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蒋云儿
中国人的穷，日本人的丑，美国人的性生活
从中学开始，阅读就在宽敞明亮的阅览室里，被老师强迫性的高跟鞋响声笼罩上一层掩盖叛逆的薄纱。
那时候，我有一个黄色的硬壳本子，里面按照老师的要求，摘录每周两次的密集型阅读心得，以及当时读到的优美语句。
这里说的优美语句，是有一个独特的标准的，是一种在中学生眼中不言自明的简单又难以理解的标准，既有能让那个年龄的人能够理解的心理描写，又必须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美景。尤其重要的是，要有必不可少的，迎击困难的字句。
可惜的是，那时候被同学和老师们奉为神作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是一本我到现在也没有成读的书。那时候，我被老师点名站在阅览室里阅读的段落，来自《包法利夫人》。
她躺到床上，身子伸得直直的。她感到嘴里有一股刺激人的味道，于是醒过来了。她隐隐约约看见了夏尔，随后她又闭上了眼睛。她仍好奇地留心自己有什么变化，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痛苦。但是没有！还没有一点感觉。她听到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炉火的声音，还有站在她的床边的夏尔的呼吸声。
“啊！死，这完全算不了什么！”她心里想，“我就要睡着了，一切都结束了！” 她喝了一口水，身子转到墙那边。可怕的墨水味还留在嘴里。——《包法利夫人》
从那以后，阅读几乎被一道门挡住，门里所有的纸张上写的都是方块字，而我只能在门里活动自由。
文字差异造成文化壁垒。
我早年间的阅读经验的局限，主要有几个原因，概括起来，是对未知的阅读没有了解。
书籍不是奢侈品，而是日常用品，阅读不是每年一次的旅游度假，而是每天俯仰皆在的生活习惯，是一件持续并且有迹可循的非随机性的事件。
在读本国作家的作品时，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同质化。内容的相似性，时间的覆盖性，对人物情感低迷的表达，以及具有一定局限性和民族性的道德标准。
当一个读者有着强烈的与作者共鸣的愿望时，文化造成的保护和壁垒作用就尤其明显。
中国作家善用“兴”的手法，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引之词；西方作家爱铺排内心世界，擅长打造棱角分明的人物性格。这里涉及到两层因果，外面一层是文学作品的特点区分了读者群，内里一层是地域文化差异造就的文学风格差异。
中国是一个以贫穷为土壤的国家，无论从道德标准，还是从个人主义来看，贫穷和匮乏对文学的推动力量都很巨大。
文学的底色来自文化。
孙小姐说：“我进来的时候，看见这店里都是苍蝇，馒头和肉尽苍蝇待着，恐怕不大卫生。”李梅亭笑道：“孙小姐毕竟是深闺娇养的，不知道行路艰难，你要找一家没有苍蝇的旅馆，只能到外国去了！我担保你吃了不会生病，就是生病，我箱子里有的是药，”说时做个鬼脸，倒比他本来的脸合式些。——《围城》
中国作家擅长写穷。
《围城》中的穷，不是破衣烂衫，不是食不果腹，而是一种时时刻刻的缺东少西。
有一次和同事一起吃饭，听他说过大概这样一句话：现在，从全世界来看，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国家，只有中国。他举例说，电视里那些漂亮的韩国的见习生（明星训练班的学生），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牛肉火锅。
在中国，穷是一个文化用词，不是一个资源用词。
中国人的穷，日本人的丑，美国人的性生活
我们再用更开阔的视角去观察。
在这个世界的不同陆地上形成的不同文化中，从文人墨客笔下呈现出来的，是另一些东西。
前段时间，因为东野圭吾打入国内的两部悬疑小说评价超高，我入手了两本，一本是《白夜行》，一本是《嫌疑人X的献身》。
在对这两本书中近乎完美的环境设计叹服的同时，那极端环境下的人性，从故事本身来说虽然让我印象深刻，却离真实的生活非常遥远。
《白夜行》中，桐原亮司在废弃大楼里目睹了父亲对朋友雪穗的凌辱，用剪刀将父亲杀害，并且在以后的人生中，帮助雪穗买股票、开服装店，自己却默默无闻地蜗居在底层社会，为保护雪穗不惜再次杀人。
在雪穗接下来的成长过程中，桐原亮司一直保护的，是一个孤独、没有情感的人。这和她的原生家庭、社会环境等许多因素密切耦合，在最后，她也没有找到幸福。
中国人的穷，日本人的丑，美国人的性生活
这个故事到底讲的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一场畸形的爱恋吗？或许还是一种隐形于繁华世界美好假面下的残酷事实，一种不断摧毁希望的连续破灭。
在《嫌疑人X的献身》中，曾经是陪酒女郎的离婚女人靖子，与女儿相依为命，前夫富坚不停的骚扰威胁，导致二人忍无可忍将之杀害。混乱之中，在隔壁偷听的石神挺身而出，不惜因要为母女二人洗脱罪名而杀害无辜游民，导致一场法律与智力的搏斗，最后与女主人公靖子一同接受法律制裁。
酗酒的前夫，冷淡的女儿，局促的居舍，一根桌毯电线。悠长的棚户区，叮当乱响的易拉罐，睡觉用的纸箱。
在石神设计线索，与警方和汤川学斗智斗勇的同时，靖子努力地维持生活的原貌，照常上班，接受警方调查，与工藤约会。她的女性意识在接受保护和自首两种相反的选择下，逐步变得独立而坚定。
在主要人物的行动背后，社会生活的绝望、情感的畸形、个人的脆弱袒露无疑。
类似的，在村上春树的作品中，比如《挪威的森林》，主人公与自杀的好友的女友发生关系，《海边的卡夫卡》主人公辱母弑父。
撇开文学作品对世俗道德的重塑，这些为我们所熟知的日本文学作品描绘的故事，往往在趣味性诉求的读者面前表现为“怪”，在文学性读者的面前表现为“丑”。
文学和经济学一样，有自然科学的基因，遵循供需守恒的规律。
经济学中，一个物品的存在必定有生产和消费两端的平衡作用，而文字作品也必须有作者和读者这两个端。
东野圭吾的极端畸形背景的作品，不仅是作者对他眼前世界的理解，还代表着一大群读者的诉求和预期。
下面提到的是一个我们中国人觉得很不现实但真实存在的作品，从一个美国作家的笔下流淌出来，呈现除出了另外一种样子。
我装着很感兴趣，把头凑上前去，近得她的头发都碰到了我的鬓角，她用手腕去抹嘴的时候，她的胳膊拂过我的脸颊。我透过亮闪闪的、朦胧的光线瞅着那幅图片，反应比较缓慢；她那两个裸露的膝盖就不耐烦地相互磨蹭碰撞起来。后来我模模糊糊地看出来了，原来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画家舒坦地仰卧在一片沙滩上，在他旁边，也仰卧着的是一个米洛[2]的维纳斯的石膏复制品，一半埋在沙里。——《洛丽塔》
有着严重恋童倾向的亨伯特，在一次被动地拜访（本来并不想租住）一个单身女人黑兹时，爱上了她的女儿洛丽塔，并且在已经成为他的妻子的黑兹因车祸去世后，引诱洛丽塔以女儿的身份，做他的秘密情人。
在读故事的时候，我的内心是被不断颠覆的。没有露骨的肌肤之亲，没有残忍的精神绑架，没有说教。
如音乐舞蹈一般浓重的文字，纵横交错，像编织一匹精美的锦缎，让读者不禁以为自己读的根本就是一个理所当然、光明正大、凄美萧索的爱情与复仇的故事。
我所记得发生过的唯一确切的性经历就是：有次在学校的玫瑰园里跟一个美国小孩讨论青春期出现的种种意想不到的事，那是一次严肃、得体、纯理论性的交谈。——《洛丽塔》
在亨伯特的内心里，模模糊糊，既平常琐碎又富有诗意，存在一种明彻的反讽。这种反讽，在最后奎尔蒂被杀及之后达到一个顶峰，并且在他慢悠悠的“逃亡”和舒舒服服的伏法中像一片树叶被埋在凛冬的雪地里，优美的结束了。
亨伯特在自述中对男女情爱和肉体欢愉的不加掩饰，是一种变态的，对美好的渴望。随着时间在文字中的流逝，变态的部分消失，渴望长久地留在了我们的心里。
纳博科从一开始就遮遮掩掩地表达了一种崇高的卑劣。男人的不安、女人的欺骗、正常人的恐惧、精神病人的无畏。生活既有其本身朦胧若隐的美好，也有其暴露无遗、琐碎纷繁的残酷。
相比之下，东野圭吾笔下人物的自私和冷酷更像是一种精致的对话体。
不管是从暗流涌动到如今风生水起的对话体，还是对于已经有了几分贬义的古典主义，他它们的关系都像被水面隔开的一整座冰山，前者节省时间、引人入胜，后者充满了诱惑力的部分，时刻吸引人不顾一切去一探究竟。
中国人的穷，日本人的丑，美国人的性生活
西方人的细胞核里好像有种独特的性爱基因，因此他们尤其善于处理爱情存在于皮肤表层的部分。
不管是在文学还是影视领域，肌肤之亲不仅用于表达爱情、受戒、奉献、背叛等易于理解的，个人倾向的意向，还用来讽刺现实、表达被压抑的群体欲望、展现社会阶级的分崩、金钱的意义等等众多更加广泛和深入的话题。
还记得看《画皮》时，在王生的梦里，水天相接的蓝色的背景下，周迅饰演的小唯躺在一块大石头上，梗着脖子，一边太阳穴边的血管突然暴起，像是刚吃了一块卡喉的羊脚踝。
小唯是痛苦的，王生用力扭着她的脖子，也是痛苦的。情爱在这两个人之间完全失去了美。
一个影视作品，乃至文学作品，如果必须迎合某个社会、某个时代的主流道德，那它就失去了其建设性的意义，而仅仅是一种消遣。
我们作为读者，阅读确实会有一个边界，这个边界不是我们自己主动营造的，而是与许多因素息息相关。
但是如果我们甘于对这个边界望而却步，这个边界就会慢慢蚕食我们的视野。
我们不会看到日本的东野圭吾和村上春树，不会看到美国的纳博科夫，不会看到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从而他们所在的国家、时代都与我们所在的完全割离开。
那些有着不同习俗的文化不被我们体会，那些与我们一样流着鲜红的血，披着会被太阳晒黑的皮肤，擦洗着洁白牙齿的人的全部生活，都将在被精心美化过、塑造过的电视机里，像载玻片上的一滴液体，只能被局部的欣赏。
地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有生活在这里的生物共享老蓝天和大海，呼吸相同的空气，观赏类似的花草。
真实世界不存在壁垒。
本文作者：蒋云儿
爱生活平淡，也爱极限挑战；写小说，也写读后感；钟情桃源世外，也沉迷世俗红尘。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