史。在他看来“权力是机器，并且隐藏在身体当中，支配着身体按照既定功能运作。”。
士兵作为一种生产战斗力的身体，按照严格的作训计划，以及秩序井然的军营生活方式，成为高效率的杀戮机器。教师、学生，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和对象，处于教室这座权力场所当中，课堂形成的是对身体的支配或规训，而不是身体的解放。
“权力是不可见的。正因为权力的隐蔽性或不可见性，我们消解权力的唯一方式是理解，而不是逃避或躲藏。因为无处可藏。”
就像我们通常觉得士兵是正义的化身，捍卫国土安全，捍卫和平，但在福柯的“权力”体系中，士兵就是杀戮的机器。
在某种意义上，他不仅为我们描述了我们所生存的权力话语社会，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这里面人性的可怕面。当然对于人性这点，我们虽无处摆脱，也所幸不要去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
【3】
人性是不是都是可怕的，不尽是。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
柴静曾经做过一个演讲，讲述她曾采访过的一个人，这个人被诬陷嫖妓，证据是卖淫者的供述，他被拘留了42天，放了。校长当不了了，儿子的婚事也吹了，“他爹是个大流氓，人还能好么？”他告了十六年，路上带不了两个钱还叫人掏包了，捡人家饭吃。柴静问他最难受的是什么。“最难忍受就是开党员会的时候我不是党员了”他说。
围绕这个人这件事，柴静接连采访了当年十五岁的卖淫者，办错案的警官以及当年陷害他的人。这一段段回答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对人性黑暗面的讽刺和控诉，也不是像《罗生门》电影中，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逻辑话语，你也不知道哪个才是事实的真相，只是在贴近生活的娓娓道来中，反而让你产生一种悲悯和叹息。
“人性是很复杂的，人性有很多种可能，人性是广阔的，不管是邪恶还是善良，不管是忠厚还是奸诈，不管是昧良心还是做好人，很复杂。”
金庸笔下的一灯大师是个大智大慧、悲悯慈爱的人，可依然掩盖不了他人性中的另一面。曾经裘千仞暗杀瑛姑的孩子，瑛姑求段王爷消耗功力相救。他看见孩子裹身的肚兜，绣着鸳鸯戏水及词句：“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而这正是瑛姑先前送给周伯通的锦帕制成，他因此妒恨不肯出手相救，导致孩子伤重而亡。
人确实很复杂，一生当中都在不同的角色里转化，好与坏哪有那么清楚的边界，所谓的人性，他就是我们的真实自己。好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没做过一件坏事，没有产生过一丝邪念；坏人也不一定就是那么的罪大恶疾，无一闪光之处。曾经一位狱警对我说，在我这里每个进来的人都有一部血泪史，你以为他们凶神恶煞，泯灭人性，但他们的内心都曾阳光地活过，而且现在也还存在。
我们生而为人，就要承担作为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我们养而为人，就要去了解和适应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活而为人，就要在成长中学会和真实的自己共舞，和真实的他人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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