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极具争议但也为当今国际政治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书中的核心观点“文明冲突论”为我们理解当今国际政治提供了另一种相当可信的解释。未来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也成为了他最著名的预言。

（全球文明分布图）

·一个多文明的世界

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间的利益、对抗和联合、、、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和多文明的。[1]他认为冷战后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基本行为体的属性受到削弱，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定义的自己的利益，而当今世界存在的几大不同文明和居于文明中心地位的国家构成了当今复杂和多层次的国际秩序。

全球宗教分布图

在以全球多文明博弈的前提下，作者在书中用文明的范式预测了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的走向。国家主义范式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预测乌克兰语俄罗斯之间会爆发安全竞争；而亨廷顿所主张的文明范式则强调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密切的文化、人员和历史联系以及两国内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混合，把注意的焦点放在分裂东正教的东乌克兰和东仪天主教的西乌克兰的文明断层上、、、对战争的可能性做了最低的估计，它突出了乌克兰分裂为二的可能性。[2]而发生在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及其之后的乌克兰国内武装冲突，东部地区纷纷反叛，证明了亨廷顿基于文明范式预言的正确。要知道此书写于1996年，而作者本人也于2008年便离开人世。

作者在书中强调西方文明相对与其它文明强势地位的终结，认为全球政治地理在从1920年的一个世界（西方文明主导的单极）走向20世纪60年代的三个世界（60年代系美苏两极和第三世界），然后走向20世纪90年代的6个以上的世界（多文明）[3]。但是却又认为西方文明与许多文明不同，西方有两个主要的力量中心。[4]分别为大西洋东岸的欧洲与西岸的北美。我们今天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依照欧美意志规划运行的，西方文明仍旧占据主导地位。

西方的相对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亚的迅速崛起[5]，但是相对与其它文明来说西方的优势地位并没缩小反而有拉大的风险。仅就西方文明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核心的美国与苏联（俄罗斯）对比而言，1975年美苏两国财富对比为63：37，1990年为68：32，[6]2000年的91：9，到2011年的89：11（基于GDP），2013年的世界前10大经济体中，西方文明占据了其中的5个[7]。可见西方文明相对并未丧失其主导地位，只是相对衰落而已。而作者在书中以西方衰落作为未来文明冲突前提，与其说是现实存在的危机不如说是对于未来深深的忧患意识。

·普世文明？现代化与西方化

作者认为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并没有使得西方主张的普世价值观、民主体制、英语和大众文化得到广泛认同和接受。并且作者否认现代社会的同质性，也没有将现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相反他认为，现代化加强了别的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力量。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较多的现代化和较少的西方化。[8]如此可以看出亨廷顿并非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把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当做世界其他文明现代化的蓝本。相反他是一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认为随着其他文明尤其是对西方抱有敌意的伊斯兰文明人口的大爆炸和全球性的宗教复兴，使得非西方社会权力的相对增长，进而对西方文明构成了挑战和威胁。而诡异的是，这种现象的原因恰恰是西方主导下全球化和现代化。

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使得非西方文明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人口大量增加，而现在庞大数量的儿童在未来便可能是强国之基的工人和士兵。曾经引起宗教消亡的东西被20世纪后半叶席卷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导致的认同和权力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人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势的稳定社会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赋予人们意义感和目的感，使得宗教得以复兴[9]。而非西方的宗教复兴运动往往是反世俗、反普世价值观念和反西方的。而自2011年开始的中东动荡的政治局势似乎印证了这众宗教复兴和人口增长给中东各个世俗政权带来的巨大压力。突尼斯（2011年）、埃及政府（2011）相继垮台，利比亚（2011年）、也门（2015年）开始了内战，巴林、约旦、阿尔及利亚、沙特、伊朗等国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社会震荡，中东北非地区似乎进入了三十多年来罕见的政治动荡期。世俗政权纷纷被推翻，各国宗教政党纷纷夺取权力，敌视西方的极端宗教组织坐大（ISIS），中东各国人民对西方的敌意日益剧增。这种现象也不幸被作者言中。

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上的邻近（历史上阿拉伯帝国对西欧的入侵，奥斯曼帝国两次进攻维也纳），作者在此书中对伊斯兰文明给予了极大关注，认为伊斯兰的飞速增加的人口、宗教复兴带来的敌视西方的宗教政权将会在未来给西方文明带来重大威胁。但是事实上伊斯兰文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不可能对西方文明构成太大的威胁，正如书中第三部分：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中，作者认为伊斯兰是一种没有凝聚力的意识，并没有像其它文明一般有一个文明核心国家来整合统率文明圈内所有国家的力量。

伊斯兰世界权力中心太多（印度尼西亚、埃及、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10]，但却没有一个国家有足够的实力和意志成为核心国家。伊斯兰世界分裂为世俗国家与宗教国家、亲西方与反西方、逊尼派和什叶派，一个破碎分裂的文明根本不可能对西方文明构成重大威胁。但由于伊斯兰极端组织对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带来的巨大恐惧和仇恨以及伊斯兰世界对西方国家大量移民带来的社会反感情绪使得这种威胁被放大，进而使得两种文明之间的敌对加深，我想这也是作者对伊斯兰文明着墨过多的原因。

中东地区宗教分布

·文明的冲突

第八章中作者分析了西方与非西方围绕普世主义、武器扩散、人权民主、移民所导致的冲突。第九章作者认为伊斯兰与西方、中国与美国正在形成冲突的局面，而双方则为未来可能爆发的对抗寻找盟友。在之后三章，作者提出了“断层线战争”，文明意识成为了战争的动力，文明的集结则可能导致战争的升级。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的慢慢推动[11]。作者试图运用文明冲突的方法来分析全球正在发生或可能爆发的冲突，但是从章节题目中便可发现，所有的冲突几乎都是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和伊斯兰与周边地区的冲突。西方与伊斯兰、西方与俄罗斯，中国与美国的冲突，而伊斯兰与周边地区的冲突与其说是文明的冲突不如说是伊斯兰内部分裂动荡的外延。所以严格意义上的文明冲突仅是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冲突，而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则被作者用一幅很难具有说服力的图表所代替[12]，如果文明冲突的理论应用仅局限于西方与非西方，那么这个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便应受质疑，而作者是否想利用文明冲突来掩盖西方霸权与非西方反霸权冲突的实质更值得深思了。

·文明的未来

作者为解决未来文明的冲突给出的答案可以说是含糊其辞，并无新意。作者在面对西方文明相对衰落的前提下认为保护西方文明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鼓励拉丁美洲的“西方化”；抑制伊斯兰和华人国家的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与其他文明的优势[13]。

而在作者预想的发生在2010年的世界大战中，中国、日本和伊斯兰国家与美国、欧洲、俄罗斯、印度两方展开了一场真正的全球文明战争。作者认为避免这种文明间的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该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14]承认核心国家在文明中的主导地位，但是这是否又会塑造出一种基于文明势力范围和文明核心国家的帝国主义？这是否会倒退至古典时代[15]和19世纪末的帝国秩序？这很值得怀疑。

而之前提到的所谓为“保护”西方文明的措施很显然与后面的“避免干涉其他文明”和“承认核心国在文明中的主导地位”自相矛盾。而最后作者作者认为联合国席位分配应为8位，分别为中、俄、伊斯兰国家、非洲国家、美洲国家、美国、日本、欧洲。而这八个席位中属于或从属与西方文明的同样占据了一半（美、欧、日、美洲）。这或许便是作者的最终目的了，即维持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

总而言之此书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之前依照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的时代已经过去，冷战后各国将会依照文明的归属来确立阵营，进行对抗。并将世界划分为几个主要文明和文明核心国家，但同时作者也承认这些文明只有西方文明出现了一个成熟文明才有的特征，即同样的民主政体、一体化的防务安全（北约）、共同的欧洲文化遗产（继承于古希腊罗马）、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价值观、信仰和文明[16]。与之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其他文明相对与西方文明来说并不成熟、完善。非洲文明和美洲文明尚未完全形成，伊斯兰文明一盘散沙、东正教文明虚弱无力相互敌视（乌克兰与俄罗斯）、中华文明内部的核心国家（中国）与其它国家（越南等）并未形成统一体反而矛盾重重，而源于中华文明的日本文明(日本)反而与中华文明核心国家中国几近敌对关系。可见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受困于历史、宗教、民族、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仍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有序的成熟文明体，传统的基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的国际关系仍旧占据主导地位。文明的冲突虽然初现端倪，但并未成为普遍的冲突模式。

这本书一经问世便争议不断，在书中序言部分作者坦率的说承认这本书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被批评为可能提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文明的冲突由于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17]。《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人类如今面对的难题在于寻找一个“伦理逻辑”来引导技术的发展。人类面对历史的无数次的挑战要求人从聪明的灵长类转化为明智的人类——即从聪明转化为明智。[18]未来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否会发生我们不得而知，但做出这种预言让人深思的地方便是在于抓住了历史潜藏的脉络，为未来的历史提出了一种可能，让人类在面对这种未来存在很大可能性的文明冲突时能够更谨慎、明智，这便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了。

[1]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家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第7页。

[2]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家秩序的重建》，第16页。

[3]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家秩序的重建》，第33页。

[4]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家秩序的重建》，第63页。

[5]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家秩序的重建》，第67页。

[6]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7页。

[7] 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历年世界十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列表。

[8]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家秩序的重建》，第57页。

[9]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家秩序的重建》，第77页。

[10]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家秩序的重建》，第156页。

[11]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家秩序的重建》，第220页。

[12]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家秩序的重建》，第274页。

[13]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家秩序的重建》，第187页。

[14]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家秩序的重建》，第292页。

[15] 这段时期是指公元1-2世纪文明世界绝大多数区域被罗马帝国、汉帝国、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所统治。

[16]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家秩序的重建》，第283页。

[17]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家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

[18]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