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叩开国门 邓小平会见幸之助 佟志广会客联络处
一、“破冰之旅”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了建交公报。宣布中美两国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
同一天，美国《时代》周刊出版。按照它的惯例，在每年的第一期评选出上一年度的世界风云人物。在这个年份，中共中央名义上的三号人物邓小平推上年度风云人物的位置。
文章标题是“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文中惊叹:“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中美建交28天后，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访美。1月29日上午10时，美国总统卡特亲自在白宫南草坪主持欢迎仪式，鸣礼炮19响。按照国际礼宾规格，接待国家元首是21响，政府总理是19响，副总理是17响。
欢迎仪式上，美国总统陪同中国副总理检阅了美国仪仗队。随后，以国宴相待。邓小平表示:“中国的大门对一切朋友都是敞开的。”
2月5日，即邓小平离美回国之日，他再度出现在《时代》封面上。此后，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二、外资进入中国
邓小平访美释放了一个积极开放的讯号，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走进中国。而这年1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到中国去！”这年春天，法国人皮尔·卡丹带领12位服装模特来到中国，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向首都群众展示了“皮尔·卡丹”服饰的魅力。
那时候，中国流行服饰不外蓝、绿、灰三色。皮尔·卡丹的到来引发了服饰革命，上海的服装店里开始出现五颜六色的新式衬衫。不经意间催生了浙江温州的纽扣、服装生意。
不久，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回访中国。基辛格介绍了惠普。随后，惠普公司创始人之一戴维·帕卡德应邀访华。中方正式提议与惠普建立一家合资企业。
按照当时政策，不成立合资企业无法进入中国市场。另一家美国公司可口可乐的产品只能从香港向内地发送，仅限于在北京的友谊宾馆销售。因此，惠普1985年组建合资公司。
就在美国企业踏入中国大门之际，日本人也如期而至。1月，中国从日本引进的年产1000万平方米压延法PVC壁纸的生产线在北京建成投产。
1979年，上海金星电视机厂从日立公司引进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四川长虹则引进松下公司的黑白电视机生产线；天津市计算机中心选择从富士通公司引进电子计算机。
6月，为了兑现一年前的承诺，松下幸之助访华。
到达北京当日，松下在有关单位邀请下观看了京剧《孙悟空大闹天宫》。
松下接受邓小平会见时说：“企业管理是个综合性的艺术，经营也是立体空间的，有无限创造性的艺术。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需要综合艺术家。前天，我看了京剧《孙悟空大闹天宫》，孙悟空神通广大。经营管理者也应该像孙悟空那样神通广大才行。”
邓小平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缺少孙悟空”。
随着日美公司纷至沓来，中国企业懵懂上路。1979年，北京烤鸭店恢复营业。一年后，北京烤鸭店恢复启用被废掉的商标“全聚德”，实施公司化运营。
三、可口可乐重返中国
1976年，中美两国尚未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互相在对方首都设了联络处。佟志广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任商务秘书。当时的可口可乐总裁马丁找到佟志广表示，向中国出口可口可乐。
佟志广告诉他，现在进入中国"为时尚早"。他解释说，中国大陆老百姓只在电影里见过可口可乐，当时的中国还不可能接受可口可乐这个代表西方生活方式的产品。
1977年，佟志广回到国内，进入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这一年，马丁又找到他。马丁把佟志广约到自己下榻的北京饭店，再次提出可口可乐希望重返中国。
经过当时中粮总经理张建华和佟志广等人多方努力，1978年12月13日，可口可乐公司与中粮签订协议。可口可乐撤离大陆30年后重返中国，成为港澳之外第一家进入大陆的外企。
巧合的是，在北京饭店同一层楼另一间会议室里，中美两国正进行恢复邦交的谈判。4天后，《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发表。5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首次访华。英国广播公司BBC为此拍了一部纪录片，中央电视台要买片子播放，找到可口可乐，希望赞助20万美元，条件是在片子播放前后放可口可乐广告。
20万美元在当时是个天价，可口可乐公司一年在中国也赚不到20万美元。但美国人很清楚，可乐的广告一旦在中央电视台上播出意味着什么。自此，可口可乐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四、借鉴外国管理经验
1、 “末位淘汰制”
1979年，中国最“热”的地方是广东。广东最具吸引力的是深圳。
改革开放伊始，香港商人刘天就跨过九龙海关，在荒郊的土地上盖起厂房。他将制鞋的一部分鞋面业务搬到这里。他提供设备、技术和原材料，雇佣工人加工。深圳方面只收取加工费。
香港人敬业，认真，讲究规则。农民出身的本地工人则有所不及。刘天就炒掉了厂长，宣布实行“末位淘汰制”：凡是产品做得不好，废品率高，不听话不遵守纪律的人一律炒掉。
这是深圳人第一次听到“炒鱿鱼”，至于“淘汰制”更是闻所未闻。
2、岗位责任制
1979年，国务院研究决定，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国务院明确两点：
一、利润分配上，企业保留一定的利润留成；
二、权力分配上，给予企业一定的生产计划、资金运用、干部任免等方面的权力。
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大型国企成为试点。
首钢的周冠五对国营企业作风陈腐、人浮于事、效益低下的弊端痛心疾首。治沉疴需下猛药，他推出了一套令人耳目一新的管理方式，最具代表性的是“三个百分百”与岗位责任制。
所谓“三个百分百”，即每个职工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而岗位责任制也异常严格。迟到一分钟，或者在车间不戴安全帽，都会被扣罚奖金。一般违规最少扣罚一个月的奖金，行为严重者要罚去三个月甚至更多的奖金。
局部试点取得成功后，1979年底，“放权”试点企业达到4200余家。同期，荣毅仁应邓小平只之邀，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日后这家公司成为中国企业界的“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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