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炒注：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史，中华帝国一直在改朝换代的剧情中循环。从暴秦、强汉、乱晋、盛唐、弱宋，到最后明清的封闭，我们习惯于从君王的性情、国家的政治军事史以及官僚的人品道德中去思考过去。但在这些历史表面的背后，是国家财政的负重前行。财政的兴衰，决定了国家的政策和民心的向背。
伟大导师曾言：“税收是喂养政府的奶娘”、“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就是纳税”。某国总理也曾经说过：“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
本系列文一共6篇，按照时间顺序，以财政收支为突破口，脱离书本的道德说教和生搬硬套，为你依次解读历史大事，力求一针见血，透其本质。相信你读完后，对中国封建王朝史会有个全新的认识。
为便于读者理解，根据财政制度的传承性和转折性，我将中国集权财政制度分为四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是制度的孕育，时间跨度为春秋战国，持续500年。军阀混战，各大诸侯纷纷变法图强，实质都是变法收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应对战争和领土扩张，最终秦国成功。
第二个周期是制度的成长直至死亡，时间跨度为秦至南朝，持续800年。切除了诸侯这个肿瘤，国家财政之手真正覆盖全国，财政实力得到实质性加强，但又出现了世家大族这个癌细胞，国家在与世家大族的对抗中走向终结。
第三个周期是制度的涅槃重生，时间跨度为北朝至南宋，持续900年。以科举制瓦解世家大族后，国家财政制度在国营政策和民间经济中间寻找平衡，却总避免不了国进民退的结局。
第四个周期是制度的返璞归真，时间跨度为元明清，持续600年。小农经济占据主流，民间商业艰难生长，财政制度回归以农业税为主，足够保守、简捷。
第一周期：集权财政制度的孕育
中华5000年历史，唯一的一次“变法狂潮”就发生在春秋战国。变法的目的都是加强中央政府对国家资源的控制，增加财政收入，以应对激增的战争支出。在变法措施上，主要从三方面着手：
1、扩大税基，以土地私有制改革激发农民种地积极性，增加粮食产量；
2、打击贵族，向农民直接征税，防止税收被贵族截留；
3、实施国营政策，国家控制自然资源和物资买卖，赚取高额收益。
商鞅变法在制度层面彻底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取得了成功。
一、旧制度的瓦解
西周实行分封制，地方税收大部分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即相当于中世纪西欧王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
到了西周末期，西周总人口达到2000万左右，比初期增长近4倍，再加上铁器的广泛使用，很多人开垦荒地，开垦出来的田地都算私田，这些田的收成不用给周天子上税。而周王室由于大量封国、采役的建立，中央直属的土地逐渐萎缩，与犬戎的交战也耗费了不少财力。
此消彼长，周王室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差距减少了，对地方诸侯的控制力也变弱了，这为东周分裂埋下了伏笔。
二、新制度的孕育
进入春秋战国，烽火连天，各国开始纷纷变法，在土地私有制改革、瓦解贵族和资源国有化上进行不断地尝试，最终在秦国取得完全意义上的成功。
管仲之治，开国营政策之先河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以管仲为相，开始一系列的财政改革。
第一，促进农业生产。土地制度：将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农户，土地不能买卖和转让。管仲没有打破当时的土地制度，只是重新分配了。
第二、开创盐铁专营之先河。管仲认为征税最好最理想的方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之不怒”，提出“寓稅于价”——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间接收费，这样百姓才不会从心理上去抵抗（我国直到今天也是这样，税收以间接税为主，房产税是直接税，一直不敢收）。盐池和矿山的所有权是国家，开放给民间生产和经营，政府进行统购统销，以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盐铁专营是管仲之治的最大改革遗产，比如现在提倡的“做大做强国企”。
第三、开国营色情行业。当时设置了7500间妓院，由国家统一管理，从中收取税收。这项让齐国财政获利最丰厚的政策，让管仲被称为妓院祖师爷。东莞也受益匪浅。
第四、重视商业，鼓励贸易和消费。但春秋时期农业生产力低下，并不具备商业的条件，这一举措对当时齐国的财政收入影响有限，管仲后期又回到了“利出一孔”的重农抑商政策。所以，管仲并不是重商主义者，所谓的齐鲁“商战”是后人杜撰出来的。
通过改革，齐国税收主要由农业税和专营收入构成。齐国人口达到300万，拥有大量战车，齐桓公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
管仲没能进行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齐桓公死后，管仲的改革措施没能再坚持下去，齐国一世而衰。
晋国版“打土豪分田地”
晋国历经两次重大改革，才成就了晋文公霸业。先是晋献公“打土豪”，即打击公族，公元前669年尽杀群公子，本家四代通通杀死， “赵氏孤儿”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然后晋献公之子晋惠公着手进行财政改革，开始“分田地”，采取“作辕田”，将贵族占有的土地返还给农民，承认土地私有，这样原来进入公族口袋的田赋充实了现在的政府财政收入。
由于收拾了四代公族，相比齐国，晋国强势延续了较长时间，持续百年。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晋厉公、晋悼公、晋平公被合称为“晋国六霸”。
晋无公族，但有功之臣的后裔“春风吹又生”成了王室最大的威胁，并导致了后来的六卿专权（”三家分晋”源于此）。卿大夫们又形成了小的诸侯，小的诸侯霸占田地，又开始一点点的蚕食财政，晋国逐渐衰落，这和周王室的衰落如出一辙。
鲁国“初税亩”，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公元前 594 年，大家熟知的季文子在鲁国实行了“初税亩”，开始对私田按亩征税，正式确立起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完全意义上的税收制度，比晋国更彻底。
季文子想出这招税收方式，无论公田还是私田，一律按照实际耕种田地的亩数来收税够狠够准，税率为1/10。一下子私田兴起，“隐民”剧增，税基大大扩大，政府收入增加，国家变强大。
鲁国的国君鲁宣公意欲除去季文子，但是发现国人明显倾心于他，宣公死后，季文子开始执政，从此开启了季氏的执政专权之路。
李悝变法，首次全国性整体配套改革
全国性整体配套变法，始于李悝变法，终于王安石变法。公元前445年，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揭开了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序幕。
第一，土地政策上，沿袭季文子的土地制度。
第二，打击贵族，废除世袭制度，根据能力来选拔官吏，取消世袭俸禄。这一条显示了李悝相比前人的前瞻性，但执行得并不彻底，宗室贵族的儿子继续霸占田地，农业税还是收不上来。
变法后，魏国很快富强起来，魏国向西攻占了秦国河西地区，向北伐灭中山国，向东打败齐国大军，开拓大片疆土，一跃为中原的霸主。
李悝变法有其不彻底性，一些被动过“奶酪”的贵族利益阶层一直伺机报复，李悝、魏文侯相继离世之后，改革力量没能压制住旧势力，魏国又退回到了从前。
吴起变法，打土豪的运动
吴起也参与了李悝变法，跑到楚国后，公元前386年，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开始轰轰烈烈的吴起变法。
吴起吸取李悝变法失败的教训，将变法的核心放在打击贵族。第一，免除贵族三代以上无功人员的官职，收回俸禄；第二，勒令一些民愤较大的旧贵族，迁移到边远荒凉地区去垦荒生产，没收他们原来的封地，收回征税权。
经过吴起变法，前后不过5年时间，楚国国力强盛，北伐魏国，收复陈蔡二国，南平百越。公元前381年，吴起被贵族用乱箭射死，变法失败，楚国回到老样子。
吴起改革简单粗暴地直接剥夺贵族利益以弥补国家财政，迅速激化了矛盾；没有涉及农民利益，使得改革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只抓政治，不抓经济和民生，这种古代版的“三反五反”运动，即使改革多进行几年，也避免不了失败的结局。
商鞅变法，首次完整意义上的成功
战国时期的国际环境更为恶劣，秦国又很穷，被称为“秦夷”。
公元前356年，秦国开始大刀阔斧的商鞅变法。
第一，“废井田，开阡陌”，平均分配土地，承认土地私有，鼓励老百姓开荒，允许买卖土地。这是照搬季文子改革，但商鞅做得更决绝：“利出一孔”，强迫人们只能种地，堵住其他出路。资源国有化、商品重税、户籍登记、取消货币以实行以物易物，将老百姓死死地限制在土地上。
第二、控制粮食买卖和所有自然资源国有化。盐铁专营的深化。
第三，军爵制度，取消贵族所有的爵禄。商鞅直接收回特权，只以“短平快”的军功论赏；并且，全国上下，只要有军功，就能获得相应的爵位。这一军爵制度可为开天辟地，快速将贵族制度打破得彻彻底底，解决了困扰历代改革者的贵族阻扰问题。科举制与军爵制有异曲同工之妙。军爵制度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第四，“不许思想”的愚民政策。让农民专心务农，不致意志涣散，把人变成了种地机器。这是商鞅变法区别于改革前辈的独创，认识到了思想灌输的重要性。“只有一种思想”，与“不许思想”一脉相承。
变法实施后，农民税收源源不断地送往中央，10年时间秦国财政收入增加20倍，到公元前342年，秦国财政收入超过六国总和的一半，秦国有了大规模战争的本钱。
三、秦国一扫六合
新制度的延续
商鞅变法很幸运地延续了下来，走出了历代改革人亡政息的怪圈，这主要是因为：
1、变法带来的财政增长十分明显，呈几何级增长；
2、通过军爵制度巧妙地将内部矛盾以战争方式对外转移，军功客观而且快速，不像文官升迁比较主观而且缓慢，因此秦国快速形成了军人阶级这个新的利益阶层，能够压制旧贵族；这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关键原因。
3、商鞅虽被车裂，但旧势力也一并被铲除，这是新君为稳固自身的政治斗争，与变法本身无关。
自此，商鞅变法深深地镶嵌在秦国身体里，融为一体，秦国崭新的财政制度孕育而生。
以战养战
公元前330年，秦国击败魏国收复农业重镇河西地区；公元前316年，秦国灭巴蜀，又得一粮仓；公元前278年，秦国在鄢郢之战击败楚国，占取江汉粮仓。
秦国对外扩张获得丰富的土地和人口，复制秦国模式，化地入秦，获得更多的农业税，投入更大的战争，这种以战养战，秦国所向披靡。这也体现了秦国的深谋远虑，不穷兵黩武，每一次大规模军事打击，都要有所收益，通过对占领地征税和掠夺官府财富，维持帝国财政平衡，保证军队后勤。
长平之战的财政比拼
战国末期，秦国已经是七雄里面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东方六国只有赵国仍有与秦军一拼之力。
公元前262年，秦赵之间爆发长平之战，决战之时秦国投入了60万左右的兵力，占全国男丁1/4，赵国投入45万人，占全国男丁1/3。
秦国人口600万，占七国总人口3/10；财政收入占七国总量的60%；坐拥关中、巴蜀、河东及江汉四大粮仓。赵国人口300万，产粮地以晋阳和邯郸两个地方为主，土地质量不如秦国四大粮仓，赵国并不太重视农业，连有名的赵武灵王变法也未涉及农业生产。在国力的比拼上，赵国已输一截。
赵国强撑三年后，到了公元前260年，财力耗尽，打到最后，就连君王都带头喝粥，其惨状可想而知。
赵国的财力无法支撑了，赵王督促廉颇主动出击，结束战争。但廉颇坚守不出，这才有了廉颇下课、赵括上任，赵括主动出击，结果全军覆没，赵括落了个“纸上谈兵”的笑话，成为背锅侠。
但真相是：如果主动出击有获胜把握，名将廉颇何必死守呢？赵国的财政已经决定了战争结局，非人为能改变。
长平之战是战国历史的关键转折，至此秦国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
财政蓄力，一扫六合
长平之战后，秦国没有立刻灭亡赵国，而是过了30年后才灭亡赵国，这主要是因为为了取得长平之战的胜利，秦国也死伤过半，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财政需要进行一定时期的恢复。
公元前230年，秦国财政收入超过六国之和，军队人数100万，然后仅用了10年时间，秦国一举灭掉六国，如同秋风扫落叶般，建立起2000多万人口的大一统国家。
四、小结
管仲开创盐铁专营政策，国营政策成为集权国家快速扩充财政收入的不二法门；
季文子建立土地私有制下的全民税收制度，解决了最基本的税基问题；
商鞅利用军爵制彻底打掉贵族这个中间层，解决了税收流失问题，国家得以能够对民众直接征税；
商鞅发扬光大历任改革者的有利措施，辅之以愚民政策的意识形态全面化，终于成功孕育出崭新的集权财政制度，从而将秦国国力带上新的台阶，奠定了统一六国的物质基础。
在财政的有力支撑和战争节奏的良好把握下，秦国时刻注重财政平衡，顺利灭六国，建立起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从此以后，“百代都行秦政法”，后世只是在秦体制里修修补补。
从商鞅变法开始，到秦灭六国，历时135年，战争不断，但秦国始终强大；
秦朝建立后，人口、土地大大增加，战争威胁大大减少，理应一片欣欣向荣，但秦朝二世而亡，国祚仅仅14年，令人唏嘘不已。
如此反差，其原因就在财政里。具体分析请看《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二 ）—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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