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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50年的冬天，是朝鲜近50年来最冷的冬天。
有多冷？
零下四十度。
由于御寒物资的缺乏，第一天，九兵团就因为冻伤非战斗减员了近800人。
“行军时，眉毛上是白的，棉帽的帽盖上也是白的”，“铁器沾手，我一拿驳壳枪，手上就沾脱一层皮”，“有的人耳朵冻坏了，没有知觉，晚上行军时耳朵让树枝刮掉了都不知道”。
原志愿军27军80师第239团2营教导员张桂绵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部队自己有的战士，就用那个饭盆烧的水洗脚，结果全连一洗脚，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穿不上鞋了，一下子一百多，这个连队大概一百四十多个人，一下子将近一百二十多个人脚都坏了，都肿了。”
原志愿军20军58师174团特务连副连长张成阁也回忆道：“很冷很冷的，身体稍微差一点的战士，过夜就冻死了。天气就这么冷。我们那个部队，一共冻死的有七十二个。”
直到今天，这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在抗美援朝老兵的脑海中仍记忆犹新。
前方部队如此困难，我们的大后方难道一无所知？
不，我们知道，而且心急如焚。可此时，武器装备的落后又成了致命的问题：美军有强大的空军，我们没有。
朝鲜本来就多山路和羊肠小道，交通极不便利，再加上大雪和严寒以及美国先进F-84、F-86轰炸机一次又一次的切断我们的补给，导致全国的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往东北，却又源源不断的堆积在鸭绿江口岸。能真正送到志愿军手中的，寥寥无几。
落后就要挨打，这朴实的道理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彰显着它的正确性。
当物质条件匮乏之时，人的主观能动性便至关重要。
为了解决山高路滑、险情频发的问题，班长王文就建议解开每一个人的毛毯、床单或被子，把它们一块接一块的铺在地上，走一段铺一段，从而及时到达了集结位置；为了解决战士们冻耳朵的问题，连长杨根思就号召大家把衣裳兜扯下来，再从被子角上扯些棉花塞到衣兜里，缝在大盖帽的两边，当帽子的护耳，再用毛巾把头包上，以此抵抗严寒，保护耳朵；为了运送冰冷的机枪和火炮，许多干部拿出自己的毛毯，用剪子剪开做手套，分给扛机枪和火炮的战士。
当穿着羊毛裤子、脚包、手套、钢盔、短外衣、冬大衣和风帽的美国大兵，挤在遮风的卡车上，抱怨着长津湖地区“冰入骨髓，极目四望，一片荒凉，多数的地方都是寸草不生，这真是人间炼狱”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的对手正在漫天的风雪中与死神抗争。
正是这样一支队伍，扛着刺骨的冰雪，冒着空中的轰炸、忍着肚中的饥饿昼伏夜行，严密伪装，以平均每日30公里的速度，一步一步的踏进长津湖战区。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约瑟夫.格登了解到这一事实后，充满敬畏的评价道：以任何标准来衡量，中共军队强行军的能力都是非凡出众的。
九兵团，十五万人，十八天，一次又一次的躲过了敌机的侦察，在联合国军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的按时到达了战前指定的位置，张开了巨大的“口袋”。这样的军事行动即使放眼于整个世界的战争史，也绝对能称得上一个奇迹。
1950年11月27日黄昏，联合国军一头扎进了九兵团的口袋。
信号弹如极地之光，长津湖之战正式打响。
杀戮，死亡，寒冷，饥饿。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迟浩田至今回忆起仍唏嘘不已：“这么长时间，但是长津湖战役，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因为在我军的历史上，我参加过很多战役、战斗，但是像长津湖这样的战斗过去没有过。”
对于这次战役，美军参战司令官史密斯少将的评价客观而中肯：长津湖战役，是钢铁部队在和钢铁人作战。
钢铁部队，自然是指武装到牙齿的美军。
钢铁人，则是指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志愿军。
关于这两个说法，在整个长津湖战役中，有两个地点体现的最为明显。
一个是水门桥，另一个是死鹰岭。
（四）
水门桥位于古土里以南5.6公里，它虽然只有短短的8.8米，却维系着整个美陆战1师的命运。因为桥的两端是悬崖，没有任何可以绕行的道路，所以它就成了美军从长津湖战场撤退的“生死桥”。跨过这座桥，再翻过黄土岭，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而机械化装备一旦到了平原，便是如鱼进水，再也不用担心靠双脚追击的志愿军。如果桥被志愿军控制或炸毁，那等待美1师的命运只有一个——全歼。
宋时轮和史密斯都是久经沙场的猎人，对战机的把握都是迅如闪电的，因此，水门桥注定会成为一个吸食生命的“血肉磨盘”。
中国有句古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这里用来形容水门桥的地形再合适不过。然而美军一定不曾听说过这句中国古话，因为他们在水门桥放了足足40辆坦克和整整一个营。
此时，对于九兵团司令宋时轮来说，全歼美1师的战机就在眼前，如果抓不住，自己该如何面对在长津湖长眠的上万兄弟？所以他决定：即便有天大的困难，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桥炸掉，以便把美1师继续阻隔在水门桥以北，予以全歼！
美陆战1师是美军王牌中的王牌，如果它成建制地消失于朝鲜战场的茫茫冰原，带给世界的震撼将是无法想象的。
一场决定美1师命运的生死之战就此拉开，这场战争胜负的唯一凭据，就是那座8.8米长的水门桥鹿死谁手。
12月1日，志愿军迅速派刚刚成立的炸桥小分队，不，应该说是敢死队，穿插至水门桥附近，在穿寒雪、过沟壑、躲过敌人层层监视之后，顺利将桥炸毁。
志愿军将士兴奋无比，因为报仇雪恨的明天即将来临。
然而他们忘了自己的对手是美军，是一支超级大国的钢铁军队。没过多久，令志愿军吃惊的一幕就出现了：在美军工兵营的迅速而专业的抢修下，水门桥竟然被快速修复！
这是志愿军所想不到的，因为从他们的角度考虑，这简直就是奇迹。
12月4日，敢死队再次在夜幕的掩护下潜伏至水门桥附近。在震天的爆炸和美军憎恨的眼神中，水门桥再次成为无法通行的断桥。
这一次，我们又赢了。可胜利的时间比上次还要短。
敌人的效率是如此之快，仅仅过去一天，美军的工兵营就再次利用残存的桥基架设了钢木桥梁，水门桥又成为美1师畅通无阻的求生之路。
煮熟的鸭子再次飞了，志愿军愤怒了。
12月6日，第三次。
九兵团第27军60师组成了两个连队的“敢死队”，每名队员都反穿着棉袄，身背几公斤的炸药，在冰冷的夜色中，从桥下的悬崖峭壁攀爬而上接近桥体。在他们双手摸到桥身的瞬间，柔软的血肉同冰冷坚硬的桥面和桥基一齐化为齑粉。
用自己的生命报战友的深仇，并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敢死队队员们觉得值。
我们应当铭记敢死队的每一位队员，铭记他们不为钱、不为权，一次又一次为这支军队、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所做的一切。人最大的恐惧莫过于死亡，他们又该是以多大的勇气和信仰来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气魄，就应该永垂不朽。
原来无法通行的断崖，再次成为了真正的断崖。
断掉的不只是水门桥，还有美军陆战1师的希望。此时的师长史密斯灰心绝望、不停祈祷。因为除了乞求上帝，他认为没人能救得了这一万多人的性命。
史密斯的祈祷没有求来拯救世人的上帝，却求来了工兵营长帕特里奇的良策：
空投！
于是，史密斯在帕特里奇的建议下向后方求救，美国就利用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在三菱重工紧急加工出了8套M2型桥梁，并于第二天出动8架C-119大型运输机飞行一千多公里，将其投送到了水门桥。桥梁非常坚固，而且无须依靠桥基，直接搭在水门桥的两端就可以让坦克来去自如。
这一幕是那时的志愿军将士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的，而且注定会铭记一生。那时的他们除了震撼，还有深深的无力与悲哀，因为仅仅过了一天多的时间，牺牲许多生命炸毁的水门桥再次被美军接通，而且用的是一套坚硬和牢固的钢架桥梁。
很不幸，志愿军没有战斗机和轰炸机，也没有重炮。
血肉中国与钢铁美国的实力差距终于在此时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就在生死桥第三次重生的几个小时后，美军陆战1师一千余辆汽车、坦克和大炮，一万多名官兵安全无恙的通过了这座大桥，从此逃离了被歼的阴霾。过桥后，美军又炸断了这条生死桥，一心想为战友雪恨的志愿军将士只能默默停驻于水门桥的这端，流着不甘的热泪，望崖兴叹。
有心雪恨，却无力回天。这便是落后的悲哀。
（五）
水门桥让我们体会到了什么是钢铁部队，死鹰岭则让美军明白了什么叫做“钢铁人”。
11月28日，59师177团6连，奉命固守阵地死鹰岭。
死鹰岭，位于长津湖南端新兴里以东约2公里，海拔1519米。因其山顶怪石嶙峋，并一直向东延伸，如尖锐的鹰喙，而一颗状如箭矢的参天杉柏恰好长在了“鹰颈”之上，故名死鹰岭。其实，关于其名称的由来，在志愿军中还有另一个说法：即使是雄鹰飞过，血液也会因严寒而停止流动。
177团6连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为配合27军阻击南逃之敌，固守阵地。
当日，死鹰岭的气温如瀑布般飞流直下，已经接近零下40度，挑战着人所能忍受的生理极限。在这种天气中人是不敢静止的，因为只有不断活动身体，才能确保血液的继续循环，才能让自己活着。可这群从南方沿海穿着单衣奔波而来的士兵们，却一直静静的潜伏在自己的战壕，他们左手拖着护木，右手轻压着扳机，左眼紧闭，右眼微眯，时刻准备战斗。步枪、机枪、手榴弹、迫击炮......任何由金属制成的武器早已异常寒冷，手抓上去就不敢拿下来，否则就会粘掉一层皮。
终于，敌人来了。可死鹰岭之上却寂静无声。
敌人来了，敌人又走了。
6连没有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敌人于死鹰岭之下顺利南逃，而且没有损失一人一枪一弹。放在当时，这错误是要被枪毙的。
然而此时枪毙对他们来说也是奢侈的，因为即使是子弹，也无法穿透他们已冻成钢铁般的胸膛。
他们已经死了，成为一座座冰雕。
整整一个连的兵力，125人，就这样静静的守护着他们的阵地。他们还在狙枪瞄准、严阵以待。他们鲜活如生，神态依旧，时刻准备战斗，消灭一切来犯之敌。据说从死鹰岭南逃的美军被这一景象深深震撼，军官里兹伯格满怀敬意的向这些“冰雕”敬了一个军礼。
事后，登上死鹰岭的志愿军从一名“雕像”的怀中发现了一张略带污渍的稿纸，这名战士叫宋阿毛，上海人，纸张上歪七扭八的写着一串串文字：
我爱亲人和祖国，
更爱我的荣誉。
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
冰雪啊！
我决不屈服于你，
哪怕是冻死，
我也要高傲的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死鹰岭上的宋阿毛们失败了吗？
如果以外人的眼光加之以客观的态度来看，他们失败了，敌人从他们的阵地匆忙而过，毫发无损。但若是从那125名志愿军将士的角度来看，他们并没有失败。从接受命令到死亡，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敌人的到来，只不过这场战斗，他们耗尽一生，也没有相遇。
（六）
对于长津湖战役的每一个细节，我想已无需赘述。
美军永远也不会明白是什么支撑着中国的钢铁士兵在战斗，是什么让他们能将死亡置之度外，“冒着严寒和陆战队的炮火滚滚而来”，所以一提到中国军队，他们就会用“谜一样的东方精神”去解释。马汉在《海权论》中曾这样评价：“东方人身上都有一种坚定的气质，这种气质正是发明创造和忍耐的结合体，它们以往的成就来源于这种坚定的气质。尽管这种气质有时会呈现出保守和刻板，对于传统的本国事物充斥着让人难以理解的偏爱，但它们的聪明才智，有时候也会以这种气质所蕴含的自尊和自信表现出来，这就给他们的创造力注入了一种力量。比如中国人在没有任何外来经济支持和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他们自己竟然修筑了一条从北京到张家口，长度不低于一百二十英里的铁路，修建这条铁路的所有工程师都是中国人，其总设计师是一个名叫詹天佑的，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人。事实表明，中国人随时可能从对过去的陶醉中摆脱出来，他们具有把理想和希望转化为实际的力量。”
应补充一句，我们的确具有“把理想和希望转化为实际的力量”，但我们并不是靠“摆脱过去”得来的，而是铭记过去。
长津湖战役虽然只持续了短短的十天，但它的惨烈程度却是战史罕见。原来在华野战斗过的志愿军曾说：战役打的太惨了，甚至超越了之前打过的孟良崮。美军幸存的人也评价道：对这场战斗，我感觉是强烈的，因为我失去了我所有的战友。我们的伤亡惨重。我从未见过像这样的战斗。我曾经在二战中遇到过德军最后一次大反攻，但也不似长津湖之战这样惨烈，那情景真是不堪回首。
每一名士兵的心中，都有一场地位至高无上的战役，他们都以自己曾是其中的一员而无比自豪，就像“孟良崮”和“德军最后的疯狂”，但在长津湖之后，无出其右。
这场战争成为双方心中永远的痛，据宋时轮的秘书穆俊杰披露，第九兵团总员额15万人，参战部队12万人，战斗减员19202人，非战斗减员28954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冻死和冻伤。美陆战1师透露，1师总员额24124人，战斗减员4418人，非战斗减员7313人。
包围的志愿军伤亡远大于被包围的美军伤亡，这就是长津湖战役被认为失败的原因。
事后，美军陆战1师在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和惊险突围让美军高层信心倍增，他们将其称之为“历史上最骄傲的时刻”，他们认为自己胜了，伤亡数字是再好不过的证明。志愿军也认为这是我军对西方军队主要战役的首次胜利，因为它将美军赶出了元山平原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更重要的是，这一战为中国军人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更坚定了志愿军“打败美帝野心狼”的信心。
的确，从双方的角度出发，他们都是胜者。但也都是败者。对于长津湖来说，讨论胜负的意义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它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是视死如归。
在零下40度而又没有棉衣的严寒，在没有食物只能吃雪的饥饿，在没有制空和充足火力的战场，九兵团将士所表现出来的，是一根根在炮火中滚动的原木，是一种家国天下的视死如归。
英国牛津大学战略学家罗伯特.奥内尔博士曾在《清长之战》（即长津湖战役）中写到：“中国从他们的胜利中一跃成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如果中国人没有于1950年11月在清长战场稳执牛耳，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一定不一样。”
1952年9月，第九兵团从朝鲜回国休养。
他们已经累了，新一批的志愿军将士会替他们完成未竟的任务。
宋时轮已头发花白，对这位将军来说，他已把自己无尽的岁月都交与了长津湖。过江时带走的许多弟兄，再也未能归来。
吉普车行驶至鸭绿江，望着沉默的江水，宋时轮将军突然举手示意，让司机停车。下车后，他对着长津湖的方向久久默立，而后弯腰脱帽，深深鞠躬。
起身时，老泪纵横。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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