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华》上映时,我没去看,担心泪洒当场。前两晚在家里看了,意外发现这部影片没有煽情点,反是让人沉默——观众有许多观点想要表达,却又不知如何陈述。正如导演文晏所说,“希望这部电影能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问题的起点,而不仅仅是一次情绪的宣泄”。
这确实是一部发人深思的电影。
它很真实。像跟拍的纪录片,镜头长时间停留在未成年少女小米、小文、新新身上。直至影片最后,事件的施暴者刘会长都没有正面镜头。
它很克制。足以失声痛哭时,只有小文坐在病床上无措晃动的双脚、挂在下睫毛的一颗泪珠。需要作出选择时,只有半敞的窗户和空荡荡的病床,小文跳下去了吗?可下一个镜头还有她。
它很无奈。无知的十二岁小孩瞪圆眼睛问“处女膜是什么?”受害者父亲愤怒而无力呐喊“那公道呢?”受害者母亲狠狠扇孩子耳光“谁叫你整天穿这些不三不四的衣服?”
它很深沉。每个人作出的抉择,看似个人行为,其实暗中纠缠在同一张网上:选择忍气吞声的受害者父母、选择责备孩子的母亲、选择金钱的目击证人、选择维持利益的商人、选择权利交换的执法者,选择伸张正义的律师……无形中都活在以施暴者刘会长为代表铺开的社交网里。
这比直接施暴更可怕。
平凡人为了平凡人生营营役役,梦想有一天凭借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他们本应拥有的嘉年华,却在“上帝”随意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间化为乌有。
这个“上帝”,可能是权贵,可能是贫穷,也可能是或忍气吞声或随波逐流或大放厥词的我们。
导演高明在于不直接点破这层关系。她引导读者去寻找、去思考。而且每个表面的答案背后,犹有更进一层的深广含义。
——新新为什么认刘会长为干爹?
——刘会长是爸爸的上级。
——小文为什么晚上不回家?
——唱K晚了,回家怕妈妈骂。
——小米为什么否认目击全事件?
——避免不必要麻烦,保全自己的工作。
——小米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份600元月薪的工作?
——她十三岁从家里逃出来,三年间经历了十五个城市。没有身份证。难得酒店经理允许她工作。
——新新父母为什么放弃对刘会长的诉讼?
——孩子受到伤害既成事实,告他最多坐牢几年,出来照样呼风唤雨;拿他的钱,孩子可以读昂贵的私立学校,重新开始人生。
——警察为何维护刘会长?
——不外乎权权交易。
影片以小米的视觉展开,对小米的来历却交代不多。只知她没有确切的出生日期,出生在夏天,即将满十六岁。
至于她为何离家出走,怎样辗转于十五个城市,没有呈现。
不难猜测,她过去三年过得很艰难。在莉莉问她是否雏时,她闪烁的眼神似乎暗示些什么。
她说小文和新新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随即因拿了刘会长的掩口费被黑衣人暴打。暴雨的暗夜,几个黑衣人对付一个弱质女子,除了动粗还有没其它更残忍的行为?
不忍卒想。
小米代表着底层努力生存的女子形象。她领着600元的月薪,貌似和住在700元一晚酒店的小文扯不上联系。实际上,小文、小米、莉莉、小文妈妈的命运暗藏着彼此的影子。
小文可能会重复小米的人生道路。小文被迫夺取的童贞,像烙在身上的烙印,就像广场中央梦露雕像裸露的大腿上揭之不尽的牛皮藓小广告,总有好事者不断揭伤疤、贴标签。才十二岁的小文已厌学,也许不想继续读初中。以低学历、贫穷子女的身份进入社会,能做些什么呢,不外乎像小米一样倒倒垃圾、铺铺床单,做些低薪的苦力活,挣扎在生存的贫困线。
小米可能会重复莉莉的人生道路。莉莉临走前劝小米,“要不你跟老板道个歉,现在走就亏了,留下来说不定可以做个前台”。莉莉觉得对她和小米而言,酒店前台已经是份难得的好工作。后来小米拿起莉莉的化妆盒,戴上莉莉的耳环,她几乎要成为和莉莉一样靠男人为生的女人。
莉莉可能会重复小文妈妈的人生道路。陷于失败婚姻、夜夜笙歌的小文妈妈不是合格的好妈妈,她对小文不闻不问,出现问题则把责任推卸在孩子身上。这是她的罪孽及无奈。也许她也是这样被养育成人。她曾经历小文的遭遇、小米的挣扎、莉莉的堕落,最终长成这个无力顾及后辈的母亲。
广场中央高耸的梦露雕像,代表这群曾经的女孩的未来梦。她们曾幻想自己的青春绚烂无比,却难逃牛皮藓广告和被拆除的命运。被刘会长们观赏玩腻的梦露何去何从?
——要么被运去更破败的小镇。
——要么被扔进垃圾堆。
影片最后,穿着白裙的小米骑着摩托车逃向下一个立足之地。影片的色彩忽然明亮起来,像在陈述一个美梦。
它也许真的只是一个美梦。
在讲述完刘会长勾结执法者、医生宣布小文和新新没有被侵犯,镜头一转,突兀插入一则刘会长们被调查的新闻播音。
在小米擦上莉莉的口红准备出卖肉体时,竟突发奇力,砸开铁链,顺利避开众多眼目,开走摩托车。
手指粗的铁链锁可以用石头砸开吗?这和刘会长被调查一样存在疑问。
当然了,影片可以只展示半敞的窗户和空荡荡的床,也可以制造逃离的美梦。
这个美梦代表这个世界会好起来,还是代表现实的逃匿?
希望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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