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满清这个垂垂老矣的王朝已逐步走向自己的末路，但朝廷之中也不乏爱国有识之士企图重振中国雄风，也颇有一番作为，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四人——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四人也被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而这四人中，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三人被后人争议较多。而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也曾对三人进行过比较。
首先，李鸿章与曾国藩。梁启超说：“李鸿章之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惟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携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
所谓“曾非李所及”，我觉得可以用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里一句话来说“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他打败太平天国，扶持大清江山垂而不死，是清廷的中流砥柱；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倡导洋务，学习西方，开创了同治中兴；他克己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他的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毛泽东研究曾氏文集时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被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是一个“办事兼传教之人（毛泽东）”。
从做人以及学问上，李鸿章确实不如曾国藩。但在做官及办实事方面，李鸿章并不比曾国藩差，二人都是学习西方的积极倡导者，梁启超也说“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此种眼光，虽先辈曾国藩，恐亦让彼一步”，李鸿章屯练淮军，兴北洋水师，开招商局，置机器局，办开平煤矿，倡议设铁路。“自军事商务工业，无一不留意。”
所谓“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在外交方面，曾国藩所办理的天津教案毁了他半生清誉。而后人对李鸿章更多有骂其为“卖国贼”者，但在当时时代背景下，二人的作为实乃无奈之举，曾国藩在天津教案的妥协，很大程度上不是他对外国人奴颜媚骨，而是出于大局考虑不想挑起战争。而李鸿章，尽管他代替清廷签订了臭名昭著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使当时的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但面对列强，始终“挺然以一身当之”，为了减少中国的损失，他曾据理力争，也曾苦苦哀求，力求使为中国多挽回一些权益。在积贫积弱的条件下，熟悉内政外交的李鸿章努力运用老辣的政治智慧，玩“洋毛子”于股掌之间，善于少赔款，多办事，坚持能赔款不割地，能割半岛，最好不割让海岛的原则，尽量减少损失。于国于家，于情于理，曾、李二人并不该被称为卖国贼。
对于李鸿章与张之洞，梁启超的评价更偏向于李鸿章。“张何足以望李之肩北。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媸名故常趋巧利……至其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李鸿章张之洞两人关系倒是有些水火不容，庚子之乱后，李鸿章在北京主持和议，心力交瘁。张之洞迭电建言，隐有不恭不敬之词，李鸿章对别人说：“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意指张之洞不谙大势，不明大局。张之洞闻言深恨，勃然反击：“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
但梁启超说张之洞“虚骄狭隘，残忍苛察”，或许有些过，而其“最好名”一说，我想从他在殿试时仅凭慈禧一语而自认为慈禧的学生以及后来对慈禧的支持就可以看出，他与李鸿章的不和据说也有些嫉妒李鸿章得到慈禧大力支持的原因。不过放下其性格方面不说，观其一生，张之洞主要做了四件事：一办新式教育，二办实业，三练新军，四抵外辱。而从这四件事上看，他与曾、李二人理念是一样的，一为振兴国家，二为解决内患并抵御外侮。他的教育理念，他的汉阳铁厂，他的新军以及中法战争的胜利，对于大清，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也是有着很大影响的。
不管梁启超如何评价，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三人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一生，成就非凡，让人仰望；但在当时国弱民贫的时代下，尽管极力推行新政，学习西方改革现状，也终究没能使清王朝重新振兴，张之洞更是亲手培养了埋葬清王朝的火种，也让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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